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 | 論思想自由

编者按：主體必須先意識到自己是個有自由意志、有反思能力、能對自己生命負責的存有，他才會特別珍惜手中的自由，並對自由的失去有痛徹心扉的遺憾。可是，人的自由意識並非生來便有，而是需要我們思想的覺醒，並在公共領域練習自由的實踐中，以及在承受各種壓迫和恐懼的痛定思痛中，逐步發展而成。本文为周保松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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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言論自由，是自由社會的基石。它主張，每個人都應享有抱持與表達觀點和意見的權利，政府不得在欠缺合理理由和忽略公平程序的情況下，任意限制和控制人們的思想，相反，它有責任提供相應的制度安排，確保公民能夠有效實踐這些自由，包括出版和印刷自由、新聞和資訊自由、信仰和學術自由，以及多元開放的公共空間和網絡平臺。

早在一九二九年，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就曾說過，「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1 確實，對一個以思想為志業的學者來說，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環境，痛苦實在難以言喻。所以，思想自由理應是所有思想者必須共同捍衛的底線，畢竟沒有思想自由，就很難產生真正的思想，思想者也就不再是思想者。不過，道理歸道理，現實卻是另一回事。距離陳寅恪先生那番說話，倏忽已近百年，中國思想言論自由的環境，不僅沒有進步，甚至今不如昔，而知識社群為爭取思想言論自由所做的努力，實在也乏善可陳。

思想自由真的那麼重要嗎？在教人窒息的大環境下，或許有人會問這樣一個問題。甚至問的人，可能就是從事思想研究的。如果答案不是那麼確定，大家內心也許會好過一點，覺得不必如此較真，更不用輕言生死，只要忍耐和遷就一下就好，畢竟日子始終要過。只是，思想者不能或不願去面對思想不自由帶來的惡，絕對不是好事。本文嘗試提出我的一些初步想法。

一

為了方便討論，試想像我們生活在一個思想和言論自由嚴重受限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警察不僅維持社會秩序，還維持思想秩序，確保所有人不會「離經叛道」，故此新聞媒體會受到嚴密監控，書籍出版要通過嚴格審查，圖書館藏書須有安全檢查，獨立書店不能隨便辦讀書會，電影文化藝術活動不可越界，網絡言論更要受到全天候監視，稍有不妥便隨時刪帖封號。與此同時，政府也鼓勵人們互相監控，積極舉報任何涉嫌違反國家安全的危險言論。

不過，這還不夠，因為要有效控制思想，最高明的，不是靠高壓統治，而是令人們心甘情願地接受官方所說的一切，並從靈魂深處自覺地抗拒異端思想。要實現這個目標，教育和宣傳部門就扮演重要角色。

教育的目的，不是培養學生成為自由獨立的思考者，而是通過官方清楚的指引，學校和教師的緊密配合，配以特別設計的課程和考試，令年輕一代在不知不覺中接受官方的歷史觀、國家觀和價值觀。至於各種另類觀點和不能說的歷史真相，也不用特別擔心，因為它們早已不存在於課程和考試，老師又被禁止和學生討論，不用多久，一代人的思維模式和價值系統就會有根本改變。這樣的思想淨化教育，剛開始的時候或者會有部分老師抵制，不過當他們也被處理掉後，整個教育界就會徹底唯命是從。那些被視為不乾淨、有雜質的思想，會無聲無息地消失。這種淨化工程，裡面當然有殘酷的權力操作，可是它畢竟不是極權社會那種完全不加掩飾的洗腦教育，家長和學生因此未必很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其實活在一種思想受控的狀態。

至於宣傳部門，面向的不僅是學校，而是整個社會，主要做兩件事：放大社會的光明面，掩蓋社會的陰暗面，從而令人們相信，政府所做一切皆合情合理，而他們正活在一個美好、正義和偉大的時代，應該感恩和自豪。要完成這樣的美化工程，當然很不容易，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動用先進的電腦科技，以及有強權部門在背後支持。

要掩蓋陰暗面，自然要令那些專門揭露社會問題的媒體和人物噤聲。這些人物可以是記者、學者、劇作家、歷史研究者、出版人、律師、藝術家、電影導演，又或流行歌手。什麼職業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能用你的身分，去告訴世界真相和控訴社會不公。至於放大光明面，則需要培養大量親官方媒體和意見領袖，指令他們在有需要時，為政府搖旗吶喊和說非成是。更高明一點，則是重金聘請政治公關來為政府政策做各種包裝，又或找來知名學者利用各種大論述來炫惑大眾，讓人們相信存在就是合理，而且當下的世界已是各種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

二

活在這樣的社會，有什麼不好？我認為至少有六方面。

首先，你會時刻感到恐懼。你必須小心翼翼，謹言慎行，因為你知道，如果你發表了一些批評當局的文章，又或在網路轉發一些報導和評論，可能就會有人找你麻煩。更令人頭痛的是，你往往不知道警戒線在哪裡，也不會有人告訴你哪些領域什麼觀點是不能碰的，你必須自己揣度。那種「你必須小心，老大哥正在看著你」的恐懼，會將你整個人包圍，教你惶惶不可終日。不知不覺間，你開始習慣自我審查，審查自己應該讀什麼，講什麼，和想什麼。警察不僅守在外面，還進駐你的內心。恐懼──無處不在的恐懼──遂蠶食你的生命，影響你的工作，以及破壞你對別人的信任。當情況壞到一個地步，要麼你就離開這個國家，要麼就只能選擇沉默，甚至放棄思考，成為思想上的植物人。

其次，這樣的社會極為單調乏味。我們每個人生下來，便有不同的性格和才能，會追求不同的目標和理想，形成不同的個性。也就是說，只要容許人們有選擇的自由，人與人之間就不可能千篇一律。我們不僅自己有機會活得精采，同時可以受益於別人的精采。舉例說，我雖不擅寫作，卻可讀到許多作家的偉大作品；我雖不會彈琴，卻可欣賞不同鋼琴家的精湛演奏；我雖不懂編寫程式，卻可以使用到最先進的科技產品。可是，在一個嚴密監控的社會，人的多元性卻會受到極大限制，那些從官方觀點看不能容忍的思想、藝術和科技，都將很難生存。世界於是只剩下一種旋律和一種顏色。我們失去的，不僅是可能性，還有想像可能性的能力。每個獨特鮮活的生命，未曾綻放已枯萎。

第三，我們將很難在這樣的社會發現真理。當權者當然不會這樣想，因為他們會告訴你，他們所代表的，就是絕對真理，你只需要無條件地相信和服從。可是穆勒早在《論自由》中告訴我們，歷史上無數曾經如此宣稱真理在手的人，無論當時看上去如何權威，最後都被證明錯了。原因很簡單，就是每個人都有可能犯錯。人類知識發展的過程，是個不斷試錯和否證的過程。我們渴望找到真理，卻沒有確定之門，唯一可行之途，就是提供一個思想和言論自由的環境，容許各種觀點在其中針鋒相對和彼此質疑。穆勒相信，只有通過自由辯論，我們才能見到事物的不同面向，瞭解到不同觀點的優劣，也才有機會接近真理，促進社會進步。 2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整個社會都會付出沉重代價。

第四，這樣的社會，人的能力將無法合理發展，而發展這些能力是人活得好的重要條件。穆勒便認為，即使有些習俗被證明是好的，我們也不應強加於人們身上，而應鼓勵他們為自己做決定。因為只有在做選擇的過程中，人們才有機會運用人的感知、判斷、辨別、理性推論和道德反思的能力，從而成為有個性的人。穆勒因此說，我們不應只看人們結果做了什麼，還應看他們以怎樣的方式去做。在一個沒有思想和選擇自由的社會，我們的生命將有極大缺失，因為許多寶貴的潛能根本沒有實現的機會。3

第五，我們將難以參與正常的公共生活。公共參與的前提，是公民能夠無所恐懼地就公共事務發表意見，包括批評政府的法律和政策。通過這些參與，我們會建立起一種主人翁意識，覺得參與政治是公民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同時對自己所處的政治社群產生歸屬感。可是，當政治意見表達的渠道全被封鎖，我們就被徹底排斥於政治之外。我們明明活在世界之中，世界卻不屬於我們，我們遂在自己的家園成為異鄉人。久而久之，我們的生活將沒有公共性可言。這意味著，我們將失去許多只有通過公共參與才能有效發展的能力和關係，例如我們的公共說理能力，對社會正義的想像能力，以及與其他公民的社群連結。簡言之，我們將活得很不完整。

最後，這樣的社會，會令我們失去做人的尊嚴。帕斯卡（Blaise Pascal）有個有名的說法：「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蘆葦，而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4 思想和尊嚴的關係到底在哪裡？我認為，那是因為思想彰顯了人是有反思意識和價值意識的主體。人的主體性，必須通過思想來實現。不容許人們有思想的自由，就是不把人當作人，不容許人成為自己，而只是將人當作工具。極權社會最大的惡，不僅是在肉體和物質上摧殘人，更是在精神和意志層面，將人變成不用思想和不能思想的物件。

有人或許會說，即使以上所說有理，但只要我不做政治異見分子，不發表什麼批評和不參與任何活動，安分守己地做個順民，我的生活就不會受到什麼影響。這恐怕是一廂情願。自由是一種制度安排，而人活在制度之中。當制度不自由，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包括你讀的書，聽的音樂、看的電影、上的學校、交的朋友，以至對整個社會的感知和感受。就此而言，一個人不自由，整個社會都不自由，不是一個譬喻，而是真實的描述，因為他的不自由是由於不義的制度所致，而制度約束我們每一個人。一旦意識到這點，我們就應明白，那些為了爭取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他們不僅是為了自己爭自由，更是為所有人爭自由。

三

上述論證的基本思路，是我們每個人都渴望過上好的生活，好的生活需要一些重要條件，這些條件的實現有賴自由的社會制度環境。思想自由之必要，植根於我們對活得好的期望。當然，要論證自由的價值，可以有其他進路，例如促進經濟發展、有效監察政府，又或避免權力腐化等。我將焦點放在個體身上，因為不自由的社會對人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生命質量的下降。只有將自由和人的存活連繫起來，我們才能更清楚看到思想自由為何如此基本。

作為活在香港的政治哲學研究者，思考自由問題有年，不過如果不是目睹身邊許多朋友失去人身自由、思想自由、新聞自由、創作自由、演出自由，以及經營書店的自由，同時見證這些朋友因此而承受的巨大痛苦和恐懼，我大抵沒有這種切膚之痛。我開始明白，要談自由，就要從最接近生命的地方談起。

我們每天都在思想、在表達、在閱讀、在創作，可是當有一天，這些習以為常的自由開始受到嚴重威脅，我們將如何應對？在當下的香港，這些早已不是抽象的學術問題，而是每天必須面對的考驗。有的人選擇永久離開，有的人選擇留下來，而留下來的人又會選擇不同的活法。老實說，在這樣的艱難處境中，我沒有能力告訴大家應該怎麼做，不過我們至少須知道，當我們的社會變得愈來愈不自由，我們其實在失去什麼，以及這些失去之物對我們為何如此重要。

在自由缺失的時代，這樣的反思和警惕，對我們尤為必要，因為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自由意識，我們才能體會到自由的可貴。道理很簡單：個體必須先意識到自己是個擁有自由意志、能夠作出反思和選擇、並對自己生命負責的存在，才會在個人自由被剝奪的時候，深切感受到整個生存狀態的變壞。可是，人的自由意識並非生來便有，而是需要反思和學習，並在社會諸領域實踐自由的過程中，以及在承受各種壓迫和恐懼的痛定思痛中，逐步發展而成。如果我們不在乎自己是個自由人，我們就很容易放棄自由、逃避自由，甚至自甘為奴。在各種自由中，思想自由特別重要，因為它是人的自由意識得以發展和成熟的必要條件。

本文注釋：

¹ 這句話出自陳寅恪在一九二九年寫的〈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銘〉，紀念碑現立於北京清華大學校園。

² J. S. Mill, 1989,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ed. Stefan Collin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9-55.

³ Mill, On Liberty and Other Writings, pp. 58-60.

⁴ Blaise Pascal, 1966, Pensées, trans. A. J. Krailsheimer, Penguin Books, p. 59.

*本文轉載自：周保松，《左翼自由主義：公平社會的理念》（台北：春山出版，2024），第9章，略有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