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 | 每個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左翼自由主義》前言
編者按：我所倡議的左翼自由主義，卻既反對威權主義，又反對市場資本主義，並嘗試整合自由和平等，作為公平社會合作的基礎。我有這樣的理論關懷，因為政治威權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面對的最大挑戰。本文為波士頓書評專欄作者周保松新書《左翼自由主義：公平社會的理念》前言，標題為編者所加。波士頓書評首發。
左翼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是：每個公民都有要求得到國家公正對待的權利。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確保平等公民享有充分的基本自由、公平的機會，以及足夠的社會和經濟資源，去發展自己的能力和活出自己認可的人生。個人權利、憲政民主、勞工權益、社會福利，以及多元文化等制度安排，都可以從這個理念推導出來。這裡的「左翼」，是自由主義的左翼，而不是反自由主義的左翼，追求的是「平等自由人的公平社會」。
這樣一套理論，既反對威權主義和獨裁獨治，也反對自由放任的市場資本主義。在中國思想界，右派通常指前者，左派通常指後者，而我所倡議的左翼自由主義，卻既反對威權主義，又反對市場資本主義，並嘗試整合自由和平等，作為公平社會合作的基礎。我有這樣的理論關懷，因為政治威權主義和市場資本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面對的最大挑戰。這兩種主義既有複雜的理論建構，也有龐大的政治力量背書，在中國形成所謂的「威權資本主義」，為活在制度下的個體帶來雙重壓迫：他們既在政治上失去基本權利，也在經濟上承受各種不義。如何在理論上回應這些挑戰，是本書的主要工作。
本書因此有兩條討論主線。第一條是論證自由民主的可貴，以及批評極權專制的可惡；第二條是分析右翼自由主義（也稱為「自由放任主義」〈libertarianism〉、「經濟自由主義」〈 economic liberalism〉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不足，指出它們為何無法回應「公平社會」的訴求，以及左翼自由主義為何更為可取。這部分尤其重要，因為過去數十年華語思想界的自由主義論述，幾乎全由右翼主導，直接影響人們對自由主義（liberalism）的想像和評價。
讀者或會好奇，既然自由左翼和自由右翼都主張自由和反對專制，那麼兩者最大的理論分歧在哪裡？我長期在香港生活，而香港獲公認為最能貫徹自由放任主義理念的經濟體系。我以下將以香港的發展經驗為例，對此稍作說明。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運動最重要的政治訴求，是「保自由、爭民主」。這意味著，自由是我們已經有的，而民主是我們想要的。自由和民主，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而香港社運的理論資源，確實由自由主義傳統提供。可是，這個傳統對香港影響最大的，不是政治自由主義，而是經濟自由主義，特別是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和海耶克（F. A. Hayek）。從上世紀八○年代開始，香港的政界、學界、商界，以及有代表性的媒體，都奉自由市場為圭臬，視之為「一國兩制」中必須保持五十年不變的基本制度。
正因此故，在香港談自由，首要的就是經濟自由，例如財產自由、價格自由、投資自由、商品出入口自由，以及創業和就業自由等。也就是說，政府必須將監管減到最少，同時實行低稅收低福利的經濟政策，貫徹「小政府、大市場」的管治理念。而為了令市場經濟能夠順利運作，也需要其他制度配合，例如完善的司法制度、新聞和出版自由，以及資訊和遷徙自由等。這樣一套以經濟自由為基礎建立起來的自由制度，在香港得到廣泛支持，也獲得國際肯定，例如香港便曾連續二十五年獲評為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第一。
「市場至上」和「積極不干預」的強勢，並非沒有代價。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長期存在大量貧窮人口和出現嚴重的分配不均，情況更持續惡化。以香港這樣富裕的社會，政府只需實行溫和的財富再分配，例如略微提高公司利得稅和個人薪俸稅，又或徵收銷售稅和資產增值稅等，窮人處境已可大大改善。經濟自由主義菁英卻說萬萬不可，因為任何財富再分配都是對自由的傷害，而自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這種論述使分配正義的討論在香港幾無容身之地，甚至連民主派政黨多年來也不敢對市場範式（market paradigm）提出根本質疑。我們因此見不到，或不願意見到，香港繁榮背後極端的社會不公平，以及無數底層人民處於寸步難行的不自由狀態。我們甚至沒有機會好好辯論過，所謂「保自由」，保的是什麼自由，誰的自由，以及須為這些自由付出多大代價。
其次，這些經濟自由主義菁英也不斷勸導香港人，自由是一回事，民主是另一回事，千萬不要混淆兩者。既然香港已經有引以為傲的經濟自由，民主發展便可以循序漸進慢慢來，畢竟自由比民主重要。更甚者，如果我們為了爭取民主而不得不損害自由，就更應該三思而後行。最流行的說辭是：民主骨子裡是民粹主義，香港一旦有了民主，民主派為了討好基層選民，就會向政府施壓，要求大幅增加社會福利，而這樣做的後果，是嚴重限制經濟自由。為了避免這種情況，香港根本就不應該追求民主。一旦接受這種將經濟自由和政治民主對立起來的論調，那麼經濟自由主義者不熱中於爭取民主，也就完全可以理解。
許多人以為，自由主義一定是自由和民主堅定的支持者和推動者。香港的經驗卻告訴我們，經濟自由主義者既不一定為所有人爭自由，也不一定重視我們認為至為重要的政治自由，更不一定真心支持民主改革，至於公平分配和社會正義（social justice）更從來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列。這樣的自由主義，成為市場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和辯護士，結果是後者導致的問題，被人們認定全數來自自由主義本身。自由主義於是被視為既有體制的共謀，失去批判性和進步性。我們因此也能明白，這種支配香港的意識形態，很難為民主運動提供太多有用的道德資源。我們的困境，不僅來自中共打壓，也來自我們自身。
在這種背景下，讀者應能明白，為何我認為我們需要另一種自由主義──一種將平等自由人和公平社會合作放在理論核心的自由主義。這種自由主義不是要取消經濟自由，也不是要否定市場機制，而是認為它們的功能和界限，均須受到正義原則的約束；而正義原則的基礎，則應以公平地保障和促進平等自由人的根本利益為目標。在這幅政治藍圖裡，民主和自由並非對立，而是平等公民實踐政治自由的必要條件，而政治自由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個體活出完整而有尊嚴的人生的前提。
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不僅對未來的香港重要，對中國大陸同樣重要，因為要在中國推動民主轉型，我們不可能繼續依賴右翼自由主義，以為只要有了經濟自由，權利、民主和正義就會跟著來。歷史已證明並非如此，因為威權和市場可以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創造出所謂的「中國模式」和「中國道路」。如果要說服人們──尤其是年輕一代──他們仍然有理由做個自由主義者，我們便需要告別右翼，尋找新的政治想像。
讀者或會問，這些討論和臺灣有何相干？有的，因為中國威權主義帶來的政治威脅和市場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不正義，也是臺灣今天無從迴避的大問題。而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如何肯定自由民主的制度優勢，以及如何使得公平正義的理念植根於社會，同樣刻不容緩。臺灣的公共文化，本身就已有很多和自由主義相關的道德資源，左翼自由主義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嘗試從中提煉出更完整的主張，幫助我們思考一個公平社會應該是何模樣。政治哲學的論述，或許不能對現實政治有即時影響，可是卻能促進我們的自我瞭解，改善我們的公共討論，從而推動社會改良。
香港中文大學忘食齋
二○二四年六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