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鹏 | 暴力和恐惧如何影响我们一生

就在几天前，母亲对我提起一件事，“我在路上遇到小雨妈了。”他们本来在聊家长里短，那女人突然话锋一转，提到我当年打小雨的往事。“说到伤心处她便哭起来。我跟她说，‘那时孩子还小不懂事，他已经知道错了。’”我听了非常不安，既为自己当年造的孽，也为连累了母亲。

三十多年过去了，小雨妈仍然念念不忘。她有理由记得。这也是2021年底，我决定当面向小雨道歉的原因——请他吃了顿饭，郑重跟他说了“对不起”。上世纪90年代初，彼时我在读小学，对小英雄赖宁救火的行为达到痴迷程度，曾在一次“耐热度检验”中把小雨的手烧伤。

那顿饭吃得别提多尴尬。也许是为了惩罚我的执拗和神经质，直到这顿饭快结束时，小雨决定给我看样东西：右手食指上一个小凸起，当年烧伤后留下的疤痕。我心里一震。那个小凸起就是我俩曾经有联系的唯一证据。

在我的最新小说集《褊狭的路上引》中，受害者小鲸的原型便是小雨。就像美国作家约翰·海明威（他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孙子，著有《海明威家的厄运》Strange Tribe: A Family Memoir）收到我的邮件后，问的第一句话，“我很好奇，张，你当年为什么会故意烧一个孩子的手？”

他有所不知，那个残酷的“检测”场面一直纠缠着我。何止是纠缠。准确地说，影响了我一生，甚至成为我命运的一部分。我今天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和那根着了魔一样燃烧的蜡烛有很大关系。人天性中就有残暴的冲动？还是环境为它提供了温床？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始冲动。孩子不只是孩子，他们是成人的雏形；实际上，很多时候，他们比大人更像大人。

两年前，我把中篇小说《褊狭的路上引》发给一位受人尊敬的编辑朋友。他看完直截了当对我说，“太残忍了，不适合在公共平台发表。”这只是它一再难产的一个缩影——本书曾被列入三辉图书2019年的出版计划，却最终随着这家著名图书公司的谢幕，化为泡影。幸而纽约昆仑出版社将其出版发行，才有了它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作为一本小说集，《褊狭的路上引》有51个故事（1个中篇和50个短篇）。除了探讨特殊历史背景下残暴的起源，本书还探讨了其他命题——

为何人生如此无聊和痛苦（《小客栈》）；嫉妒的危害和不可避免（《Baker先生的实验室》）；母性是否可以战胜消费主义（《凡尔赛宫女模特》）；噪音是公共污染还是人生绝望的外化（《噪音世界》）；审查制度对创造性的致命伤害（《云形干预解释委员会》）；工作的本质是什么（《摇滚公司》&《日本映像伦理协会》）；体制对个体的伤害（《国家图书馆》&《关于站在高处我所想到的》）；建筑是否和人一样有灵魂（《推土机与最后一个房客》）……

文学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回应现实（作家的使命是如实描写内在真实和外在真实），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关于写作的现实主义传统，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以及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都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中国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很多人可能忘了，这个国家是有无数具体的个人组成的：他们真实的一天是怎样的？他们面临怎样的困境（无论卡夫卡式的还是托尔斯泰式）？以及，面对身边的不公和荒谬，他们是否会道德焦虑？

这让我想起很久以前，一个英语外教（来自美国）对我说的那句话，“首先，我们都是人类。”他是我在现实中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至今记得他的胡子和衣服上沾满粥嘎巴。他让我看到了“具体的人”，准确地说，“具体的美国人”：原来美国人也不都是性格外向——他的女朋友就相当害羞；美国人也不是所有单词都会拼写——他经常停下来，问台下的中国学生某个单词怎么拼；在注重个人卫生方面，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千差万别。中国人同样如此。最起码，我在生活中没有见过一个人戴斗笠。

在叙述层面，《褊狭的路上引》刻意淡化了故事的发生地和文化背景。所以读者在阅读时，可能会有种错觉。“这篇描写的究竟是中国，还是国外？”“这个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我写的是人类。就像有句谚语说的，“人是一日之物”。

我非常赞同基督教的教义，即人生下来就有罪。意识到自己有罪，可能是改变的第一步。和小说中的主人公（我，一个叫怪耳朵的男孩）被送到少年管教所不同，在现实里，小雨的父母选择了宽恕。我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实际上，只要我后来三缄其口，此事充其量是场风波，就像其他风波那样。发生了，又像什么都没发生。是我的神经质不放过我，此外还有一个叫良心的东西。

整个冬天，小雨都戴着一只女式黑色手套来上学，那个画面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差点毁了他。一个孩子是可以毁掉另一个孩子的。问题是，那个施害者是谁毁的？

（《褊狭的路上引》 中文小说 亚马逊网站和华盛顿季风书园有售 定价35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