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厄尔 | 革命的逻辑：为什么社会运动无可避免？

编者按：革命与改良的对立与竞争，是现代华语知识界聚焦争论的问题。革命与激进似乎是一对孪生兄弟，革命必然带来的是混乱、暴力与新的偶像崇拜。而随着秩序与渐进成为主流，暗流涌动的矛盾无法在既行的政治体制下解决，革命的幽灵又再度降临。

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18世纪的法国革命，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仅有着作为历史事件的家族相似，精神内核也是一脉相承。革命吞噬了一切，建立的是新的暴政和对于自由秩序的虚无。而政治学界已经把革命祛魅，不再付之于意识形态和哲学的高度，称之为‘’转型”。

在今天，我们很难把Z世代的政治行动称之为革命。看着tiktok作为政治启蒙的人，很难理解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一边阅读德国古典哲学一边用教士的殉道感自我要求的革命者。然而，他们面对的问题却是相似的：革命不再作为一种行动，而是一种道义要求和政治秩序。如何带来真正的改变，如何长久持续自己的遗产？正如去年孟加拉和今天尼泊尔的“转型”一样，转型抑或革命往往在一瞬间进行，热血沸腾之后，依旧面对的是旧体制同样的问题：地缘政治环境、财政的困窘以及颠覆旧体制的政治斗争。然而，革命有时是蓄势待发，在革命之前，一个社会就已经有了漫长的准备。

本文为美国社会学家休厄尔的《资本主义与18世纪法国公民平等的兴起》一书作者导言（标题为编者所改），某种程度上，所有的社会革命都可以在法国大革命中找到自己的原型。革命之前，长久的蓄势待发、社会悄无声息的变化，往往被人忽略。然而，无论是被革命的暴力所暂时中止，还是革命变质后新的统治，这种趋势终归是宿命一般难以避免。人民往往会为表彰革命者，建立林林总总的雕像，却经常忘记了自己潜移默化也在塑造着历史。出版社授权刊发。

小威廉·H.休厄尔 | 资本主义与18世纪法国公民平等的兴起

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社会差别只能基于公共事业……法律是公意的表达……无论是保护还是惩罚，法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均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平等地获得一切荣誉、地位和公职，除了美德和才能之外，没有其他差别。

在21世纪初，人们也许很难意识到1789年9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发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简称《人权宣言》）中的上述话语，是何等地非同凡响。当今世界的大部分人认为，公民平等的正式宪法保障乃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我们已经意识到，法律面前的形式上的平等，比如宣言中宣布的那种平等，已被证明与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之间令人震惊的真正不平等 财富、政治权力、认可和福祉-是相容的。但是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激进文件。它所宣布的变革震惊了欧美世界，并最终改变了全球的政治可能性。要想理解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对公民平等的倡导是如此富有变革性的行为，读者必须了解法国的国家与社会。

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实质上，法国旧制度都是等级森严的。众所周知，法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有着富裕而强大的贵族阶层。但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普遍性远超国王和贵族阶层。从社会秩序的最高层到最底层，等级制度成为法律、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无论是大领主、富裕的商人、挣扎的农民，还是贫穷的洗衣工或日工，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都需要知悉公认的地位、权力和荣誉差异，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法国男人和女人，既要捍卫他们自己主张的任何社会地位，又要对他们的上级毕恭毕敬，并依靠上级的庇护来获得成功或避免挫折。因此，（在法国）建立一个基于公民平等的国家和社会，是一项极其激进的任务。它不仅需要重新定义政治权利，还需要解散和重构各种社会关系。

运作良好的社会从根本上自我改造，是极其罕见的。当然，法国大革命是从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中产生的。但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危机，并不是引发1917年俄国革命或1918年德国革命的摧毁政权的军事失败。法国的危机，不是军事上的，而是财政上的到1786年，国家债务已是如此庞大，以至于破产似已迫在眉睫。债务是前一个世纪反复爆发的代价高昂的战争的结果，但最近的一次战争即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来说是胜利而非失败。到1786年底，很明显，法国需要彻底改革其财政系统，使迄今为止豁免大部分税收的贵族承受更大的财政负担。财政危机最终导致国王召集长期中断的三级会议开会，以寻求解决方案。三级会议是由王国的三个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第三等级）——的代表组成的机构。但是，在大革命的准备阶段，法国并未遭遇国家失败。截至1789年7月攻占巴士底狱，国家继续履行其官僚和军事职能，路易十六在此后数月间仍然保持了他的大部分声望和威望。那么，法国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惊世骇俗的举措，来实现公民平等呢？事实上，这一举措引发了长时间的政治冲突，以及最终席卷整个大陆的内战和国际战争。

显而易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特征受到启蒙运动关于理性和自然权利学说的强烈影响，这些学说在18世纪的法国广为流传（Edelstein，2014）。不过，这种认识提出了一个先决问题：为什么这些学说会在一个建立在贵族、联盟特权、赞助和依从的等级原则之上的社会中引发强烈的共鸣呢？为什么当法国君主制政权陷入严重的财政和政治危机时，用公民平等的制度取代现有的政府模式会成为三级会议的代表可接受的，甚至有吸引力的选择呢？三级会议的代表包括许多教士和贵族，他们此前享有的法律特权，被新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所荡涤。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18世纪资本主义的兴起削弱了君主和贵族社会秩序的权力，并使资产阶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和自信。启蒙运动是这一新兴阶级利益的理想表达，君主制发生财政和政治危机后，资产阶级夺取了权力，并依他们的启蒙代言人拟定的原则重建了国家。这正是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法国学者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1947）和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1962，1975）最著名的看法。

但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这种马克思主义或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解释已被历史研究彻底颠覆。最重要的是，事实证明不可能找到一个在1789年夺取政权的一以贯之的“革命资产阶级”。正如伊丽莎白·艾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所指出的，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的翘楚乔治·勒费弗尔确定他所称的“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时，他提到的是米拉波侯爵、拉斐德侯爵和西哀士神父--两名贵族和一名教士（Eisenstein，1965：69—71；Lefebvre，1947）。最初领导革命的第三等级代表中，很少有商人或制造商。他们大多数是律师或低级别的国家或市政官员，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家（Cobban，1968：54—67； Tackett，1996：35—39）。尽管商业和工业财富在18世纪确实有了惊人的增长，但法国商人和制造商的财富总体上仍远不如上层贵族。在法国，贵族们仍然拥有财政，以及社会和政治上的优势。实际上，许多最为富有的资产阶级用他们的财富来收买贵族，选择加入贵族阶级而不是挑战贵族（Bien，1989）。此外，早已明晰的是，许多贵族、教士和王室官员都是启蒙知识项目的热心参与者，他们既是倡导者，也是践行者。启蒙思想家（philosophe）才智闪耀的沙龙，通常由贵族指导，参与者也以贵族居多。因此，将启蒙运动定性为“资产阶级”项目，并不合适。简而言之，将法国大革命倡导的公民平等理解为胜利的资产阶级的产物，并不可信。

这种曾经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解释崩塌后，大多数历史学家试图结合知识和政治进程来解释公民平等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中心地位。政治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尤是如此。在澄清法国大革命关键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方面已有大量研究，这些思想中包括公民平等思想。除了极少数例外，相关研究都假定法国大革命的经济根源也已明确——经济根源并不存在。然而，这一假定令人怀疑。毕竟，我们知道法国经济在18世纪增长显著，尤其是在商业和制造业领域。几十年的持续经济增长并未对法国人理解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方式产生影响，这似乎不太合理。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前的几十年里，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表明，当时的法国人对经济问题充满热情。在大革命前的40年里，法国出版的政治经济学书籍比小说还多这发生在小说作为一种主要文学体裁出现的18世纪（Shovlin，2006：2）。近期关于法国政治经济话语的学术研究表明，当时的研究者深切关注经济发展，特别是蓬勃发展的大西洋贸易和新兴的城市消费模式如何改变社会和国家。令部分政治经济学家最为担心的是，传统的贵族制度和君主立宪注定法国在新兴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世界海洋经济竞争中会输给其更“共和”的对手--荷兰和英国（Cheney，2010）。与此同时，部分政治经济学家也担心，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品的流行正在使贵族女性化并削弱其传统的军事美德--尽管其他人赞赏商业和奢侈品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对法国礼仪的弱化和润色（Shovlin，2006；Kwass，2003，2004）。重农学派是政治经济学诸派中组织最完善、最系统的，他们优先关注农业，并认为农业是经济生产力的唯一真正来源。但是，他们也是自由市场的狂热倡导者，他们支持废除行会规定、反对垄断，并支持取消对谷物市场的限制（Vardi，2012；Fex-Genovese，1976）。无论他们支持何种特殊的学说或观点，18世纪的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蓬勃发展的商业资本主义对传统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构成重大的挑战（Meyssonnier，1989；Perrot，1991； Larrère，1992；Shovlin，2006；Cheney，2010）。既然与大革命同时代的人如此明确地关注经济变化的后果，而大革命史学家却认为这些变化无足轻重，这似乎就完全不合理了。

本书认为，启蒙思想阐述的公民平等概念，融入了1789年建立的新政权，因应和法国的资本主义经验而得以产生并得到传播，尽管这一过程迥异于勒费弗尔声称的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阶级斗争。18世纪法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断言，是有争议的。18世纪对当时经济变化的描述在法国和其他地方——是商业。人们普遍认为，商业的兴起是这个时代的决定性特征之一。诚然，这是一种商业资本主义，但它仍然配得上“资本主义”的称号，因为它具有持久的活力，那就是市场上广泛销售的商品及其不断增长的产量。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探讨的以工厂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截然不同。虽然我们称之为“工业”的活动在18世纪的法国确有大幅度增长，但大部分工业生产都带有强烈的商业特征。除了极少数例外，工业产品都是在小作坊或工人的住所经由手工劳动生产的。事实上，纺织工业是18世纪法国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工业之一，其大部分生产实际上发生在农村地区。贫穷的农村居民——其中一些只是兼做农活——在自己家里纺织。尽管纺织品生产者通常很穷，并且受到向他们提供原材料并销售产品的商人无情剥削，但他们实际上并不是雇佣工人。相反，在这个迅速发展的行业中，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是商业性质的，形式上是由商品的买卖来控制的，并由信贷而不是工资契约来调节的。18 世纪，在机械化工厂普及之前，“商业”对于时人来说，似乎既是描述生产，也是描述商品买卖的恰当术语。

但是，1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如何让理性和自然权利等启蒙话语看似可信，或者鼓励当时的政治行为者从公民平等的角度重塑法国国家的呢？本书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的论点，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影响的概念化，但与20世纪中叶勒费弗尔或索布尔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差异。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似乎基本上是基于《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而不是基于《资本论》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而且他们似乎对法兰克福学派或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著述一无所知。勒费弗尔和索布尔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基于特定形式的财产和阶级关系的生产方式，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是通过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来调节的。他们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因果论点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日益富裕、强大和具有阶级意识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在革命中从衰落的贵族统治阶级手中夺取了权力。因此，如历史研究表明，这种假定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革命资产阶级并不存在，贵族阶级也似乎并未衰落，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便无力对那些完全否认资本主义与法国大革命相关的人发起连贯的挑战。

本书使用的马克思主义论点主要来自《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第一章“商品”[Marx，1977（1867）]。在此，本书受到了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对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重新诠释的影响。普殊同认为，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动力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形成，而是商品形式的传播。他认为，商品形式的普遍化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抽象社会关系形式，这种形式主要是由市场等价交换逻辑所支配的（Postone，1993）。在本书中，笔者认为18世纪法国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以商品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蓬勃发展，这种抽象社会关系形式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发展，促使公民平等的概念在17世纪80年代变得既可想象又富有吸引力。这一论点，假设了一种与具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勒费弗尔和索布尔的话语截然不同的因果关系。这一论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不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机制，而是经由一个更加渐进和分散的社会和文化进程产生的。

资本主义形成抽象社会关系的倾向，源于商品交换的货币逻辑。每一种商品——无论是一块布、一片面包、一首数字录音歌曲，还是一个小时的劳动——都具有内在的、不可比拟的、感性的品质，并由此被赋予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但在市场上，商品也表现为“交换价值”，即以它们可以交换的货币数量来衡量的抽象等价物。最终，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商品以它们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来衡量。因此，商品既有具体的属性（即它的使用价值），也有抽象的属性（即它的交换价值）。后者因为是数量性质的，所以总是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成正比。商品交换，当然是生产或销售商品的人与购买并最终使用商品的人之间的真实社会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弱化和抽象的社会关系；根据马克思的看法，在最深层次上，这是一种社会必要劳动与另一种社会必要劳动的交换，但这种劳动通常凝聚在市场上买卖的具体产品之中。因此，从定义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意味着抽象社会关系、以货币等价为特征的社会关系、数量逻辑和日益增加的匿名性的扩展。

在类似意义上，法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所体现的公民平等也是抽象的。它宣布，男子（尽管应该强调的是，这里不包括妇女）在权利上是平等的。一个人可能富有或贫穷，聪明或愚蠢，博学或无知；一个人可能是农民、商人、工匠、银行家，或地主。因此，《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很难具体地使他们平等。但由于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以及他们在获得荣誉、地位和公职方面的平等法律资格，他们在抽象的意义上变得平等了。决定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可能性的，不再是他们作为平民、贵族或教士的永久身份，而是他们多变的、基本上是由主观意志控制的个人知识、主动性和财富。就像市场中的商品一样，他们是具体的不同实体，但由于服从普遍和客观适用的形式规则法律制度赋予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被认为是平等的。本书认为，在18世纪，人们对市场关系日益独立、灵活和匿名的体验，以及由商品逻辑支配的相对更大范围的社会行为，使得到1789年，公民平等似乎已是一种合理且可理解的管理社会和政治事务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商业资本主义为公民平等的构建铺平了道路。

18世纪，法国经历了公认的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不是一个可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胜利”的时期。相反，资本主义发展（在国际贸易、殖民地贸易和国内贸易之中，在制造业领域，在农业领域，在金融领域）的更好概念化，发生在诸如君主制国家这样的既有制度结构的缝隙之间，发生在宫廷，令人尊敬的三大等级（教士、贵族和平民）的制度，各种特权管辖区的混杂，教会，农村领主，行省、市和行会的联盟化组织等的缝隙之间。在18世纪的法国社会，出身的荣耀仍然优于财富或成就。如果不尊重上级并寻求其庇护——这是等级社会的典型社交手段——在日常生活中取得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这个由等级制度构成的复杂网络的缝隙中，商业资本主义生根发芽，蓬勃发展。通常情况下，商业资本主义要么绕过行会的规定，要么占领行会，并让它的规定倾向于最为富有、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工场主。许多新的制造业是在农村建立的，远离行会规定的约束，劳动力既便宜又灵活；又或者是出现在广泛的特权空间之内，不受行会的控制。新的消费产品，如马车、漆器鼻烟盒、假发、印花丝绸锦缎、五颜六色的印度棉布、梳妆台和写字台、钟表、陶器、手表、咖啡壶和茶壶、扇子、雨伞等，都有着不断扩大的市场。新零售商铺蓬勃发展；图书贸易蒸蒸日上，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阅读；商业娱乐百花齐放。许多农民的劳作转向服务大城市，尤其是为巴黎供应经济作物。国家的财政事务越来越依赖富有的金融家和巴黎股市。在这些和许多其他方面，法国男人和女人的日常生活，虽然仍然由特权、等级、荣誉、赞助和顺从主导，但已与社会关系的新市场形式交织在一起。

18世纪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公开地将自己标榜为现有社会秩序的替代物，而是渗透并渲染了旧制度内部及其缝隙的社会关系。卡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评论道：“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Marx，1993：106—107）笔者认为，18世纪法国人所谓的“商业”正越来越多地以其独特的光芒影响着整个社会及其制度。我们可以使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术语来转换隐喻。雷蒙·威廉斯说，无处不在但仍有缝隙的资本主义发展正在创造一种“感觉结构”，一种强大但难以定义的经验压力，低效而迟疑地将对新的社会权力的意识和对社会生活组织的新可能性的认识带入意识（Williams，1977）。启蒙思想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人，可以说给予了这种新兴的结构明确有益的阐述。当然，这种微妙而渐进，但又普遍而有力的历史进程是很难把握和描述的。但笔者认为，要正确理解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有必要了解具有缝隙的资本主义抽象化的历史。从经验上证明资本主义发展的抽象效应的真实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我称之为“抽象的具体历史”（concrete history of abstraction）的方法这一表达当然是矛盾的，但笔者希望证明，这实际上并非不可能。在笔者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抽象效应是高度分散的，影响着所有以某种方式受到商品交换传播影响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影响着几乎所有的社会关系，尽管影响的程度不同，方式各异。

抽象的具体历史

委婉地说，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追踪高度分散的进程影响的方法论问题，并没有在史学或社会科学文献中得到广泛讨论，这些进程微妙地将不同形式的社会关系引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通常都更喜欢搞清楚具体的因果关系特定政治派别的胜利如何改变政府政策，新技术进程的引人如何影响工人和管理层之间的关系，死亡率的下降如何影响家庭结构，强大的新概念的引人如何在各种知识学科中传播。本书提到的因果因素——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一种手段，相对抽象的商业关系日益丰富——可能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被体验到。但是，通过引人一种不同结构的社会关系类型，并为社会行为者提供更为广泛的选择，它有一种舒缓等级制度、特权和既定权威的净趋势。它增加了独立思考和新颖的社会行动形式的可能性。

但商业关系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定性为“抽象的”呢？商业关系，像任何社会关系一样，是真实的、具体的、有时间限制的、物质的。商业关系的参与者买卖特定的产品或服务，包括面包、劳动力、戏票，也包括期货合约。但与基于等级、地位、赞助和尊重的社会关系相比，市场关系往往匿名性和自愿性更强。许多市场交易是完全匿名的，如一个陌生人进入一个市场购买一条面包，或者投资者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可以肯定的是，在18世纪的情境下，买方和卖方之间往往有更紧密的社会关系。一名顾客可能会光顾附近某个特定的面包店，并且很可能在那里有一个信用账户——如果她的邻居认为她是一个值得尊敬和信任的人。同样，投资决定往往取决于投资者和借款人之间的信任程度，投资者了解借款人的声誉。但这些关系基本上仍然是自愿的，可以随意建立和放弃，这肯定不可与一个人在旧制度社会等级中的真实地位同日而语。此外，市场上的交易是由价格决定的，并不取决于身份的差异。一块布是以同样的价格卖给平民或贵族的。贵族赚钱计划中的投资取决于他对可能回报的评估，而不是这个计划是由贵族还是由平民组织的。在所有这些方面，可以说市场关系比身份关系更为抽象。

商业关系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抽象的。支配商业关系的主要事实是市场上商品的价格。在商业社会中，商品的价格与其说是由买方和卖方之间的特定互动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市场中超越特定交易的商品供求决定的。巴黎面包店的面包价格，是由最近收成的相对波动决定的，不仅是巴黎周边地区的收成，而且是整个欧洲的收成。因为18世纪的谷物市场几乎覆盖了整个欧洲，巴黎的价格与阿姆斯特丹、马德里、格拉斯哥或米兰的价格变化趋同。如果英国、莱茵兰地区和波兰的收成平平，巴黎盆地的丰收就不会带来巴黎面包的低价。同样，织工或商人出售一块布料的价格，不仅取决于布料的生产和运输成本，还取决于消费者品位的波动，这种波动可能会使得投放市场的布料价值比前一年明显增加或减少。房屋或农场的购买者不得不支付的抵押贷款利率，不仅会根据购买者诚实可靠的声誉而变化，还会随着贷款人和借款人完全无法控制的金融交易产生的利率波动而变化。在所有这些方面，商业社会关系都是抽象的，而赞助、特权和顺从的关系并不是抽象的。

社会生活中的抽象历史，是一部具体的历史，因为它是基于真实具体的经历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它努力寻找既明显又微妙的方法，探索日常生活和具体个人的行动策略之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固有的抽象表现人们可以设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追寻驱动本书的假设，其中许多方法意味着对18世纪法国档案的大量挖掘。但是，因为笔者所理解的过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笔者选择广泛撒网，调查18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三个迥然不同的方面，笔者相信这些方面是由商业资本主义关系的扩张所显著塑造的。笔者没有尝试进行详细的档案研究，而是主要依靠这一时期极其丰富的历史研究，辅以对大量17世纪、18世纪印刷作品的详细阅读。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重要性和壮观性，关于革命前法国的历史文献特别丰富。事实上，没有哪个历史时代拥有比它更成熟、更透彻的史学著述：关于法国旧制度的历史，几乎每一个转折点，都已经涌现了几代学者的多种无微不至、十分扎实而又频繁出彩的著作。虽然就笔者所见，这些作品都没有追寻指导本书的调查的假设，但其中许多涵盖了与本书的问题相关的论点和证据。这一事实，对像本书这样的研究有明显的裨益。本书并未试图揭示迄今为止未知的事实，而是试图为广义上人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开发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简而言之，本书就是法国人所说的“合成综述”（essai de synthèse），也就是说，试图将关于这个迷人的历史时代的已知事实和论点整合到一个新的综合记述之中，并对它们进行新的解读。是否如愿，读者自有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