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45年10月25日，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在臺北公會堂（今中山堂）向中華民國代表陳儀上將正式投降簽字。這標誌著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結束，台灣正式「光復」並回歸中華民國管轄。1946年（民國35年）10月18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公告，將10月25日定為「台灣光復紀念日」。光復後，國民政府官員剝削民眾更甚日治時期，與台灣人期盼民主改革的落差極大。 這累積不滿，於1947年2月27日爆發二二八事件：起因緝菸衝突，迅速演變為全省抗議，要求政治改革、自治。國民政府派軍鎮壓，至5月16日結束，造成數萬台灣菁英、知識分子死亡或失蹤，後續白色恐怖持續數十年，鞏固國民黨威權統治。 此事件被視為「台灣悲劇」。隨著台灣獨立意識增強，此事件也被視為外來政權暴政的象征，台獨支持者視光復非「光復」，而是「再淪陷」或「國民黨殖民」。如何敘述台灣光復史，深刻反映了台灣身份認同的分裂：統派視為中華民國主權象徵，獨派則連結二二八為本土抗爭，爭議延燒至教育、節慶改革，對「光復史」的敘事，成為台灣在「中國」與「台灣」兩種敘事之間拉鋸的焦點之一。
台灣醫師、民間學者曾健民（1939-2020），1992年從日本返台後轉歷史研究，與陳映真等左翼知識分子合作，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探討台灣社會性質與帝國主義議題。為重寫日據末期至光復初期史，他編著《台灣光復史》系列，首本《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於2005年8月由聯經出版社出版，後續包括1946、1949年卷（已出版），1947、1948年卷（編輯完成）。總結性著作《台灣光復史春秋─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於2010年由海峽學術出版社發行。針對台灣敘事將光復視為「再淪陷」悲劇，曾健民則從馬克思主義視角，強調1945-1949年光復五年為台灣人民主體性復活時期，透過政權、財產、教育、文化變革，實現徹底去殖民與祖國化，強調光復非外來政權強加，而是台灣人積極參與的民主化進程，呼籲正視歷史。
年輕一代的台灣學者張鈞凱從曾健民的研究出發，強調他透過史料重建光復意義，描述其為台灣光復史研究的代表人物，強調其史料蒐集、重建民族台灣史的貢獻，以及對冷戰意識形態的剖析和「台灣」敘事史的批評，視其為「中華民族台灣史」陣地的堅守者。最後張鈞凱呼籲「再光復」，重返歷史原點，超越統獨對立，求索兩岸前進方向。
本文為《香港：離散與連結（思想52）》文章，《思想》雜誌授權。
曾健民，研究台灣光復史與戰後台灣文學史一位繞不過去的典範人物。本業為執業牙科醫師的曾健民，1950年出生於台灣花蓮玉里，大學畢業後負笈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研究，在日本行醫十年，同時在北海道家中自行鑽研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1992年全家返台定居，翌（1993）年與陳映真等同道戰友共同成立「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並曾擔任會長，「進行了對於台灣社會與歷史之科學的、自我認識工作」，以求「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台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
在2020年8月13日因病逝世於花蓮前的將近30年歲月裡，曾健民自掏腰包奔走各地收集大量一手報刊史料，他如此描述自己從事的工作：專研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著力於台灣光復前後史及40年代史。他為陳映真創辦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編輯工作投入了極大心力，與「文學台獨」以及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文學論進行堅苦鬥爭。
曾健民留下了等身的研究著作，其中為人所津津樂道且珍視的，莫過於《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與《1949．國共內戰與台灣》等「光復後五年史」。他成立的台灣社會科學出版社，還規劃了「光復後五年史叢書」，發行了《新二二八史像》與《文學二二八》等兩輯，為發生於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撥開歷史與政治迷霧。曾健民晚年為了「在這混沌的時代摸索共同前進的方向」而創辦了《方向》叢刊，還花了兩年的時間從訪談、日記、札記與發表文章等資料，編寫出《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為陳逸松這樣一位兼具「漢民族意識、祖國情懷和左翼思想」的台灣第二代現代知識分子，補白了其「放膽兩岸波濤路」的精彩一生。
有的人稱曾健民為「民間學者」，也有人稱之為「業餘學術工作者」。不過是否躋身於「學術」或「學者」的行列，曾健民或許完全不會在意，他自己也說過「我們無論如何不是搞學術，一切都是為了運動」， 因為在台灣長時期受「冷戰─內戰意識形態」雙重制約下的「選擇性遺忘歷史的年代」，他真正念茲在茲矢志要做的是：
台灣戰後歷史，深受中國、東亞和世界歷史的影響，也受到島內多重政治經濟力量左右，道路十分崎嶇而複雜。這使得一般人的生活中，或者一般知識分子的觀念中，充滿了片面和迷思的歷史形象。我二十年來的歷史研究和評論，主要致力於撥開這些歷史迷思，揭露歷史的真實面貌。
一、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台灣光復」，是台灣在中國近現代史當中的一個轉捩點，是台灣人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的一個起點，是曾健民台灣史研究舉足輕重的一個支點。之所以把台灣光復期歷史做為研究的重心，曾健民在長篇訪談中交代了他的初衷與動機：「主要還是因為面對漫天而來的台獨歷史論述的謊言，我們只有科學地客觀地揭示關鍵的歷史，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批判」。
戰後台灣分離主義運動伴隨著收割「黨外」民主運動成果的民主進步黨成立，以及李登輝在攀上政治權力高峰，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台灣民主建制體制的「藍綠」格局之中，正是曾健民從日本移居回台之初觸目所及、親身經歷的時期。在其歷史解構與重構的過程，「台灣光復」成為了首波劍指對象，除了國民黨已流於官方老套的制式紀念之外，民進黨則是使用站在日本立場的「終戰」一詞，巧妙地取代了「光復」，包括從歷史教科書中抹去了「光復」記憶（改以「接收台灣」表述）、「台灣光復節」只紀念不放假，時至今日特別是台灣的年輕世代多半已不知「台灣光復」為何物。曾健民對此痛心疾首：
它（「終戰」）是延續日本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戰後日本統治者用語，是不願意承認日本發動的戰爭是侵略戰爭，且是否定日本戰敗投降的歷史修辭。有良心的日本人是羞於啟口的。一個曾經受過日本五十年殖民欺壓的台灣子民，竟然隨著日本統治者開口閉口「終戰」而不自知。
在曾健民看來，關於1945年8月15日這個「台灣戰後起點」起算往後一百多天的歷史，在台灣主流論述當中屬於「空白」時期。理應是最複雜、最激動，且內容豐富、富有多元啟發性的時期，何以被誤解、扭曲、偏見給取代了一切？ 為了回答這個台灣多數人不以為意，卻對台灣充滿歷史意義的大哉問，曾健民從《台灣新報》、《台灣新生報》、《民報》與《人民導報》等等報刊雜誌，從社論、評論、詩詞、新文學作品等多個面向，全面性重建、還原了台灣光復前後台灣一般民眾與知識分子究竟是如何理解「黑夜與白晝交替期」的來臨，甚至靠著一己之翻譯，將被湮沒的日文史料「重見光明」。
比如在曾健民的論述中，經常可見他引述台灣首位留美博士林茂生於1945年10月25日發表在《台灣新生報》的〈祝詞〉，其中闡明了台灣光復的三大意義：一是發見「我是人」，二是發見「社會」，三是發見「國家」。後來在日本從事台獨運動的廖文毅，台灣光復之初在《前鋒》雜誌光復紀念號寫下了〈光復的意義〉一文，當中言及其四大發現：第一個事實是「民族精神的振興」，第二個事實是「國土重圓」，第三個事實是「家人再集」，第四個事實是「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同樣成為了曾健民光復史論的一大支撐理據。
曾健民透過這些幾乎被台灣政界、學界與後人遺忘的真實紀錄，「重新回到戰後歷史的出發點，聽聽歷史現場的歡呼與嘆息」之後，為台灣光復的歷史意義給出了自己的初步體會：「首先，是戰事結束和平來臨；其次，是日本殖民統治終結，民族得到解放；還有，便是復歸祖國，作為中國民族國家的一省重新出發。」
經過多年理論與史料的積累，曾健民將其台灣光復史論菁華在2010年輯結為《台灣光復史春秋》一書。他在書中更為直截了當地指明其全力投入台灣光復史研究的兩大動機，分別是「為了解明台灣戰後史，特別是戰後社會經濟、文化史」，以及「為了批判鋪天蓋地的分離主義的『偽歷史』」。 此外，這部書的副標題「去殖民、祖國化和民主化的大合唱」，更是曾健民為台灣探尋光復歷史意義的進一步總結和提煉。
「偽歷史」三個字看似極其尖銳，卻也是曾健民秉持「歷史問題批判必須以客觀的史料為出發點。要有論也要有據，不能只有論沒有據。沒有科學的調研，沒有充分掌握史料，就沒有說話的權利」的嚴謹態度， 對台獨「終戰史觀」與「再殖民論」，甚至是國民黨「一黨史觀」最為直接的揭露，也是最為深刻到位的批駁，無不從靈魂深處發出「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的正義呼喊。
二、擺正理解台灣歷史的位置
1945年台灣光復，意味著從日本殖民統治脫離，復歸為中國的一省。在1949年國民黨由於內戰失利敗退台灣形成民族分斷局面之前，是兩岸一百多年來「短暫統一的五年」。正是由於這個性質，「光復後五年史」始終不為台灣藍綠主流政黨所待見，國民黨只片面強調其「領導抗戰」、「光復台灣」的「功勞」，卻迴避在中國大陸和甫收復的台灣均治理失能，令「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人民運動在當時的兩岸風起雲湧。
就台獨史觀而言，1945年是台灣人「被中國再殖民」的起點，接收台灣的國民政府成了「外來政權」，包括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則被扭曲為「中國人屠殺台灣人」。從而處心積慮在歷史解釋上淡化和顛倒光復初期歷史，目的在於切斷兩岸在歷史命運與時代課題上的緊密連結，因此可以看到2016年蔡英文政府上台後，透過各種政治論述將當代台灣的想像認知起點設定在1949年，進一步將台灣歷史解讀為與中國歷史「互不隸屬」的兩個進程，為其有意引用「想像的共同體」理論套進台灣，並無限上綱為帶有「兩國論」涵義的「命運共同體」做為史觀鋪墊，至賴清德執政時期更方興未艾。
曾健民的「光復後五年史」論述，在強而有力的史料論據基礎上，突破與超越了在台灣被政治力量綁架且窄化的歷史視野。他復原了當時台灣人由於民族情感帶來的激動與興奮，抱持著無比熱情開展建設台灣運動。諸如在社會場域上，自動自發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人民協會、台灣人文科學會等社會團體，發起國語學習運動、婦女運動等等；在文化場域上，各種報章雜誌宛如雨後春筍般創刊，「呈現百花齊放的榮景」；在政治場域上，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建立，打響了實際意義的民主政治第一聲，民意代表選舉參選熱烈，透露出了「民主」的曙光。另一方面，由於長官公署接收工作產生的磨擦，不只暴露了人事任用的問題，貪污腐敗、物價騰漲的矛盾都在激化，批評與失望之情也開始浮現。
然而，台灣光復初期歷史悲喜交加的「兩面性」，儘管有其特殊性，卻不能僅用一島一地的歷史眼光去做解釋，因為背後的結構性因素完全無法脫離包含大陸在內當時全中國範圍的歷史脈動。曾健民的光復史論，最為亮眼之處，要屬他對於「民主」與「語言」兩大核心問題的慧眼獨具觀點。
首先，在「民主」問題上，曾健民指出光復初期台人寄望實施徹底的「民主化」，用以解決台灣出現的政治腐敗、失業、物價高漲、治安不佳、省籍隔閡等「惡性現象」疊加下來的現實困境。他援引1946年7月25日《政經報》一則編輯後記為例，「打倒官僚政治，爭取民主政治，實現地方自治，即縣市長以及省長民選！我們的結論就是這樣，前號如此、此號也如此，達到實現民主政治以前，永遠如此，絕不會變的。」 作家賴明弘在1946年8月15日出刊的《新知識》發表了〈光復雜感〉，更進一步傳達了當時台灣知識菁英對民主政治的企盼：
「光復」在台省人的心中……不是只要返到祖國的懷抱，「光復」應該有著更深的政治意義包含在內。簡單說：就是政治的解放，只要我們的中國政治是開明的，是真正民主的，的的確確為大多數民眾謀自由平等幸福，那才有「光復」可言，台省人要求的「光復」，就是如此。
需要指明的是，當時台人爭取的政治「民主化」，絕非當今台灣主流意識形態所理解的單純投票之形式意義，更遠非今日「台灣民主」被「異化」為政客用以操弄「抗中」與「台獨」的工具意義。 曾健民特別澄清，當時台人非常清楚「民主」與「民族」之間的關係，站在「中國就是我們的國家」與「民族精神和民族正氣」的立場來爭取「民主化」。除此之外，曾健民也強調當時台灣出現的政治問題，脫離不了全中國的脈絡：「實際上，對『民主』的熱烈要求，是戰後世界性也是全中國共同的新潮流，並非台灣所獨有。它不但是付出慘痛犧牲打敗法西斯主義後的世界性潮流，更是抗日戰爭勝利後全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共同的文化思潮。」 換句話說，當台灣光復初期民族情感的爆發達到最高潮後，歷史主調開始轉移到了「民主」問題上，便體現了台灣與中國大陸上海等地戰後的時代問題有了共同脈動的相同內容。
其次，在「語言」問題上，曾健民的探討同樣有著與現實政治對話與鬥爭的良苦用心。台灣興起的「去中國化」浪潮，將「國語」視為政權「壓迫」台灣「本土語言」的象徵，也就是把「國語」與「方言」對立起來。曾健民觀察到，光復初期的「國語運動」於今被非理化、污名化，有些論者把「國語運動」黑白顛倒為「外來」的、「壓迫性」、「歧視性」的語言政策，比如陳芳明等人稱光復後國民政府用「國語」壓迫、歧視台灣人的語言和思維。進而帶來了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把台灣人做為語言主人的角色「悲情化」，「只強調台灣人如何受壓迫、受歧視的悲情面貌，以及台灣話如何被排除、被壓抑的一面，而看不到光復後台灣人如何自主地追求歷史和語言解放的那一面。」
要破除這個「謊言」，曾健民從台灣本地的觀點，以及來自大陸的國語運動專家的主張雙管齊下。在曾健民的許多著作文章中，都能看到他相當看重台灣前輩史學家、文學家楊雲萍在陳儀尚未赴台主政前的1945年10月22日在《民報》所寫的文章〈奪還我們的語言〉， 並引用楊雲萍這段沉痛的告白：
事實上，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大成績，就是造成許多的兒童和青年，忘記了他們的母語，最少忘了一部分。台灣光復，河山依舊，而事物有全非者，要算這件「語言問題」最為嚴重，最厲害。……何況此問題，不僅是語言的問題而已，實關於「民族精神」之問題。
楊雲萍在文中疾呼「我們要奪還我們的語言！」再加上當時台灣民眾掀起的學習國語熱潮，曾健民認為這見證了「台灣社會自主興起的對台灣歷史、文化、語言的復原運動，和祖國化的風潮是一體的兩面互不相悖的；在去殖民的時代課題上，兩者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陳儀未正式到台灣履任以前，便已確定推動國語和歷史教育做為其重要施政之一環，在重慶即已積極籌設「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其中關鍵成員即時任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魏建功與專員何容等人。曾健民回顧了魏、何兩人抵台之初看到當時台灣語言混亂的情況，經過實事求是的調查，看到由於日本殖民統治者強行推動日語，台灣方言喪失了應有的功能與地位，且光復初期來自大陸各地的方言「漫無依據各行其是」，都造成了推行國語的阻礙。
有鑑於此，魏、何確定了在台灣推行國語的基本方針：「復原台語，從方言比較學習國語」。他們兩人的理據在於「台灣話是中國話的一種，完全是中國話，且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而國語本身也是一種方言，只不過因為它所使用的人最多且分布最廣，因此從一個北平的地方方言（土白話）擴大到全國，而成為全國的共同語言。台灣話和國語都是血脈相通的中國話。」他們認為，從「方言學國語」是最佳途徑，還能達到「保存方言也能幫助國語的推行，推行國語也能幫助方言的保存」雙向的相輔相成效果。
曾健民對於「從方言學習國語」推行運動抱持相當肯定的態度，認為其體現了去除壓迫台灣話的日本話，恢復台灣原有民族語言，特別是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等目的。與民間自主的語言復原運動聯繫起來看，揭示了一個長年被忽視的歷史事實：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運動，除了有由「偽國語」（日語）轉換為「祖國語」（國語）的重要面向之外， 同時也是「台灣話（方言）的復原運動」，兩者結合起來才能看到斯時「語言的去殖民」與「語言的民族化」的真精神。
從「民主」與「語言」兩大關鍵問題的探究，曾健民致力於將被台獨分離運動「特殊化」與「獨有化」的史論，重新拉回到整個中國的文化歷史與當時政治的具體實境，冷靜公正地呈現出「惡性的中國化」與「良性的中國化」兩種性質， 說明台灣復歸祖國後的「中國化」不是只有矛盾的一面，更有進步的一面， 從而擺正了理解台灣史與台灣人在中國民族視域之中應有的位置。
三、批判宰制台灣的壁壘意識
光復初期台灣政治社會思想的複雜湧動、黑白交織，與整個中國的形勢和戰後世界的變化脫離不了關連。曾健民在研究1946年的台灣時，已經敏銳地嗅到了斯時一個「兩極化」的世界正在形成。從來自西方世界的「鐵幕」標籤到「冷戰」宣言的形成，再到中國國共內戰揭開序幕，曾健民看到了台灣所處的戰後世界基調，中國內戰和世界冷戰正在生成，內戰和冷戰的「雙戰」意識形態也在走向固化。
曾健民窮盡心力打破台灣對於歷史和文學的扭曲與謊言，在他看來，其背後更大的結構性因素，與冷戰和內戰意識形態長年在台灣占據宰制和支配地位有不可忽視的直接相關。比如在個人微觀層次上，當他分析老友詩人吳晟何以從過往帶有中國認同的「鄉土」情懷逐漸移行到「本土意識」或「台灣意識」時，曾健民依舊將重點指向了宏觀層次具有時代性的「統治性的意識形態」。
要如何理解曾健民所謂對於台灣而言具有時代性的「統治性的意識形態」？他留下來的「光復後五年史」最後一部曲《1949 ．國共內戰與台灣》，給了一條思考的線索。從中國現代史的視角來看，1949年既是兩岸分斷的起點，台灣在這一年結束了「光復期」，進入到了內戰與冷戰「雙戰期」的開端，也是台灣「反共內戰體制」形構之始。國民黨政府對內進行長年且徹底的反共肅清與反共宣傳教育，其深厚影響致使當今台灣一般民眾存在著對大陸的「壁壘意識」，甚至在內戰歇停與冷戰結束後，還發揮著從「反共」轉化為「反中」的作用。
「去中國化」的歷史想像之所以被建構出來，曾健民認為是台灣本土新興資產階級在內戰冷戰結構中被奶大為新的階級，一方面繼承了國民黨政府「反共親美日」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建構了「去中國化」的新文化政治論述，「在權力和利益衝突中，它起了召喚了大眾『個人』成為『主體』起了積極作用，而這些被意識形態化的主體，發揮了本土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實踐」的結果。
曾健民對「意識形態」做了清楚的社會科學定義：不同於個人對周遭環境自然反映的「意識」（consciousness），「意識形態」（ideology）是在社會的利益和權力鬥爭中產生的觀念系統，做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客體」，起著教化、馴化「個人」成為「主體」，而且在客觀上起著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社會職能。曾健民舉了一個精闢的觀察做為說明，在台灣上至官員學者下至平民百姓，多數人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或極端主義等僵化、教條的思想觀念才是意識形態，以為自己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沒有意識形態的世界，卻不知自由主義、反共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從這個在台灣隨處可見的誤解，就能看到掌握統治話語權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在台灣社會大小孔隙發揮「潤物細無聲」的支配作用。
在提出台灣「壁壘意識」的三年後，曾健民將其論述細緻化為「台灣意識形態」論，意指做為維持或鞏固內戰和冷戰雙重結構的觀念體系，或者是做為在該結構框架下的權力、利益鬥爭而產生的觀念體系。相較於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台灣流行的多元思潮，曾健民強調「只有六十年來在台灣社會中起著維持和鞏固內戰冷戰結構或者台灣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也就是占有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俗稱『主流意識』），才算『台灣意識形態』」，台灣政界不分朝野藍綠所表現出來一些對大陸具有對抗性的言行，都能看到「台灣意識形態」扮演積極的社會功能，無不在加深兩岸分裂和對立的基本結構。
在曾健民出版於2012年的《「台灣意識形態」批判》書中，多數文章收錄的是他在20年間所寫對「本土主義」的批判，不過他特意為這本書新寫了一篇長篇序論〈初論「台灣意識形態」〉，其中具體地細分出由內戰冷戰歷史框架產出的「台灣意識形態」四種觀念型態：
（一）反共主義：延續自日本殖民統治時末期對台共和左翼團體的大檢舉，戰後1950年國民黨政府在得到美國冷戰反共主義的支持後，以軍事戒嚴與「國家恐怖主義」開啟了內戰反共體制，不只造成個人精神的「休克狀態」，還使得空白的「個人」被建構為反共的「主體」，從而形成「打倒共匪」的「全民歇斯底里」現象。
（二）自由主義：冷戰時期美國對台灣的介入不只在於軍事和經援，還包括了積極培養台灣各階層的政治知識菁英，不僅促使台灣資本主義的萌芽茁壯，還使得美式自由主義在台灣社會展現極大影響力，在許多政界與文化界名人身上都能看到。
（三）本土主義：1970年代台灣本地新興資產階級興起後，逐漸取代台灣舊有的統治階級，與原來處於在野的民進黨逐步建構了「本土主義」的意識形態，「不但起著維持兩岸分裂對立的政治功能，更扮演著掩蔽階級統治的真相，轉化資產階級利益為全民利益的假象」。
（四）普世價值：新自由主義浪潮席捲全球後，資本邏輯在台灣也成為了主要的支配力量，同時改變了社會關係與人的思想觀念。做為西方資本的意識形態，也做為國際資本擴張的「思想十字軍」的「普世價值」，逐漸成為「台灣意識形態」的新內容，具體表現在美國和台灣政府面對兩岸交流議題時，莫不處心積慮要求把「民主人權」列入清單。
正是在這樣的思想認識基礎之上，曾健民不只是停留在歷史史料的爬梳，更進一步介入了台灣現實政治的戰鬥現場，與「台灣意識形態」進行話語鬥爭。最為人印象深刻的是，著名作家龍應台在兩岸分裂60周年的2009年出版了《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書，以「失敗者」引以為「榮」的姿態，站在西方「普世價值」的道德制高點上，將國共內戰解讀為一場「文明」vs.「野蠻」、甚至是「官兵」vs.「強盜」的二元對立邏輯之爭。曾健民即以敢為天下先的勇氣，以扎實的史料鋪陳，批判該論靠著渲染的手法來「抹黑中共的解放戰爭」，「來逃避歷史責任」，「只圖以誇大戰爭的受害者來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虛誇的口氣說以『失敗者』為榮，這只會把自己和讀者囚禁在內戰的咒語中，無以救贖」。
此外，做為「台灣意識形態」的表現形式之一，「日本殖民現代化論」更是在台灣歷久不衰，透過美化、肯定、懷念日本殖民統治的種種，達到抗拒中國人身分的目的。2014年描述日據時期嘉義農林棒球隊的電影《KANO》，其熱映的票房便是一例。 曾健民同樣力排眾議、毫不畏懼地舉出當時台灣人民真正的期待與看法，從而揭露了該電影存有本質性的嚴重問題：去除歷史脈絡，還站在日本殖民者「文明」的眼光去看當時台灣社會的「落後」，「顯現擬日本主體的歷史敘事，呈現了今天台灣在歷史意識上陷入嚴重的自我『再殖民』現象」。
當中美大國博弈格局形成之後，「台灣牌」與「香港牌」成為美國遏制中國崛起的兩張政治籌碼，台灣與香港兩個曾受過殖民統治且都曾在冷戰紅利下取得區位優勢的中國領土，兩岸關係和央港關係也先後受到外力的挑動而陷入動盪。從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到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風波，曾健民指出前者絕非一個孤立事件，而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SOP（標準作業程序）「議程」台灣版，在新自由主義和「去歷史化」等「台灣意識形態」元素的發酵下，「新民粹主義」利用「公民」與「民主」等虛構的「政治天國」想像，揉和著恐中、反中的感情隆重地登上了台灣政治舞台。 也能看到曾健民抱著陳映真所言 「海峽三邊，皆我祖國」的情懷， 對香港繼2014年「占中運動」又起的「反修例」風波，其中所出現的「黑暴」、「勇武」提出了銳利卻充滿深憂的質疑：「在以極端的暴力衝擊特區政府和一國兩制，突出反中親美本土主義意念的暴亂中，誰得到利益？」痛陳美國兩黨政客從中撈取反中戰略利益，而台獨、民進黨政府與國民黨政客，「有錢出錢，沒錢出嘴巴，都汲汲於在香港一國兩制的衝擊中撈取選票和政治利益」。
曾健民對「台灣意識形態」的批判，並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如同馬克思的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以冷靜敦厚的態度與社會科學的方法對台灣社會性質進行分析，令他深刻體察到「從認識那一年（1949年）發生的影響全中國每一個人命運的基本歷史事實開始，而不是再沉溺於內戰中個人的歷史創傷，重燃敵我意識，渲染個人的感情取代全體的歷史」，從而才能以更為寬厚的胸懷，找到並介入台灣內部與兩岸之間省思和超克「壁壘意識」的第一步。
四、結語：向著「再光復」前行
曾健民曾經感慨地說：「歷史問題的錯亂，急速地侵蝕著台灣島嶼，分裂著台灣社會。對歷史的無知，就是對未來的盲目；歷史認識的危機，將導致對未來的迷失。」 這段自白，或許恰如其分地映照出他生前「為了前進的回顧」的戰鬥實踐。
他在研究台灣光復初期的歷史時，曾經這樣表達過他的體會：「去殖民化」和「祖國化」是當時「未完全達成的時代任務」。 從他遺留下來極其豐沛的台灣光復後五年史研究，以及他對「台灣意識形態」的批判，後人都能看出數十年來兩岸之間厚重的糾葛，甚至台灣人民要跨過統獨這道關卡時身上所背負的沉重思想包袱，都能從光復初期台灣人「重新做中國人」的時代軌跡中找到對照，從而得以找尋到更好直面與解決的可能，以避免重蹈覆轍。
這也是曾健民所堅守的「中華民族台灣史」陣地，對今人展現出來最重要也最關鍵的啟發，只有回到歷史原點，才能求索前進方向。2005年香港舉辦「紀念台灣光復 60周年座談會」，與會的曾健民做出了如下這段意味深長的發言：
時刻都要向著「再光復」的總目標進行，不可稍懈。除了要認識到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也要認識到他們的「民主、科學」的意識。要站在台灣人民的立場，以台灣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努力理解、認識台灣人民的感情、看法和向背。實際上，這些問題都曾經發生在六十年前的「光復」，因此，要時時刻刻向六十年前的光復歷史求取智慧，學習歷史，才能照明今天前進的道路。有正確的歷史認識，才不至於看不清楚而走跛躓的路。因此這兩個基礎是不可分割、相互聯繫、相互為用的。
曾健民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洞見，其實來自於他「悲天憫人」的初心。他曾經在文章中抄錄詩人艾青的詩作《牆》，用以寄託台灣能夠超越和推倒「台海高牆」，從掙扎於高牆陰影下的處境掙脫出來。曾健民生前已經用他的史論與文論在踐行著如此盼望，還原了台灣先民前輩的「本來面目」，雄辯滔滔地反對台獨言偽而辯，也為兩岸前景黑暗期露出曙光之前，點燃了一盞指路明燈。
作者簡介：張鈞凱，《風傳媒》主筆兼兩岸中心主任，並擔任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研究員，以及原鄉人文化工作室執行長。著有《馬英九與保釣運動：兼論馬政府時期的釣魚台問題》。
本文注釋：
-* 謹以本文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80周年，緬懷曾健民（1950- 2020）醫師逝世5周年。
1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創立宗旨，參見曾健民，〈為了前進的紀念——初論陳映真的台灣社會性質論和社會變革論〉，載范綱塏主編，《遠行的左翼戰士：悼念陳映真文集》，台北：遠景出版公司，2017，頁102-103。
2 關於曾健民台灣史研究的初步梳理，參見呂正惠，〈曾健民的台灣光復史研究述論〉，《海峽人文學刊》第1卷第2期（2021年6月）；朱雙一，〈曾健民光復初期台灣之研究的特點、價值和意義——深切悼念曾醫師〉，載《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手冊》，台北：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籌備會，2020，頁92-95；林載爵，〈曾健民醫師的台灣戰後史（1945-1949）研究〉，載《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手冊》，頁106-108。
3 邱士杰，〈為了黎明的國度〉，載《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手冊》，頁187。
4 曾健民，《陳逸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頁8。
5 林麗雲、黃琪椿主訪、陳冉湧整理，〈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訪談〉，載《人間思想》第22期（2020年春季號），頁68。
6 曾健民，《1945光復新聲——台灣光復詩文集》，台北：印刻出版，2005，頁3。
7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頁i-iii。
8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頁iv。
9 曾健民，《台灣光復史春秋》，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0，頁1。
10 曾健民，《台灣光復史春秋》，頁1。
11 曾健民，《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台北：人間出版社，2007，頁374。
12 比如在民進黨推動的「轉型正義」史觀作用下，台灣近年來以「白色恐怖」為主題的影視作品大行其道，但主線都被去脈絡化，完全忽略台灣光復初期至1950年代多數懷抱理想的左翼青年都走上認同社會主義「紅色祖國」的道路，而僅僅以當代西方價值話語將之簡單化為「致自由」或者「為了民主自由」。
13 曾健民，《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頁370。
14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頁v。
15 曾健民，《台灣光復史春秋》，頁177-178、208。曾健民指證台灣語言運動在「去中國化」政治操作下被「黑白顛倒」的問題，近期一個顯著的例子是，2022年8月台灣大學學生會印製的迎新手冊，只有英語版與「台語」版，被諸多入學新生批評看不懂，引發了不小的輿論爭議。台大學生會不具名幹部對此回應，反駁稱「99%的台灣人是文盲」；台大學生會會長孫語謙也以文字回應，表示「不是使用本土語言才是擁有意識形態，使用華語也是」，她強調「不希望本土語言只能當作『補充性』語言，此舉也是希望，讓學生習慣台灣是多語國家的事實。」參見〈台文書寫新生DM惹議 台大學生會長：華語也有意識形態〉，聯合新聞網2022年8月2日，
https://udn
. com/ news/story/6928/6505360（瀏覽日期：2022年9月10日）。
16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海峽評論》雜誌社於2014年2月13日主辦的「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捍衛台灣人民歷史，課綱必須去台獨」座談會，與談人之一的曾健民即以「奪回我們的歷史話語權」為題進行報告。
17 曾健民，《台灣光復史春秋》，頁192。
18 曾健民，《台灣光復史春秋》，頁202-203。
19 曾健民，《台灣光復史春秋》，頁205-206。
20 稱日語為「偽國語」、國語為「祖國語」，曾健民乃借用自1945年12月20日《新生報》刊載作者姜琦的文章〈「偽國語」與「祖國語」〉。
21 曾健民，《台灣光復史春秋》，頁178、208。
22 「惡性的中國化」一說，來自於大陸作家張禹（王思翔）的文章〈論中國化〉，原刊於《和平日報》新世紀第8期（1946年5月20日）。
23 曾健民，《台灣一九四六．動盪的曙光》，頁12。
24 林麗雲、黃琪椿主訪、陳冉湧整理，〈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訪談〉，頁56。
25 曾健民，《1949．國共內戰與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2。
26 曾健民，《「台灣意識形態」批判》，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12，頁7-8。
27 曾健民，《「台灣意識形態」批判》，頁9-10。
28 曾健民，《「台灣意識形態」批判》，頁11。
29 曾健民，《「台灣意識形態」批判》，頁13-15。
30 曾健民，《「台灣意識形態」批判》，頁15-18。
31 曾健民，《「台灣意識形態」批判》，頁372-373。
32 電影《KANO》不只得到民進黨和台獨派的高度讚揚，藍營國民黨對該片的態度亦不遑多讓。例如國民黨籍嘉義市長黃敏惠借用《KANO》做為宣傳嘉義城市的一張「名片」，開設「KANO」主題園區，並在8月21日市定「棒球日」以「KANO精神」勉勵基層年輕選手。由此亦可看到曾健民指出「台灣意識形態」所具有的「藍綠同質性」。參見〈勇媽打造台灣新都心 黃敏惠KANO鬥魂點亮嘉義〉，CTWANT新聞網2019年5月1日，
https://www.ctwant.com/
article/681（瀏覽日期：2022年9月12日）；〈KANO永不放棄的精神繼續努力！2022嘉義市棒球日表揚學校棒球隊教練〉，HiNet生活誌2022年8月21日，https://times.hinet.net/news/24092398（瀏覽日期：2022年9月12日）。
33 曾健民，〈KANO是自我再殖民的歷史想像〉，《海峽評論》280期（2014年4月號），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6672.html（瀏覽日期：2022年9月12日）。
34 官土生（曾健民），〈學生「占領劇」後面的政治鬥爭〉，《海峽評論》280期（2014年4月號），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6677.html（瀏覽日期：2022年9月12日）；曾健民，〈立法院「占領劇」的初步考察〉，《海峽評論》282期（2014年6月號），
https://haixia-info
. com/articles/6719.html（瀏覽日期：2022年9月12日）。
35 陳映真，〈海峽三邊，皆我祖國——陳玉璽《民族分裂時代的證言》代序〉，轉引自〈我們的歌是青春的火焰——張方遠的博客〉2017年1月24日，http://blog.chinatide.net/fangyuan/?p=756（瀏覽日期：2022年9月12日）。
36 曾健民，〈香港暴亂，誰得利？〉，《海峽評論》345期（2019年9月號），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11399.html（瀏覽日期：2022年9月12日）。
37 曾健民，《1949．國共內戰與台灣》，頁2-3。
38 曾健民，《1945光復新聲——台灣光復詩文集》，頁4。
39 曾健民，《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頁vi。
40 轉引自邱士杰，〈為了黎明的國度〉，載《為了前進的回顧：曾健民醫師追思紀念會手冊》，頁191。
41 曾健民，《「台灣意識形態」批判》，頁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