“把妇女还给历史，把历史还给妇女”
----- 贺萧教授（Gail B. Hershatter）的海外中國女性研究
“把妇女还给历史，把历史还给妇女”
----- 贺萧教授（Gail B. Hershatter）的海外中國婦女研究
可以说，贺萧（Gail B. Hershatter）教授的著作与她的同行所做的研究一起，将海外中国妇女研究带入到社会性别研究阶段，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局面。
1992年2月7日到9日，由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和卫斯理学院联合举办的“赋中国（研究）以社会性别：妇女、文化与国家（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的学术研讨会在哈佛大学举行，有来自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印度、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国家和地区的近200位学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会。此时距在芝加哥举行的首届中国妇女研讨会已经有20年了。在这20年中，海外汉学界对中国妇女的研究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一种新的面貌，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汉学界；而中国学者也开始走出国门，开始与外界交流，有八位中国学者做了专题报告，这是中国的中国妇女研究的学者第一次和美国的学者一起，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刻也是中国妇女研究史上的重要一刻——宣告美国历史学家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开启的新的研究方向将成为此后中国妇女研究的主导。
1986年，琼·斯科特在《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了她最为著名的一篇论文《社会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Analysis》，从此，社会性别（gender）这个概念发展成为历史学中一个有效的分析范畴，她的社会性别理论也标志着美国妇女史学转入到了社会性别史阶段。什么是社会性别呢？斯科特认为，社会性别（gender）与性别（sex）不同，社会性别强调的是妇女在社会建构方面；而性别（sex）强调的是妇女生理方面。在斯科特看来，在暴露政治话语如何通过定义职业、定义男性的或是女性的家庭角色、政治角色和社会角色来创作自然等级或是对立关系时，社会性别是表明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中最有力的。在1992年召开的“赋中国（研究）以社会性别：妇女、文化与国家”的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的序言脚注中，援引了斯科特的文章并做了简略的阐述：“社会性别、身份和关系并不仅是个人或私下的事；它们是由家庭、宗教、医学、国家权威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制度和习俗所规定执行（有时也是所破坏）的。与此相应，社会性别也为家庭、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清楚表达和它们的正当性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语言和范畴……”因此，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倡议“赋中国妇女研究以社会性别”，并且宣布：“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不只占据中国学学术活动之一隅，而是将改写大多数我们用来解说中国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文化产物的基本范畴。”
不过，这个研讨会试图用社会性别理论来改造中国妇女研究的雄心在当时并没有被中国的学者所能完全理解，虽然他们注意到西方学者在区分“gender”与“sex”，当他们显然没有充分理解“gender”的意思，甚至把会议的名称翻译成“中国之性别观念”。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1989年由中国大陆赴美读研究生的女性们创立的学术组织）的会员们，在有100多位国内妇女学者参加的研讨班上，着重介绍了“gender”这个概念，并将它翻译成“社会性别”。1997年，李银河主编的女权主义译文集首次全文翻译斯科特的这篇影响深远的论文。1999 年和 2000 年，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组织了两次全国性的妇女史学科建设读书研讨班，两本内部资料集分别叫《赋历史研以社会性别》( 1999 年) 和《引入社会性别: 史学发展新趋势》( 2000 年)，斯科特社会性别理论已经被中国学界接受。
在海外，斯科特的社会性别理论所开拓的中国妇女研究道路已硕果累累。
1984年，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对美国汉学界的学术新思潮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他的师弟孔飞力在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几乎体现了当时美国史学新思潮新取向的所有特点：“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与费正清、列文森等第一代中国学研究者“西方冲击—中国回应”模式不同，以孔飞力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转向一种更加真正以对方为中心的史学，一种植根在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历史经验之中的史学”。
在美国史学新思潮的影响下，再加上斯科特的社会性别理论，美国的中国妇女研究学者不仅把被遗忘被忽视了数千年的妇女从历史中找寻出来，更是从社会性别角度，重新解说了中国的社会关系于社会制度，开创了新一代的学术景象，这其中有：伊沛霞（Patricia Ebrey）的《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1993年）；高彦颐（Dorothy Ko）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1994年）、《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物》（2001年）、《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2005年）；曼素恩（Susan Mann）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1997）、《张门才女》（2007），以及贺萧（Gail B. 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1997年）、《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2011年）等。
少年时代，贺萧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大地》。1972年2月，美国尼克松总统应邀访问中国，此时，贺萧正在麻省一所私立大学读一年级，媒体上出现的中国报道吸引了她的关注，于是，她上了一门中国史的课，第二年，她开始了学中文，因为“我既对中国刚兴趣，又对社会主义有很多理想。”与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大学生一样，贺萧参加过反对越南战争运动，当时美国政府宣传之所以打越战是为了防止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蔓延。出于对政府的怀疑和对抗，那一代美国大学生对中国，甚至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都持肯定的态度。贺萧也不例外。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贺萧正读研究生二年级，发现原来中国并不那么完美。1979年到1981年，贺萧到天津南开大学学习，这才真正开始说汉语，和中国人真正打交道，也正是这两年的中国学习，贺萧意识到，美国是历史的产物，中国是另外一个历史的产物。
中国的“另外一个历史”从此成为贺萧的研究对象，起初，她的研究对象是天津女工。不过，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上个世纪20年代在天津，妓女比女工多一倍。在研究完天津女工后，她便转向研究妓女。十多年后的1997年，她研究妓女的著作出版，这便是中国读者熟知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
这本书起首第一句，贺萧写到：“本书虽称不上是19世纪晚期至今上海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却又甚于想象性重构。”这句话可以说最为简略地概括、评价了这本书的内容，同时又显示出作者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所持有的审慎的态度。全书分五大部分，共15章，论述从晚清到20世纪90年代初100年间上海的娼妓问题。作为下层社会群体，娼妓很少有直接言说自己的事例。“只有当有人想对她们进行赞誉、谴责、统计其人数、进行监管、为她们治病、分析其病理、对世人发出警示、拯救她们、取缔娼妓业或者利用她们作为社会象征等等——只是在这种情形下，娼妓才进入历史记载。”因此，对于娼妓生活的“想象性重构”也是几乎不可能的，除极少数例外外，她们都是被“建构”出来。“在精心刻画中国近百年娼妓史的时候，我力图勾勒出地形图谱，指明事实、事实的制造者和事实的诠释者之间游离不定的关系。我始终不忘‘事实’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人们生产意义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因此，这本书的核心问题不是对娼妓生活进行还原式的叙述，而是“研究有关事务的只是是如何获得的，之后如何被记忆起来，再后来又如何得到历史学家的理解、同时经过其再创造而重新面世的。”也正是在这种张力中，贺萧显示出她深厚的历史理论功底，运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研究、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与话语，对史料进行了多方面探索和对话，追寻娼妓问题所关联的各个社会层面的意义，生产出一部复杂的开放的历史。在书中，贺萧将书写历史的过程比喻成“剥洋葱”：“如果历史学者专心致志地一层一层剥开洋葱，去寻找想象中的本质内核的话，那么她会发现除了剥下来的一堆东西和刺痛的双眼外，什么也没有找到。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引起历史学者的兴趣的，是洋葱的形状和纹理质地，是其层层相包、层间有豁的构造方式，是其看似浑然一体然而一剥便沿着起先看不见的裂缝纷纷散落的情形，是调查洋葱内里状况的行为切实改变整个洋葱形状的过程，是洋葱在各种情况下发出的气味，是调查行为本身对剥洋葱的人产生的影响——那么，以这种剥洋葱的方法对待历史便会产生丰富的成果。”这个比喻可以说是这本著作的最恰当描述，如琼·斯科特的评价：“本书以丰富而错综复杂的细节再现了上海娼妓问题的历史。它证明了娼妓问题对于这个时期的社会史与政治史是多么至关重要，并且提供了一种书写特定历史——它探询并具体描述了其根源——的范例。”出版当年，这本书便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 奖”（Joan Kelly Memorial Prize in Women’s History），这是历史学会首次将此奖项授予写美国以外地区妇女历史的作者。
在完成《危险的愉悦》后，贺萧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另一个沉默的群体——中国农村妇女，再次用著作回应了用扎实的研究回应着将女性主义带入后殖民理论的主要人物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所提出的“底层群体不能说话”的著名论断。在1990年代初，贺萧认识了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高小贤，聊天时发现两人对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感兴趣。1996年，贺萧和高小贤开始合作，一起研究农村妇女1950年代的经历。她们在陕西选择了四个村庄，对村庄里的72位老年妇女进行了采访。从这些口述史出发，贺萧探讨了19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各个社会角色：寡妇、模范、积极分子、农民、接生员、母亲、劳动者、叙述者等等，通过分析这些妇女的角色，贺萧不仅生动展示了一部1950年代中国农村妇女的生活史，更是“贺萧有力地检视了社会主义 的性质以及社会性别在社会主义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便是2011年 出版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这本书出版后，当年再获这本书获得美国历史学会“琼•凯利女性史纪念 奖”。琼•凯利是美国另一位女性历史学家，她曾经有过一句著名的话：“妇女史有双重目的：把妇女还给历史，以及把历史还给妇女。”她最著名的作品是1977年发表的论文《妇女经历了文艺复兴吗？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文章不仅把从未在文艺复兴历史中出现的妇女挖掘出来，还从四个方面审视文艺复兴对妇女的影响。对她来说，把妇女还给历史和把历史还给妇女同等重要，贺萧教授著作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