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智子｜日本和中國同時爆發的根深蒂固的「反中」和「反日」現實 （附中國詩人昭熠詩和《月光曲》）

——需培養具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知中派”

編者按：“我們必須糾正權力不平衡的現象，例如控制權力、金錢、軍事力量、知識和資訊的權力，以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不同族群、性別、國籍、社會與政治力量之間必須不斷調整和斡旋。審慎地推進這樣的過程，對民主的發展至關重要。”本文為深圳十歲男孩航平去世那天上午，東京大學教授阿古智子發出的文章。原文為日文。作者授權刊發。此外下面還有中國詩人昭熠詩和《月光曲》。

中日兩國「反中」、「反日」日益嚴重

中國在日本的形象持續惡化。 似乎是為了進一步助長這種「反中」情緒，在中國的「反日」運動不斷增加的情況下，一些日語網路空間也湧現了反中和反中國人的評論。

僅近幾個月，蘇州就發生了日本校車被襲擊事件，靖國神社石柱上發生塗鴉和撒尿事件，參加巴黎奧運會的日本運動員和記者也成為網絡言論攻擊的目標。當日本乒乓球隊隊員早田希娜表示想參觀鹿兒島的神風特攻隊博物館（知覧神風特攻隊和平紀念館）時，她在中國遭到了批評；當國家代表隊隊員張本智和和石川佳純在奧運前參拜了東京涉谷的東鄉神社的消息傳開後，他們立即在社交網站微博上遭到了攻擊。 微博社交網站的追隨者人數驟降。 東鄉神社供奉的是在日俄战争中指揮聯軍艦隊的東鄉平八郎，希望祈求勝利的人們往往都會前往參拜。石川本人則被她的偶像馬龍，以及更多被刺激到的中國人取關了。

與中國有關的負面新聞每天都這樣在日本的輿論空間中流傳。

8 月，某大型製藥公司的一名日本籍男性員工，因從事間諜活動被中國國家安全機關逮捕並拘留一年零五個月，後來被中國檢察官起訴；在 NHK 的國際新聞播放中，一名中國籍男性員工聲稱尖閣列島是「中國領土」，並表示過“不要忘記南京大屠殺，不要忘記慰安婦 "等這類言論也成為頭條新聞。

我們是否應該因為他是中國公民而感到戒備？

許多媒體挑起了 NHK 廣播電台的事端，認為在日本的公共廣播機構，一名中國籍播音員就日本領土和歷史問題發表個人意見，與準備好的講稿內容不符，實在令人憤慨。

我還收過一份周刊雜誌的採訪申請，它問我是否應該對中國人小心一點。 對此我想了 「哈？」。

因為不論國籍，都會有違反公司規定的人，即使是意識形態和信仰不同的日本人之間，也會因為歷史觀點和領土問題而發生爭執，所以單單提防中國人，並不是防止類似事件發生的唯一方法。

當然，我們也必須警惕中國的言論環境。 中國政府屬下的媒體，在意識形態和言論上都受到嚴格的控制，以宣傳為主，對政府可能不利的資訊都會被管控。 此外，還有對意識形態教育的加強，從小學到大學都有專門教授習近平意識形態的教材。 可想而知，在這樣的教育環境下出生長大的人，一定程度上會受到影響。

無論怎樣的社會和文化，都有其普遍特徵。對於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日本人」也好，「中國人」也好，表達一些看法和批評是沒有問題的。 然而，對所有的日本人和中國人都以相同眼光看待，並且因國籍而對其民眾進行歧視性理解和分析的也大有人在，但近年來，這樣的論述在日本和中國的網路空間和商業媒體中迅速蔓延。

此外，由於社交媒體的普及，以及 AI 的出現，也創造了一個容易傳播偏見資訊和惡意假新聞的環境。

在東電福島第一核電廠處理過的水排放入海的事件中，真偽不明、沒有科學依據的資訊被傳播，指控「日本人」有問題的評論也不斷散播。 當一名男子在奈良公園踢鹿的影片在中國社交網站上引起爭議時，該男子究竟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也引起了爭論。 儘管這個問題並非以國籍或血統來判斷。

現居日本的中國記者賈葭指出，在中國的社交網站上盛行「流量民族主義」（access-generating nationalism），即從愛國帖子中謀取流量和利益。 可以說，日本的網友也表現出類似的傾向。

為了呼吸「自由的空氣」而來日本的中國人

順便一提，日本不像西方國家以人權和民主為要旨，幾乎不承認難民申請，但這並不代表日本不願意接受外國移民。 為了因應出生率下降及人口老化的問題，日本著重於減少勞動力短缺及接受高技術人才，並歡迎外籍人士透過投資及繳稅，為振興日本經濟做出貢獻。 取得語言學校學習簽證和企業管理簽證的障礙不高，外國移民人數持續增加。

截至 2024 年 6 月 1 日，居住在日本的外籍人士有 341 萬人，其中中國籍有 82 萬人；東京 23 區的外籍人口從 2019 年 6 月的 47萬 5457 人增加到 57 萬 389 人，5 年間增加了近 10 萬人。

我本人也注意到我鄰居的中國移民人數增加，最近最引人注意的一個情況是，有人為了逃避政治迫害和日益惡化的經濟形勢而移居日本。

「和我關係密切的同事或朋友被逮捕」、「警察來找我家人問話」、「我的社交媒體帳號和銀行帳戶被凍結」、「我要出版的書被暫停出版」。 有些人感受到可能會被拘留或逮捕，有人感覺自己有可能被邊控無法出境，由於兩國距離比較近，相比歐美的經濟成本低，都會選擇來日本。

有些人並不是永遠離開自己的家鄉，而是根據情況在日本和中國之間來回遷徙。 不久之前，離開中國的人主要是學者、記者、律師和其他從事言論相關工作的人，但現在，還有更多普通人也來日本尋求自由。 有些人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競爭激烈、意識形態化的中國學校就讀。

還有一些人因為在中國的生活或工作而無法移居國外，但有時也想呼吸一下 「自由的空氣」。這些人來日本度假，參觀被迫無法在中國開演唱會的歌手的演唱會、同樣帶有政治諷刺意味的脫口秀節目、女權主義播客聽眾聚會、尖銳討論中國管治模式弊端的大學教授講座，等等。

我參加了其中一些活動，在所有這些活動中，會場都座無虛席，人們熱情高漲，提問和叫喊聲不絕於耳。 我能聽到的唯一語言就是中文，這讓我有一種身在中國的錯覺。在某些活動中，觀眾在進入會場前必須將手機放進特殊的箱子中，這也許是因為擔心如果錄影或照片洩漏並引發轟動，以防止中國當局的懲罰。

無論如何，日本作為 「自由之國 」備受關注，因為 「在中國無法進行的表達活動在日本卻可以進行」。

日本是「自由之國」嗎？

其實，當被問及日本是否為國際公認的「自由國度」時，答案很可能是「否」。

日本政府不會像西方國家一樣接受尋求庇護的知識份子，日本社會也沒有任何積極的動作去接受難民。 日本人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和言論自由也沒有廣泛的普遍興趣。

當下的中國人正在把目光投向不像中國那樣專制、言論環境相對開放的日本，很多都在尋找合法定居日本的途徑。

最近，中國國民向海外流出的數量急劇增加，從中美洲等國家經由幾個國家非法移民到美國的「走線」成了熱門話題，但也許是因為日本給人的印象基本上是不歡迎移民的國家，我的中國朋友們一直很努力地去解讀日本社會的「空氣」（氛圍），他們「在電車上不高聲說話」、「向鄰居打招呼問好」、「完美地分類垃圾」以及「不做違法行為」。

一位朋友說：「中國孩子來到日本，擺脫了中國嚴酷的考試競爭、愛國教育和父權家長制的規範，這是件好事，但現在他們在日本的學校和社會都要遵守日本的紀律，有些孩子不能很好地表達自己。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文化的滲透力 」可能是現象性的強大。

換句話說，雖然日本自己沒有意識到，日本作為「自由之國」的形象，以及日本是一個容易定居的國家的訊息，正在一些中國人中間無意中傳播開來。

另一方面，到目前為止，日本政府和許多日本企業仍然還利用軟實力向國際社會推廣日本文化，如日本食品、動畫和時裝，而不是人權和民主。

文化包含了可以跨越國界分享的喜怒哀樂，傳播這些內容是有意義的，但過度的商業主義會造成動員大量的人朝同一方向邁進，消除了表達的多樣性。此外，如果國家權力過度傳播，甚至軟實力也可能產生與意識形態宣傳相同的效果，可以這麼說。 這可能是妨礙有外國血統的孩子無憂無慮成長的因素。

日本必須以長遠的眼光創造開放的言論空間

在配偶、戀人和鄰居之間的關係中，距離越近，衝突越多。 因此爭吵會更常發生，必須定期溝通並持續調整，才能調和思想感情上的差異。 國家與國家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缺乏相互理解、摩擦和衝突，如果嚴重的話，可能會導致軍事衝突，進而引起戰爭。

當我看到反對外國人的聲音不斷高漲，種族主義者在積極接受移民和難民的西方國家擴大他們的影響力時，我也覺得日本絕對不能成為這樣的局面。

因為害怕“他者”，難道我們就應該迴避外國人的問題、避免接受外國移民嗎？ 不是這樣的。當面對與我們不同的人的時候，出了感到不安，我們也可以因為彼此不同而互相學習。 這樣多元化的社會才會在經濟和政治上都充滿活力。 在同儕、壓力都相同的大染缸社會中，個人的想法無法發展，創新也不可能。 有時候，正因為有了少數，我們才能從大多數人可能無法想像的角度提出問題。

為了讓那些同路人的“他者”能夠以正面的方式互相影響，一方施壓一方忍耐的結構就必須瓦解。

我們必須糾正權力不平衡的現象，例如控制權力、金錢、軍事力量、知識和資訊的權力，以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 不同族群、性別、國籍、社會與政治力量之間必須不斷調整和斡旋。

審慎地推進這樣的過程，對民主的發展至關重要。

最近，世界各地都傳出了間諜落網的消息，有時我們很難知道該相信誰。 在這樣的情況下，普遍存在著對“他者”的不安氛圍。但我們應該思考，面對他者的存在，長期來看應該重視什麼，有怎樣的應對視角。同時對“他者”的理解也必須深入。

日本應該迫切地培養出有批判性思考能力的“知中派”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覺得我們需要在日本增加更多會使用中文、能敏銳地分析中國情況和中國社會特點的人。

我之前在《現代 Business》的一篇文章《日本精英學生浸淫在 「中國邏輯 」中的危機感》中，寫到與中國學生交流的日本大學生，從與 「被同化的沖繩人 」比較的角度，竟然使用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受到尊重，優惠政策行之有效 」的簡單論據。

我感覺，在日本土生土長的一代大學生，並不了解日本在戰後努力建立的民主和言論自由的價值觀。 後來，這些學生似乎開始思考我提出的問題，並多次來到我的辦公室，討論他們分析中國問題的觀點。 他們當中有些人畢業後去到中國留學。 但是，在我的研究生院裡，根本就沒有研究中國的日本人入學（除了來自新加坡和香港的學生之外，我實驗室的研究生都是中國人），分析中國的人才非常缺乏。

事實上，我最近參加了另一個由《現代 Business》介紹的中日學生交流團，察覺到了些違和感。

這是因為資助該組織活動的中國公司負責人在活動閉幕式的致辭中說，「這次會議是由我們公司與學生合作舉辦的」。 學生是這次活動的主要參與者，而資助這次活動的公司以前從未以這種方式出場。即使是我，身為學生團體的顧問，也不知道是誰決定「共同主辦」這個會議，也不知道是經過什麼程序。 學生們不知道這家公司的任何具體背景，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向我們提供資金。

此外，其中一位受邀擔任討論會評論員的學者對日本政府在領土與歷史問題上的立場批評甚嚴，但學生卻沒有讀過他的任何著作或文章。因為是爭議議題，他們至少應該掌握該學者的論點。

更令人驚訝的是，根據一些學生提供的消息，中國學生在前往日本之前就被告知，他們應該盡量減少與阿古老師的接觸。

我參與了支持中國人權律師以及維吾爾人和香港人的倡議工作，我自己也認識到他可能不是中國政府所樂見的。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我將我在社會運動中提出某些主張的立場與我在學術研究中的立場區分開來，學生們理解我所做的一切，並希望我繼續擔任顧問......近 20年來，我完全不要求任何回報，我支持學生們的活動、安排課堂、介紹他們與專家見面，我也為他們介紹專家。 我也介紹他們認識專家。 大學當局和中國政府官員不欣賞這些努力，不尊重學生的想法，還試圖排擠我，這不是很奇怪嗎？

關於公司贊助的日中交流，我之前也有過不愉快的經歷。 我本應在學生的報告會上發表評論，但在半夜接到公司代表的電話，說有大學告訴他們，如果阿古先生出席，他們就不能派學生到日本，因此我決定不參加報告會，並將他們轉介給其他老師。 事後，該公司代表沒有來找我解釋或道歉。 以中國市場為重心的日本公司，竟然讓不承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中共政權，以這種方式滲透他們的影響力。

儘管有這些感受，但我從來不想參與針對中國或中國人的仇恨言論。我希望日本和中國年輕人的活動繼續蓬勃發展下去。

《月光曲》

注：中國詩人昭熠為所作，點擊鏈接可以聽《月光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