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 | 台灣意識不僅一種政治立場，更是一種抗爭意識
編者按：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NCCU）的長期調查，自1992年起每年或每半年進行，詢問受訪者是否認同為「台灣人」、「中國人」或「兩者皆是」。
從其調查可以發現，認同為「台灣人」的比例從1992年的17.6%大幅上升至2024年的63.4%，而「中國人」認同從25.5%降至2.4%，雙重認同從46.5%降至31.0%。這一趨勢顯示，台灣人的身份認同越來越集中於「台灣人」，特別是在過去20年間。其他調查如台灣公共意見基金會（TPOF）的數據也支持這一趨勢。例如，2019年TPOF調查顯示，58.9%認同為「台灣人」，3.1%為「中國人」，35.5%為雙重認同；到2023年，這些數字分別為60.2%、2.9%和34.3%，進一步確認了「台灣人」認同的上升。
台灣人是怎麼一步步從「中國人」轉變為「台灣人」的呢？這種台灣意識的轉變，對於當下的台灣有什麼影響呢？為此，波士頓書評採訪了新加坡台灣研究學者李氣虹博士。
2022年，李氣虹博士出版其學術著作《從「中國人」到「臺灣人」：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1995-2008）》；今年下半年將推出修訂版。這是一部深入探討台灣人政治認同從「中國人」轉向「臺灣人」的學術著作。作為在馬來西亞長大、在新加坡求學工，以「第三者」視角審視台灣政治認同的變遷，跳脫了台灣內部或兩岸對立的立場和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聚焦與1995年至2008年這段台灣民主化與本土化快速推進的時期，詳細梳理了政治認同的轉變過程，並將其置於更長遠的歷史脈絡（如日本殖民、二二八事件）中。作者提出「台灣意識」是一種抗爭論述，源於對日本殖民統治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不滿，並特別強調二二八事件對認同斷裂的關鍵影響。這種論述將台灣認同的形成與反抗外來統治的歷史緊密連結，與傳統上僅從民族主義或兩岸關係切入的分析有所不同，為理解今天台灣在處理台海局勢、賴清德總統的政策和7月26日举行的大罢免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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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NCCU）調查數據
問：在您看來，台灣意識不僅是一種政治立場，更是一種抗爭意識，源於對日本殖民統治及國民黨威權統治的不滿，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對台灣人對「中國人」認同的創傷尤為關鍵。那麼這種早期的「台灣意識」主要表現在什麼地方？當時的台灣社會是不是還是“中華民族意識”為主導，與“台灣意識”處於什麼樣的關係中？
答：首先需要釐清的是，「台灣意識」在廣義上是一種由地理範圍（台灣本島、澎湖）界定的地方意識、鄉土意識、文化意識。而從狹義來看，當「台灣意識」被放到政治範疇裡來審視，就表現為省籍情結、統獨意識的抗爭型態。台灣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黃俊傑指出，「台灣意識」是在1895年台灣根據《馬關條約》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後，才逐漸形成的一種相對於日本內地和日本人的抗爭意識。在這之前，無論是荷蘭、明鄭王朝、清朝統治時期，來自福建的漢人先民只有廈門、漳州、泉州、客家等鄉土意識，以及漢人與當地原住民的華夷族群意識。直到日本總督府把所有留在台灣本島生活的漢人，整體列為「台籍民」，以便與日本內地居民作區隔，「台灣意識」這才出現。至於「中華民族」作為一個現代民族主義名詞，最早是出現在民國初年、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一文中，而那時的台灣本島和澎湖已經是日本帝國統治的領土範圍內。除了少數往來於兩岸之間的台灣士紳階層，例如林獻堂、蔣渭水、連震東（連戰之父）、黃朝群等，大多數台灣漢人在日治時期對中華民族意識是相當陌生的。因此，「台灣意識」在1945年國民黨政府接收之前與「中華民族意識」並非上下從屬關係。直到1949年蔣介石率國民黨政府退守台澎金馬，為了長久經營這個反共基地而重新對台灣民眾灌輸大中國意識和推行國語運動，「台灣意識」才作為「中華民族意識」之中的一個附屬地方意識。
問：作為日本殖民地50年之久的台灣，有沒有一種“日本意識”呢？這對“台灣意識”有什麼影響？如李登輝和史明身上，可以看到日本殖民時期對台灣政治精英民族觀念的影響。
答：這不在話下。如果20年的時間可以形成一代人的思想，日本總督府先是從台灣原住民、後來也規定漢人在學校只能學習日文和日語。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至少影響了台灣兩代人的思想，使得日治時期的台灣漢人都有台灣意識和日本人意識的雙重意識結構。正因如此，台灣光復後本島漢人與大陸人在意識形態、生活習慣、社會價值觀都有明顯的鴻溝，所以才導致1947年2月28日全台各地爆發族群流血衝突的「二二八事件」。
問：您談到台灣民主化過程中，台灣意識有了很大的發展，如果說早期是一種自覺意識，那麼從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和陳水扁政府的本土化政策（如正名運動）等，是不是“台灣意識”開始成為一種政治立場？這是“台灣意識”發展自然的結果，還是相反，是政府努力打造的？還可以不可以用一種抵抗敘述來理解呢？
答：「台灣意識」成為一種政治立場，早在1947年「二二八」族群衝突事件中就已經顯現。但在國民黨政府的大中國教育政策之下，「台灣意識」一度侷限在經歷日治時期和二二八事件的本省社群，年輕社群在學校被灌輸「大中國意識」，「台灣意識」則比較朦朧。但在1978年前後《美麗島》雜誌社的鼓吹之下，「台灣意識」才在青年學生和知識份子當中傳播開來。1971年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失去中國代表席位，動搖了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民間宣稱代表全中國的法統地位，促使一些黨外知識分子開始思考台灣前途問題，進而在1977、78年引發「鄉土文學運動」的思想論爭，繼而1980年代出現有關「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辯論。在蔣經國晚年宣布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之前，台獨思想不能公開宣講、討論，故以「台灣意識」或「台灣文化」作為掩護。1993年李登輝向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發出「身為台灣人的哀」則是首次讓台灣意識同中國意識相提並論。1994年李登輝推動台灣教科書課綱改革，增加本土史地內容，後來被國民黨內外省菁英和中國大陸對台部門批評李登輝是在搞「文化台獨」、「去中國化」，助長了台獨思想在島內的傳播。
平心而論，除了本土政治菁英的鼓吹，台灣民眾經過四十多年與中國大陸的隔絕往來，形成了與大陸社會不同的價值觀，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加上國民黨政府長期在分配政治資源向外省人傾斜，使得省籍情結成為一種政治情緒，再加上大陸方面對李登輝的文攻武嚇，無形中都為「台灣意識」的政治化添加薪火。
問：你談到了“台獨”的類型。文化台獨、政治台獨都好理解，漸進式台獨可否解釋一下呢？
答：「漸進式台獨」一詞是中共官方認為李登輝和陳水扁在中國大陸軍事壓力下，有預謀推動台灣社會逐步走向最終與中國大陸分離的終極目標。大陸涉台單位和學者批評從陳水扁開始的台灣當局領導人，以「切香腸式」朝法理台獨進兩步、退一步，就是一個例子。
問：你在分析了外省族群在台灣本土化浪潮中的認同變遷，從「中國人」到接受「新住民」身分的過程。但是你的書的時間範圍是1995年-2008年。在18年後，差不多新一代人成長起來，新一代外省人是不是更傾向於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呢？我們可以不可以這樣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台灣主體意識會越來越強，台灣人的認同會越來越多。
答：「新住民」這個身份概念是在2016年蔡英文帶領民進黨再度執政後才出現的，主要是指原來非中華民國公民的外籍（含大陸新娘）配偶，選擇在台灣定居而入籍中華民國所獲得的公民身份，主要是指東南亞移民尤其是越南新娘。1949年跟隨蔣中正和國民黨政府逃到台澎金馬地區、來自大陸各省市的政治難民及他們的後代，並不認為他們是「新住民」，這點必須釐清。在台灣的外省社群當中，省籍意識在第一、二代移民比較清晰，第三代在受到本土化教育的薰陶下已經開始逐漸模糊，第四代則已經自然化為台灣人了。這也是社會學裡外來移民落地生根的自然現象。
問： 2024年的大选民进党在立委和市长的选举都不尽如人意。尤其是今天曾经的绿营票仓桃园和宜兰都已经被国民党逆转，您认为台湾这种南北对立的选民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是不是可以從中看到中國人和台灣人兩種認同的對立呢？
答：從台灣歷史發展進程來看，在荷蘭佔領和明鄭時期，台灣本島的政治文化經濟中心都在以台南為首府的南部，這從全台第一座孔廟設在台南就是一個明證。這個局面在鄭克塽降清後開始改變，尤其是在光緒元年（1875年）福建巡撫移駐台北府，1885年清廷提升台灣為行省而脫離福建省管轄之後，台灣的政治中心轉到北部。日本從大清國手中取得台灣和澎湖主權後實行殖民統治，在台北建成總督府，更加確立台北作為全台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蔣中正率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由於台灣北部氣候條件與浙江較為接近，蔣介石便改台灣總督府為中華民國總統府，而從大陸轉移而來的大學教授和學生大多定居在台北，使得台灣高等教育資源主要集中在台北，大學生畢業後也大多留在台北發展，因此形成「北重南輕」現象。黨外運動和民進黨許多早期的政治領袖則來自台北以外的縣市，加上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就發生在高雄，台灣南部於是成為反對運動的長期主要根據地，在台灣民主化之後一度形成以濁水溪為界的「北藍南綠」政治格局，也因此形成國、民兩黨每次選舉的基本盤。但隨著中國國民黨日益本土化，加上陳水扁、蔡英文和賴清德先後執政、台灣民眾大多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之後，「北藍南綠」也開始變化。中南部民眾如果不滿民進黨的執政表現，也可能在地方選舉時轉投國民黨，韓國瑜2018年在高雄的崛起，國民黨在2018、2022「九合一」地方縣市長大選贏得大多數縣市執政權，就說明南北對立現象已經模糊。
問：台湾社会一直有呼吁第三势力的呼声，但是无论是曾经的台联时代力量还是今天的民众党，都未能超越蓝绿对立的格局，不是迅速成为了蓝绿侧翼，就是销声匿迹。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台湾目前的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的生存？
答：從1993年國民黨非主流派出走另組新黨，2000年宋楚瑜獨立參選總統失敗後成立親民黨，這兩個年輕政黨仍被視為泛國民黨系或泛藍陣營；2002年李登輝成立的台灣團結聯盟，以及1996年就脫離民進黨而另組的建國黨，則被視為泛綠陣營。2003年第一個提出第三勢力概念的是民進黨前立委簡錫堦成立泛紫聯盟，但不成氣候。2019年台北市長柯文哲成立的民眾黨，吸收了泛藍泛綠的部分政治菁英，支持者以青年學生為主，成為實際意義的第三勢力。柯文哲在2024年總統大選獲得300多萬張選票，與民進黨和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的得票率形成鼎立之勢，但在區域立委選舉卻全軍覆沒，其政黨實力無法與親民黨全盛時期（在立法院擁有45席）相提並論。親民黨始終無法擺脫宋楚瑜「一人政黨」的困境，以致黃珊珊轉投民眾黨，而民眾黨也面臨走不出柯文哲個人光環的危機。更不利的是，柯文哲收編了泛藍泛綠的邊緣政治人物，卻未能建構明確清晰的政黨理念，希圖「左右逢源，藍綠通吃」，黨內幾位主要戰將黃國昌、黃珊珊和蔡壁如原本來自藍綠不同光譜，未來各自在個人政治利益計算下，或會犧牲政黨利益而形成內耗。雖然柯文哲目前因爲台北市長任內是否受賄而被檢調單位羈押調查，不得不交出黨主席由黃國昌接任，後者能否帶領民眾黨走出一人政黨，仍有待觀察；同時由於柯文哲被羈押和民進黨打壓，民眾黨目前在立法院只能尋求與國民黨結盟，到2026年縣市長選舉能否與國民黨協調好「藍白合」，關係到該黨能否壯大還是走向類似新黨、親民黨那樣泡沫化。
問：2025年4月19日，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了一场名为“拒绝统战，保卫台湾”的抗议集会，旨在反对国民党立法委员涉嫌与中国共产党（CCP）勾结，并推动召回相关立法委员。集会上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游行队伍中台湾独立的旗帜和中华民国的国旗一同出现 并行不悖，這在台灣政治聚會和遊行中似乎常常看到。蔡英文和赖清德也强调所谓的“蒋经国路线”，如今在台灣。您认为这对国民党的两岸路线有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加速国民党的红统化？
答：台獨和中華民國國旗一起出現，只能是對外權宜性表達反共立場，不代表深綠和深藍走到一起結盟抗衡中共；一到內政問題雙方又會互相攻擊。所謂「國民黨紅統化」，只是民進黨當局結合親綠媒體貼在國民黨頭上的政治標籤。連戰、馬英九雖然常到中國大陸訪問，也經常批評民進黨政府的兩岸政策，那是出於在島內競逐權力的政治需要。無論是連戰、宋楚瑜或馬英九等泛藍領袖，自認是蔣經國思想追隨者，是不會配合完全配合中共來消滅他們自認正統的中華民國。至於國民黨內的少壯派，非常清楚「九二共識」已經被北京拿來跟「一國兩制」混為一談，再拿九二共識來抨擊民進黨當局，很容易讓他們被外界視為「中共同路人」而被質疑對台灣的政治忠誠度。
問：7月26日，台灣將舉行史上罕見的「大罷免」投票，決定24名國民黨立委和新竹市長高虹安的去留。 「大罷免」不只是對個別政治人物的挑戰，更被視為選民對國會問責的具體行動，也可能成為地方派系與政黨版圖的一次重新洗牌。7月15日，台灣民意基金會的民調顯示：台灣民眾對台海衝突的擔憂程度，約有六成民眾認為台海情勢日益嚴峻。此次民調聚焦“2025大罷免選民政治態度與投票傾向”，20歲以上台灣民眾中，42%贊成“大罷免”（罷免所有現任國民黨籍立委），48%不贊成，10.4%無意見或不知道。不贊成者比贊成者多6.2個百分點。面對戰爭的威脅，賴清德總統在國安政策（如定義「境外敵對勢力」、恢復軍審）、兩岸論述（「互不隸屬」）、限縮交流與國際化策略等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賴清德的政策和措施被認為是強硬，這是不是可以從台灣意識不僅是一種政治立場，更是一種抗爭意識來理解呢？
答：先介紹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背景：該基金會在2016年台灣民意調查研究學者游盈隆教授創辦，並擔任基金會董事長迄今。游盈隆的研究專業為投票行為，民主進步黨的民調系統即由他擘畫。2000年總統選舉，他擔任陳水扁競選總部副總幹事，在陳水扁政府執政之後，歷任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主進步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2005年擔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特任副主任委員，並兼任海峽交流基金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從他的政治背景，可以看出他在民進黨內屬於陳水扁派系人馬，在蔡英文和賴清德執政期間遠離決策核心。台灣民意基金會在7月15日公布的民調顯示，針對賴清德處理國家大事方式，有42.9%民眾贊同，44.5%民眾不贊同，與上次調查相比，賴清德的聲望下降5.8個百分點，再度出現「死亡交叉」，游盈隆認為，這反映了賴清德領導的民進黨政府形同再次走入執政困境。北京早在在賴清德宣布參選台灣總統之際，就將他定性為「不折不扣的台獨工作者，徹頭徹尾的麻煩製造者」，對賴的態度比陳水扁和蔡英文更強硬，沒有「聽其言、觀其行」、「未完成答卷」的觀察空間。賴清德也因為自己在總統選舉只獲得四成選票、民進黨在立法院又「朝小野大」的執政困境，所以想以激化兩岸對抗的手段，期待能在島內能夠以「台灣意識」來收編沒有投票給他的選民，從而以對抗「中國意識」的抗爭姿態凝聚內部對抗中共和國民黨。但在台灣民眾的意識型態仍處於碎片化、民進黨執政公共政策績效不佳的情況下，以及美中全球競爭的外部形勢，賴清德想要激起的「台灣意識」究竟能否轉化為全民抵抗中國大陸軍事威脅的集體意志，還需要觀察後續發展。
問：2025年3月底，一群台湾的学者和知识分子（部分被认为是社会民主派或倾向斯大林主义的立场）发起了一份线上请愿书（online petition），表达对两岸关系紧张的担忧，并将责任归咎于赖清德政府的政策。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赖清德在关于主权上的论述相较于蔡英文更加强硬。您认为具体而言，赖清德政府的两岸路线相较于蔡英文有什么区别？或者说两岸局势的主动权，是否如反战派的批评而言在于今天的民进党政府？
答：從表面上看，蔡英文主要是根據中共對台方針被動做出回應，而賴清德則主動把中共列為「境外敵對勢力」。從拙作第八章結論所揭示的「台獨」理論類型來區分，蔡英文的兩岸政策始終沒有跳出她參與主導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即實質台獨理論。賴清德的台獨路線屬於法理台獨派，即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終極目標。這也是為何蔡英文2016年上台執政沒多久，民進黨內的台獨基本教義派大老吳澧培、辜寬敏等公開表示希望她不要尋求連任，交由賴清德接班。
問：4月2日，龍應台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表達了對戰爭的擔憂，引發了很大的爭議或是尖銳的批評，您如何從“台灣意識”角度理解這場爭議？
答：龍應台的評論之所以引起爭議和尖銳批評，主要因為她曾擔任馬英九政府的文化部長，在島內綠營輿論眼中屬於藍營政治人物而非單純的作家。對北京來說，龍應台長期在文化領域與中共對抗，例如在2006年以知識份子的身份、寫給時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公開信形式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質疑中共長期建構的權力美學，因此也不為北京所喜。從中國大陸的視角來看，龍應台的觀點屬於「台灣意識」的一部分，只能從廣義的台灣意識去理解；但對島內親綠媒體而言，身為外省文化菁英的龍應台，不能代表純粹的台灣意識。
問：台湾社会一直有“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乌克兰一直属于俄罗斯在东欧的势力范围，而台湾长期以来，并不属于传统中国朝贡体系之内，尤其是胡锦涛时代对台湾一直强调“一个中国”并不刻意追求政治体制上的统一。您认为为什么习近平会改变这种对台战略？这与2016年以来民进党的长期执政是否有关系？
答：民進黨政府和綠營媒體以「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這樣自況，是希望引起國際社會關注台海並向中共施壓。我不認為胡錦濤和習近平在對統一台灣的立場有本質上的不同，差別在於中共高層是否判斷已經具備統一台灣的政經實力和自信心，從而逼台灣當局坐上政治談判桌。習近平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就是要在自己在位完成統一台灣的歷史功業，唯有如此他在黨內的歷史地位才能超越江澤民和胡錦濤，而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並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