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6年1月，台灣聯經出版推出中央研究院院士杜正勝《再訪古代中國》共五卷。人人心中都有一幅「歷史圖像」──它可能來自書本、來自講述、來自影像或戲劇；卻從不單純等同於歷史的真實。歷史家既追尋事實，又必須在有限的史料間運用理解與想像，於是每一代都在重建屬於自己的「古代中國」。杜正勝院士以深厚學養與縱橫視野，帶領我們重新檢視歷史的表裡內外、制度的生成、家族的運作、文化的傳承，以及非漢世界的遺跡，進入多層次的古代中國。不僅是對古代中國的「再訪」，更是對歷史書寫方法與史學意義的深刻追問。
杜正勝院士專研古代中國史，出版《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古代社會與國家》等專著。其他論述如提倡生命醫療史而有《從眉壽到長生》，研究物怪而著《物怪故事解》，探索何謂中國而作《中國是怎麼形成的》。1990年開始提倡新的歷史研究，與同儕創辦《新史學》，主張開發新課題，拓展新領域，相關討論集為《新史學之路》。此次推出的《再訪古代中國》為其六十年治史結晶，以宏觀視角重新理解古代中國，卷一《歷史的內裡：史學傳承與思想》 探討史學方法、考古證據與歷史書寫的界限。卷二《城邦說：國家形態與禮制》 追索中國古代城邦與禮制秩序的形塑。 卷三《齊民論：政治經濟與家族》 闡明齊民、法制、商業與家族倫理的交織。 卷四《文化基因：先秦古典的根源》 探究思想、倫理與文化想像的歷史基因。 卷五《非漢世界：草原西陲與東海》 聚焦草原、族群與邊疆互動的歷史遺產。本文為《再訪古代中國》五卷本總序，標題《「 歷史圖像」的建構與歷史》為編者所加。出版社授權刊發。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1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又作另外圖表示意如下：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
天下之理路固有不同，是非容可存異，但追求知識的「真」是無法打折扣的。寫史、讀史的人也要認識到任何歷史研究都只是歷史長河的一個「過程」，不可能獲得「定論歷史」（ultime history），所以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無法擁有最後的真實歷史。2即使如此，並不表示「歷史」只是虛幻的臆說；反而讓我們體會到世人認知的「歷史」，在表象之下，內裡還藏著非常複雜的成分和曲折的過程。
上文說了史料、史書、史家與讀者四項變因相互間構成的多重互動關係，都屬於史學的技藝，目的在追求歷史的真實，史家「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然而對實際從事歷史研究而言，史家首先面臨的前提是：要什麼史料？如果研究沒有先存課題，漫無邊際的史料如何下手？不只如大海撈針之困難而已，連撈什麼針都無頭緒，何來研究？
歷史研究當然要先有問題才能設定課題，進行研究；而在歷史長河中，人、事、物叢脞萬端，史家知見和生命皆有限，勢必要從他所關懷和認定有意義的課題著手。所以史學除追求歷史真實之外，還會反應史家對歷史的關懷點，至少是他認定的歷史意義，而這是會隨時代社會與個人主客觀條件而變化的。我的老師沈剛伯先生論〈史學與世變〉就說過：「每一個新時代必有好些根據其時代精神所修改的新史書。」3上述《劍橋近代史》之有不同版本即是明證。
如此說來，「歷史」顯然離不開史家的「現代」。即使被賦予「史料如實呈現歷史」之形象的蘭克（Leopold Ranke, 1789-1886）雖說過：「沒有什麼能幫助我們理解過去的歷史，除了回到原始的第一手史料上」；不過他接著說：「但是沒有當前時代所產生、激發的研究興趣，那些時代會被研究嗎？」蘭克自述他在奧德河畔法蘭克福（Frankfurt an der Oder）任高中教職期間，德意志社會激烈討論義大利和西班牙的革命，但他看來，「就充盈著我們的心靈以及所帶來的煩擾而言，都比不過希臘反抗土耳其控制的革命。」這是希臘對這位史家或德意志多數人的意義高過義大利、西班牙，所以他承認「在《南歐君主與人民》叢書第一卷探討奧斯曼帝國，就是這個原因而起的。」4
十九世紀德意志的蘭克口述自傳說：「我把過去與現在連接起來的做法，現在為全世界所接納了。」5二十世紀法國的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為歷史學辯護，也特申「由過去了解現在」和「由現在了解過去」缺一不可之旨。關於前者，布洛赫認為：「有一種謬誤，把人類的演進過程描繪成一系列短暫而猛烈的跳動，不超過幾個世代。相反地，我們的觀察，證實此種廣泛而持續發展的巨大震動，足以從時間的開端延伸到現在。」那麼遠古事物與現代的關係便不一定必少於近代，難怪他會說：「史前巨石時代住民所發生的影響力，比起第一帝國的律師還要深。」6
任何讀史之人都活在他的當下，既然離不開「現代」，理解歷史也自然會從現在出發。布洛赫提醒讀史者：「一個人企圖了解過去時，如果他對現在一無所知的話，那麼也可能會弄得筋疲力盡而毫無收穫。」他特別記述三○年代一次與比利時前輩史家皮欒（Henri Pirenne, 1862-1935）到斯德哥爾摩參加歐洲歷史學會的經驗，兩人甫上岸，要去哪裡參觀？皮欒選擇市政廳而不是博物館，他說：「如果我是個古物專家，那我就只要看看古董，可是我是個歷史學者，因此，我更愛生活。」結果去看呈現「現代」的市政廳，布洛赫詮釋說：「這種了解活生生之物的本領，實實在在是歷史學者的主要特質。」7
關於這個觀點，早於皮欒的英國近代憲政史家梅特蘭（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1850-1906），據布洛赫說他提出由今及古的「倒讀歷史」法，進而闡述說：「一個首要的條件是：觀察並分析我們現在的景觀。因為它正好提供某種包容萬象的視野，沒有這種視野，研究是不可能著手的。」因此，布洛赫賦予歷史一個生動的意涵說：「只有一門以在時間中的人為對象的學問，結合對死者以及對生者的研究，它有個古老的名稱，就是『歷史』。」8
凡過去的人、事、物都是歷史，歷史無所不在，你擺脫不了它，不能不正視它。活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英國史家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承認「我們無法擺脫過去，無法離開那些紀錄、詮釋、議論和編造過去的人。」換言之，生而為人便無法隔絕「歷史」，也不可能排除寫作「歷史」的歷史家。他說：「我們每日的生活，我們所居住的國家，我們生活於其下的政府，都被我這個行業的產品作圍繞、所淹沒。」霍布斯邦的行業就是歷史學的研究和教學，「這個行業的產品」是史書或任何形式的歷史作品，包括小說、電視節目以及電影影片，當然是經過史家研究而產出的，所以史家「每當研究過去，他們心中的想法和所表達的意見也都與當下事物有所關連。」
從開創近代史學的蘭克以下，稱得上歷史學家者多不會把歷史當作古董，而是活生生與現在不可分割的學問。曾有過年輕朋友向我求教怎樣讀史，我沒列舉古書，倒要他：「多看國內外新聞，多注意周遭發生的事情。」我也是「由現在了解過去」這派的信徒。過去我最怕家長得意地對我說，他的孩子歷史功課很好，分數很高，想考歷史系。因為我主觀地認定，過去的歷史教育是教不出歷史學者的，故將近四十年前為《歷史月刊》所寫的代發刊詞就申明：「想知道歷史對我們的切身關係，最好的方法是先問現在，再追問過去。」古人有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我們「現在的生活，表面上看來屬於政治的、倫理的、道德的，以至物質的種種問題，歸根究柢都不外乎歷史問題。」9
過去與現在互動的探索，落實到具體研究，以我多年的經驗，史學宏論不一定能有「切膚」的感受，別的行業倒可能產生啟發。曾經翻閱閒書，無意讀到二十世紀最具影響的義大利導演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 1920-1993）記述其前輩羅塞里尼（Roberto Rossellini, 1906-1977）編導的經驗說：
他（羅氏）對事實永遠那麼認真、清澈、熱情，毫不猶豫地選定了一個介於冷漠和亦步亦趨之間的特立獨行且難以捉摸的觀察點，讓自己得以捕捉並界定所有的事實，能同時看到事物的內與外，記錄下它周遭的氛圍，揭示其晦澀、神秘和玄妙。10
羅塞里尼編導電影的態度，先捕捉事實，再從事物的表層看到它的內裡，並且揭示其神秘奧妙之處，不期與我思考的歷史研究切合，或許能給歷史研究帶來一定的啟示作用。
總結而言，歷史是過去的，史家則是現在的。我對歷史研究的基本看法是：追求真實，不流於無關痛癢的論說；揭櫫意義，禁得起嚴格史料的檢驗。史家不能放棄事實的追求，但由於他脫離不了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也不可能不受他的人格特質的影響，從過往史事尋找的意義難免帶有他的色彩。兼具「真實」與「意義」的「歷史」著作，就像羅塞里尼編導出來的電影，以史家獨特的觀點界定事實，同時看到事物的內外，又能烘托出時代社會的氛圍。「從歷史的表層看到歷史的內裡」，是我的史學經過從歷史的「骨骼」到「血肉」之後，晚年所臻第三階段的體會，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歷史感」，還要用到一點「直覺」，固然「卑之無甚高論」，倒可以作為檢驗歷史著作的參考，讀者諸君不妨以此解析《再訪古代中國》。
《再訪古代中國》分五卷，每卷所收文字，多者九篇，少者七篇，共計四十二篇。卷一《歷史的內裡》，討論史學傳承與史學思想，其他四卷都是不同課題的實證研究，有偏於「骨骼」的卷二《城邦說》和卷三《齊民論》，以及偏於「血肉」的卷四《文化基因》，最後卷五的《非漢世界》驗證我的另一史學主張：超越中國疆界的中國史研究。
本系列諸卷之文字雖然寫於不同時間和不同場合，但凡同卷者皆環繞該卷標識的主旨。每卷卷首都有小序，鉤勒其間的關連，故各卷遠於論文集而接近專書，雖然不如專書結構之緊密。歷史內裡卷由近及遠，可見我的成長過程，反映一個甲子以來臺灣史學的一些變化，既有傳承也記錄史學思想的體會。雖然談不上什麼史學理論，卻是從實證研究中一步一腳印的踏痕，不是徒託空言。另外主題鮮明之城邦卷、齊民卷，可以看出中國大歷史圖像，至於文化基因、非漢世界兩卷涉及主題較多，但也浮現大小不等的圖像。
史家著述之受到個人人格影響，我應該是屬於比較明顯的屬類，年輕時自署「歷史圈外人」，就感慨城邦說「千言萬語，頗少一議精當於時務。」九○年代在報刊上發表一些政治文化評論，憑藉的資源離不開我的史學專業，除《臺灣心．臺灣魂》從當下問題印證臺灣歷史外，還寫過〈古典的活水泉源〉、〈文化新中原的寓意與理想〉，以冷僻遙遠的先秦研究呼應當時臺灣的政經與社會。晚年總結自己所作的研究，一言以蔽之，「亦古亦今之學」，實踐「由現在了解過去」，以及「由過去了解現在」的史學思想。本系列各卷的文字在追尋歷史真實之餘，或多或少、或隱或顯，會流露一點現實關懷，希望奉行「純客觀」、「純學術」的先進和讀者多多包涵。
最後要感謝聯經發行人老友林載爵先生，如果不是他熱情邀約，《再訪古代中國》這種「不切世務」、又難回收成本的著作，可能不會問世。臺灣還是有學術的生存空間，可堪慶幸。此一系列歷經多年編纂，感激聯經所有參與其事的同仁，尤其最後一棒蕭遠芬總編輯，五卷每篇文字皆仔細校過，冀使錯誤降至最低程度。我也要感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支持，讓我晚年仍有一個舒適方便的環境，為史學略盡棉薄之力。是為序。
二○二五年十月于史語所
本文注释：
1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pp. 7-8, Penguin Books Ltd. (1964, 1990).其所引Acton的話見於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s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1907), pp. 10-12; Clark見於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1957), pp. xxiv-xxv.中譯參看王任光譯《歷史論集》，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70），頁1-2。
2 上述Clark概括其前輩的史學說：They consider that knowledge of the past has come down through one or more human minds, has been ‘processed’ by them, and therefore cannot consist of elemental and impersonal atoms which nothing can alter. 他的觀點與本文這裡的看法有相通之處。
3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 本上冊（1968）。
4 蘭克著，Roger Wines 編譯，易蘭中譯，《世界歷史的秘密：關於歷史藝術與歷史科學的著作選》（The Secret of World History: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Art and Science of History），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57。
5 同上注。
6 布洛赫著，周婉窈譯，《史家的技藝》，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頁44。
7 同上，頁47。
8 同上，頁48-49。
9 杜正勝，〈歷史的再生—《歷史月刊》代發刊詞〉，《歷史月刊》創刊號（1988.2）。
10 Federico Fellini著，倪安宇譯，《虛構的筆記本—費里尼的塗鴉》（Fare un Film—A Writing by Federico Fellini），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