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 | 起风前的美好夏天 ——和友人萧轶的通信
编者按：萧轶借阿瓜卢萨的小说问：“如果睡梦中我们可以梦见自己在睡觉，那么醒时我们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呢？”王晓渔回：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暂且不说“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装睡也颇为不易了。这组通信记录了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间（疫情封城期间），萧轶与王晓渔两位读书人在疫情背景下的书信交流，内容涵盖阅读、生活与心境，充满文学思考与情感共鸣。萧轶从疫情下的城市寂静出发，怀念昔日友朋欢聚，分享对阿瓜卢萨《生者与余众》《遗忘通论》及巴斯克斯《坠物之声》等小说的感悟，探讨隔离、记忆与创伤如何影响个体与时代。王晓渔则以重读《水浒传》为主线，结合牟宗三的解读，思考“无曲”与“有曲”的人物性格，联结到梁山的“桃花源”意象，并通过《后汉书》、托尔斯泰等作品，描绘居家生活的细节与草木鸟兽的观察，展现日常中的哲思与诗意。两人通信中，石榴花、罗汉松等反复出现，在读书中思考，也在生活中守望。他们在文字与现实的交织中，寻找对抗时间与困境的意义，在各自孤寂中寻找着思想共鸣。套用王爾德的話說：我們都在深淵裏，但有些人在仰望星空。
本文选择王晓渔新书《深渊与繁星》附录。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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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与友人萧轶通信，谈阅读、谈生活、谈心境，共五组（10封），整理如下
1
晓渔兄：
此刻我坐在南阳台，开窗唯有鸟鸣，街道已无车流，真像个全民嗜睡的周末白夜。古诗云“鸟鸣山更幽”，但疫情让城市变得寂静起来，让耳朵也变得极度敏感，任何声音似乎都被放大了，内心反而显得嘈杂不堪。
离京返洪后，两年来的外省生活，不仅让人怀念北京的朋友，能够放开胸怀肆意胡诌；还让人怀念疫情以前的躁动日子，可以在上海与你一起吃着火锅月旦风云。行旅与侃谈，竟成了太过遥远的乡愁，曾经一心厌恶的插科打诨，竟被反衬得可爱起来。有时，废话连篇和信口雌黄，显得那么无聊又亲切；偶尔，喋喋不休的戏谑，也能帮助逃离生活的泥淖。想想，已经很久没与人推心置腹地好好聊天了。这些日子，翻开的理论类图书似乎变成苍白无感，总觉得不断重复，有点矫情，我不得不逃到小众文学乡中去寻求某些陌异的安慰。
近期读到一部很有意思的小说，是《遗忘通论》的作者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的新著《生者与余众》。据说葡语版的原著出版于2020年4月，与疫情肆虐全球差不多同步。很有意思的是，这部小说似乎特意为疫情时代而写。故事讲述的是一群非洲各国的作家，群聚于某方岛屿，“煮酒论英雄”，放论非洲未来，希冀能够掀起非洲未来的文学飓风。始料不及的是，现实的飓风让他们与外界彻底隔绝，再怎么全球受宠的作家，也没能在社交媒体上发美景、掐人设、言未来……
一群非洲作家在孤岛失联五日，禁足也成了不被打扰的某种保护，男女作家们要么荷尔蒙作祟，要么故作姿态插科打诨；当然，也可以在同行之间展现写作的良知，大辩摆脱殖民后的非洲“向何处去”。孤岛隐现的神秘事件，都得给身体的本能与言说的欲望让道，尽管那些事件的隐秘比那些作家的争吵向读者告知了更多。一朝恢复通信，方知核爆炸早已引发全球混乱……
这个故事有点像“桃花源”，概而言之：在一个封闭的世界里，内部共享着开放的空间，依然可以心安理得地围炉大话，用插科打诨来装点日常生活，用小确幸来安慰自身焦虑，完全可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情爱的牵挂成为眺望岛外的唯一冲动，艺术的调侃可以填补失联的寂寞。不过，我很不喜欢作者太过政治正确的结尾：终结即新生。如同甜蜜的信息按摩，就让人能轻易消除过往的种种。相比之下，反而是书中那位讲故事的人获得永生这一小插曲更为可爱：当时间在体内停止生长，人的历史感也匮乏不堪，人在这种情况下犹如步入死亡状态；而记忆就是时间的血肉。有时，较之于那些插科打诨的争辩吵闹，叙述似乎显得更加重要。
阿瓜卢萨的上一部小说《遗忘通论》，也是关于隔离与记忆，但在面对生活的困境和记忆的折磨时，他直接宣告：“遗忘就是死亡，遗忘就是投降。”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性侵引发了女主人公的与世隔绝，为了躲避人类的视线而数十年不出房门，却迎来了安哥拉数十年来的混乱内战。她在楼中修筑着高墙，借此躲避世界的嘈杂，也借此守护自身的安全，更希望随着时间的间隔而能忘记过去的灾难。然而，高墙内外的人与事并不因此而隔绝，墙外的事件影响着墙内的避世，墙内的小事引发了墙外的大事。
这是一个避秦而不得的内战故事，墙内墙外的事件总以微小的琐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多米诺骨牌似的推倒了那种自我隔绝的高墙。再怎么逃避也无济于事，不论身份，无分好坏，就像书中所言：正直的人得为有罪的人买单，永世逃避的人终究被枪支炮弹拉回现实。墙内的避世是因为无法遗忘过去，墙外的革命是为了斩断过去。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个体与国家之间，有些人为了遗忘而不被遗忘，有些人为了躲避而无法躲避，记忆成为个体存在和生活延续的关键。那么，是记忆还是遗忘呢？阿瓜卢萨说：“我们总是死于意志消沉，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热情消散时，我们就死了。”
哥伦比亚作家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的《坠物之声》，也表达了类似的创伤：隐秘的记忆和时代的痕迹，终究入侵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逐步改变着普通个体的微小命运。“一个人的成年往往会伴随着自我掌控的错觉，甚至成年本身便是仰赖自我掌控方得以存在。”自以为能够掌控人生的方向，“然而，教训往往随之而来，或迟或早，从不失约”。因为，很多事情“总是藏首藏尾，犹如地下的暗流，又仿佛地壳小心翼翼的变迁，最后关头，当地震爆发，我们早已学会了用如下词句令自己平心静气：事故，偶然，或者还有命运”。
不过，巴斯克斯想要表达的，并非仅仅是被拽着前行的无奈，更告诫着读者：独享而缄默的记忆，只会让人感到惊慌失措；只有通过更多人的“询问”，“才证实了原来自己并不孤单，才抚平了成长于那个特定年代的种种创伤，才消解了那一份如影随形的脆弱”。因为，“这个世界对于孤身上路的人实在太过危险重重”，就像家中无人守候之时，既无人担忧，也没人找寻，那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唯有在不断交心的言谈中，在彼此珍重的交流里，在互道晚安的问候下，寒夜里的我们才有归宿的希望……
近些时候，想起这些小说之间的隐秘联系，经常在脑海里出现阿瓜卢萨在《遗忘通论》里的一句话：“如果睡梦中我们可以梦见自己在睡觉，那么醒时我们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呢？”
晓渔兄，你说呢？
萧轶
2022年4月23日至26日，洪城欲雨
2
萧轶兄：
谢谢你的问候。最近时常早醒，再想入睡就很困难，有时会躺着装睡一会儿。你说到阿瓜卢萨在《遗忘通论》里问：“如果睡梦中我们可以梦见自己在睡觉，那么醒时我们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呢？”我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暂且不说“能不能从更清醒的现实中苏醒”，装睡也颇为不易了。
兄说到记忆，让我想起前年春天也曾有过一段居家生活。当时快递未曾中断，可以出门买菜或散步，因为平素不太交际，也算安之若素。
那时重读了一遍少时最爱的《水浒》以及金圣叹的评点。隔了一段时间未读，许多自以为熟读成诵的片段，变得有些陌生，需要重新认识。经典的魅力恐怕就在于每次重读都如初见。因为武松、李逵、杨雄们的嗜血和虐杀，我一度与《水浒》有些疏远，那次重读让我再次亲近这部伟大的经典。
这或许是受到牟宗三先生的影响。他的短文《水浒世界》（1956）不过四五千字，却影响着我对《水浒》的理解。按照现在的精神病理学，武松们恐怕都有着各种心理疾病。但是，阅读小说不是医生看病，也不是法官判案。认为武松们有心理疾病或是法外狂徒，固然可以，但那样就把小说当作病历或审判书了。
牟宗三认为，“武松李逵鲁智深为无曲者之典型，而以宋江吴用为有曲者之典型”。他这样说“无曲之人物”：“他们这些不受委屈，马上冲出去的人物，你可以说他们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是，在他们，罪过无大小，义理无大小，你对不起他，你欺负了他，你就是错了。一错永错，便无甚可说的。你若说忍耐点吧，则在他们这种无曲的汉子，不能有忍耐。隐忍曲折以期达到某种目的，不是他们的心思。他们没有瞻前顾后，没有手段目的，而一切皆是当下即目的。然而人文社会就是有曲屈的。像他们这种无曲的人物，自然不能生在社会圈内。水浒者即社会圈外，山巅水涯之意也。”
兄说到“桃花源”，水泊梁山也是“桃花源”的一种，只是没有陶渊明笔下那么无瑕，更像是“桃花源”与“反面桃花源”的双重镜像。梁山可能也是东京，江湖可能也是庙堂，聚义厅换块牌子就是忠义堂，这才是天网恢恢。秦地何处觅桃源？秦地无处觅桃源。
哪怕曾经有些疏远，偶然翻开《水浒》，我总是会被其中的语句召引，翻开任何一页读上几段，尽管对其中人物的行为未必认同，却有身轻之感。我没有侠客情结，对于这种不知缘由的感受，我一度以为是少时最爱的童年记忆所致。牟宗三谈读《水浒》，“只随手翻来，翻至何处即看何处”，“单看文字，触处机来”，“水浒文字很特别：一充沛，二从容”，这解释了我的困惑。《水浒》充满暴力的情节，文字却不暴力。如林冲被要求“纳投名状”，遇到杨志，“挺着朴刀，抢将来，斗那个大汉”。写至此，《水浒》突然宕开一笔，“此时浅雪初晴，薄云方散；溪边踏一片寒冰，岸畔涌两条杀气”。如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讲到荆轲刺秦王次年，“王翦谢病老归。新郑反。昌平君徙于郢”，紧接着却是一句“大雨雪，深二尺五寸”。读后对王翦、新郑、昌平君都忘却了，却始终记得“二尺五寸”的“大雨雪”，仿佛那场“大雨雪”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没有消融，可一脚踏进。林教头风雪山神庙、雪夜上梁山的雪，又何尝不是如此。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那段，往年印象最深的是阮小五道“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阮小七道“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前年重读时，注意到吴用见三阮时，将“丝鞋”换成了“草鞋”；阮小五“鬓边插朵石榴花”（此前仅注意到“胸前刺着的青郁郁一个豹子”）；三阮到饮酒的水阁内“拣一副红油桌凳”（此前仅注意到“新宰得一头黄牛，花糕也似好肥肉”）；四人带着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到阮小二家夜饮，“阮小七宰了鸡”。金圣叹读到“阮小七宰了鸡”，评点：“小二家自有阿嫂，却偏要小七动手宰鸡，何也？要写小七天性粗快，杀人手溜，却在琐屑处写出，此见神妙之笔也。”看到“宰了鸡”，我想起此次居家期间，收到发放的两只冻鸡，勉力斩开。少时杀活鸡不在话下，现在斩冻鸡却费了番力气。牟宗三称“假若有归宗《水浒》境界者，必以我为无出息矣”，假若阮小七看到我手无斩鸡之力，恐也是同感。
前年重读为何会记得这些细节？我也不明就里。可是，此后每次看到榴花，都会想起阮小五曾折下一朵插在鬓边。石榴花多，阮氏兄弟少。牟宗三称《水浒》里的汉子健实妩媚，我们都能看到健实，却很少注意到妩媚。
我家楼栋左首有一株石榴，3月刚刚居家的时候，榴树尚未生出今年的芽；现在正是榴花的季节，鲜艳地开满整棵树。住处附近的榴树，也都变得醒目起来。数日前，走过榴树掩映的小径，低头看到红砖路面上有青苔、细碎的光影和落下的玛瑙榴花，有的完整，更多的被踏碎。旁边有一条邻家衰老的耳朵低垂的狗趴在怒长的草木里，安详地看着来往的行人。看着黑白相间的光影、红白相间的榴花，一时竟有些恍惚，不知此身是否为我有。
本来想谈谈此次居家的情况，回忆前年就拉杂写了这么多，先写到这里吧。我写这封信也是在南阳台，感觉离你的南阳台似乎挥挥手就可以看到。祝安好！
晓渔
2022年5月9日至10日于上海
3
晓渔兄：
说来惭愧，“四大名著”至今未曾细读，从小的叛逆心理让我远离了诸多元典，造就了我性好冷僻之书的阅读习惯。某些时候，会借助詹姆斯·伍德的话语来安慰自己的无知与空白：“学术上的文学批评归根到底是一个迟来的体制篡位者。”尤其因课堂作文而获取的庸赝经验，更添一份自负的信任：在对经典的神圣化过程中，很容易生发出等级的压迫和审美的独裁。对此，福兮祸耶，孰知其极？
当然，空闲之际，深入阅读经典，也能达到纳博科夫所说的那种贯穿于“脊椎”和“肩胛骨”的精神快感。正如兄重读《水浒》所斩获的全新阅读体验那般，伟大的著作会邀请我们进行越发仔细的观察，也会邀请我们参与到主体由隐喻和意象所经历的转变之中，进而让所有的细节都重新获得它所拥有的生命力。就像阮小五折下石榴花插在鬓边的细节，让你在被动的居家生活中重新注视楼下的石榴花开。
英国批评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曾就经典的判断给出这么一个比喻：测试文学价值的极佳之法，是看该人的句子、意象或短语，能否让你在沿着街道闲逛时，未经召唤就浮现在你的脑海之中；又或者是它们能够让我们审视自我所有的演绎与伪装、恐惧与野心、骄傲与悲伤。生活细节在日常记忆中的长短，便在于我们能否从插科打诨、麻木戏谑、遗忘忽视等日常泥淖中重新将之拯救出来。
那些被拯救的生活细节，就像是无限繁殖的隐秘叙事，总是能够由故事而生长出新的故事，在我们体内进行自我繁殖，给生活带来更大的密度。甚至，内在生活有时会因此而与外在生活发生冲撞，内在的自我时速与外在的发展时速总是形成巨大的撕扯。这些内在的羞耻与矛盾构成了日常生活的自我革命，让你我能像密谋者般，获取更多的可能。就像兄所言：“看着黑白相间的光影、红白相间的榴花，一时竟有些恍惚，不知此身是否为我有？”
犹记疫情初起时，因无法返京而困居穷乡僻壤，每日醒来后总喜欢跑到屋后檐下，探望往年手植的两株罗汉松，似乎每天都想看看这些小生命在经夜之间能长得如何。经此一疫，它们竟也成为我在外飘浮时的牵挂之一。世事仓皇，这些小生命的生长过程，与诸般经历过的细碎往事一样，都让我越发地感到重要。随着年龄增长，似乎这种重要变得越来越重要，不是它们比其他更重要，而是越来越懂得很多事情都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阅读细节和感受细节的双重经验之下，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原谅的，而这也让自身变得越发不可原谅，偶尔还会成为难以摆脱的内心反噬。因为它们提醒我们是如何无意识地捍卫或背叛自己。这种内外交迫的生活危机，一经审视便成了居伊·德波所说的“永久性丑闻”，像一颗被雨打水淋的鞭炮；生怕学会轻易宽恕自己，又使得每一天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日常练习。间歇性地，总会默读朵渔的诗歌《妈妈，您别难过》。
这些感受都源自生活体验，但也借了詹姆斯·伍德的精准提炼。他的《小说机杼》《不负责任的自我：论笑与小说》《破格：论文学与信仰》《私货》《最接近生活的事物》《真看》，经出版人杨全强引进而得以与中文读者相见。詹姆斯·伍德说，二十年来的抱负就在于将自己锻造成作家、记者和学者结合的三重批评家：像作家一样谈论技巧，像记者一样充满活力，再以学者式批评导流而使得学院内外能够双向交流。
在读到詹姆斯·伍德这句抱负宣言之前，我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流俗性书评写作之后，其实也如他所说的那般，书评不过是我需要借助的壳而已，真正想说的永远在评论之外，是那些与我们生活经验相关的隐语，尽管有时被斥之为矫情。有时，引用也是为了矫正那份矫情，也可能是为了安慰自身？不管如何，在选择一部书进行阅读或写作之前，我往往会选择那些能够将我“置于挑战常理的事情面前”的书籍——卡尔维诺在访谈录《我生于美洲》中，认为重要的文学就是能挑战常理。
不过，不管是坐在桌前写字，还是躺在床上看书，都经常面对某种道德主义律令似的啃噬，将我推入尴尬的境地，既有对未来的恐惧，也有对往昔的惋惜。或许，卡尔维诺在1973年访谈时说的话很是贴切：“慎重除了是基本美德之外，也一直都是物种生存的手段；但是也许对于思想来说，不慎重才是真正的美德，也就是说物种生存的真正手段是没有慎重的思想，为的是一切都可以被全面深入思考，所以毫不意外，物种的真正慎重是不要慎重的思想。”一个有阅读和思想习惯的人，较之于不必凝视生活的人，通常有着更多的烦恼。故而，有时经常会念叨苏珊·桑塔格在日记里写下的话语：“如果可以放弃思想生活，我宁愿过着情感生活”，因为“思想打破生活的平淡无奇”，也会不断冒犯静谧无聊的生活。又或者，截句拼凑卡尔维诺的访谈话语：“一个人有计划地虚度生命来抗议对生命的虚度”，会让自己有一种“目中无人的快乐”。
有意思的是，前些天出门参加出版社朋友组织的聚餐，竟有两人当场泣不成声，或因回顾童年遭遇而哭诉，或因远离子女而泣泪。尽管二人平素并非多愁善感之人，反而多一份插科打诨，偶然性的刺痛感竟让席间静谧得可怕，我这等时常因反噬而难安之人，竟也告诫说：生活偶尔需要作弊，但不能轻易宽恕自己。回头一想，反观己身，有点反讽。
我辈同龄之人，或多或少都到了面对生活种种的年岁。就像兄在重读之际欣然斩获全新感悟一样，间歇性喜欢翻阅昔人日记，岁月如驰，风尘告瘁，年岁不同而心境各异，偏好取向也有了云泥之别。好似上周末睡前，忽见窗前明月，《记承天寺夜游》短短八十四字，突兀而至，个中字词，其间况味，真乃年龄未至，难入其境，选入中小学课本有点难为学生了。
难眠之际，喜好闲翻近人日记，似是对人间喧嚣的某种逃避，亦是对自我的某种补偿。时代太大，远方太远，总得有些小小角落的呢喃低语，能随地随时感受到“吾道不孤”。就像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所言：“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
这份与人相惜的通情之法，或许才能抵抗时间的傲慢，才能打捞长沟流月下的“堪惊之身”，偶以作弊的姿态，逃离溺水的命运，寻得一份新晴吧？比如，在王者荣耀上与陌生人推塔端窝；又比如，我此刻略显矫情般地与兄拉杂这些有的没的……
萧轶
2022年5月21日 窗外重现马咽车阗之象
4
萧轶兄：
近好！感谢分享陈寅恪先生论及“易堂九子”的语句：“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兄能与友人相与歌哭，也是一种安慰。平日忙于生活和生存，现在才回复，请见谅。
我这边最大的变化是相隔八十天，终于走出社区了。将近六月一日，在可以燃放爆竹的外环以外，傍晚就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家存有鞭炮？过年时省下来的？难道预感到会有这个用场？
我熬不动夜，早早地就睡了，睡得很好，没有早醒。醒后抑制住立即散步的想法，担心一旦出门，当天便不再有心思读书。翻开《后汉书》，读了几页，假装很努力。
中华书局版十二册的《后汉书》，去年秋读到第五册，肠胃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只能放下。恢复后，在读其他书，搁置至今。这次重新拿起，是因为读到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四篇》。汪先生讲到自己“摘帽”后，被派去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画马铃薯图谱，携带的书中有一套商务印书馆铅印本《四史》：“晚上不能作画——灯光下颜色不正，我就读这些书。我自成年后，读书读得最专心的，要算在沽源这一段时候。”
通读《四史》，似乎是旧时读书人的基本功。我只读过《史记》，不免心虚，所以在补课。读到《后汉书》淳于恭的部分，这位“老先生”（未必老，但他喜欢《老子》，也可以称为“老先生”）家里有果园，有人大摇大摆去抢摘，非但没有阻止，还帮忙收采；有人偷偷摸摸去割他家的禾，他看到后反而担心对方不好意思，赶快藏在草丛里，耐心等家里的禾被搬走后才起身。（“家有山田果树，人或侵盗，辄助为收采。又见偷刈禾者，恭念其愧，因伏草中，盗去乃起……”）读到这里，想起汪曾祺在《艺坛逸事》里写到姜妙香先生，有人在路上把他“搜刮一空，扬长而去”，他又把对方喊回来，“我这还有一块表哪，您要不要？”后来谈到这件事，姜妙香说：“他也不容易。”此种写法，应有《后汉书》淳于恭部分的笔意。《艺坛逸事》每写到一位人物，篇末有“赞曰”及四字赞语，此种体例也与《后汉书》相合。
我喜欢《水浒》里那种直接打回去的方式，却也喜欢淳于恭这种近于“开门揖盗”的作为，似乎很矛盾。我理解的淳于恭，并非没有能力还击，只是觉得没有必要，或是自家的果禾多到无力享用，或是来者有不得已的苦衷。尤其“偷刈禾者”，如是生存所迫，淳于恭“遇弱则弱”，近乎义举了。
《后汉书》关于淳于恭的记载过于简略，一时很难判断他“遇强”如何。武松们“遇强则强”，可有时“遇弱亦强”。血溅鸳鸯楼的残杀，已有前人谈到。醉打蒋门神一段，蒋门神固然可恶（蒋门神与武松的恩主施恩有何区别，尚需讨论），但武松把蒋门神的娘子扔进酒缸，如果有现场视频流传，恐怕评价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水浒》写到这处细节：“可怜这妇人正被直丢在大酒缸里。”《水浒》多有“厌女”情节，此处“可怜”两字，倒是与武松保持了距离。
理想的状况是“遇强则强，遇弱则弱”。如果说很难做到“遇强则强”，“遇弱则弱”似乎没有那么困难吧？但在现实中，除了强者凌辱弱者之外，弱者为难弱者也是常态。弱者不把面对强者的失败和怨气转移到更弱者身上，弱者不去赞叹凌辱自己或他人的强者，都是知易行难的事。
居家期间，常能看到马铃薯花的照片。许多人家囤积的土豆因为发芽，无法食用，丢之可惜，只能任它发芽生花。好处是家中常有鲜花，又节省了花盆，花盆大都改种葱了。可惜汪先生绘制的马铃薯图谱毁于“秦火”，否则可以看图识物。兄在屋后手植两株罗汉松，真是奢侈啊，我只能用玻璃瓶水植几根小葱。
读过几页《后汉书》，终于迈出了社区的门。此前听说外面的世界陌生得认不出来，做好了心理准备。然而，“街市依旧太平”。似乎一夜（应该不仅一夜）之间，垃圾已清理，树木已修剪，挡板已拆除，大部分商店都已开业，仿佛两个多月的封闭如泡影。也有一些变化，某些地方突然排起了长队，尽头是新添的检测点；部分社区的门口有蓝色帐篷，写着“男更衣室”“女更衣室”“出舱人员物品存放处”。仍然闭门的商家门口残存着封条，与春联“风生运起”“虎到福来”同在。一家馄饨店，玻璃门紧闭，里面有四塑料篮葱根，用力抽出一些新茎，又枯掉了。一路走过，靠墙的位置常会摆放一些泡沫塑料盒，里面装满不知从哪里刨来的土，种的仍然是葱。
这里所说的，仅是我见到的景象；这座城市是否普遍如此，不敢断言。困居时期，读了《战争与和平》。我一直在想，谁能写出这个时代的复杂性？想到许多作家，还是列夫·托尔斯泰先生最有这种笔力。托尔斯泰擅长呈现历史海洋里的船和船里的人，平静时如何，风暴时如何，这还没有什么；那些最难写的——起风前的暗流，风暴眼的平静，风平浪静后的涌动，对他都非难事。他讨论历史哲学时常空洞浮夸，像80年代的民间哲学家；可一回到具体场景，他甚至比亲历者还要敏感于其中的细节：“莫斯科的末日到了。那是一个晴朗、愉快、秋高气爽的日子。是一个星期天。像通常的星期天一样，各个教堂都鸣钟做礼拜。”（刘辽逸译）寥寥数句，功力自见。
住处附近有一排石榴树，树下是一丛丛金丝桃，花慢慢在落，榴花鲜如血，金丝桃灿烂如黄金甲，两种花瓣交错，血更红，黄金甲更灿烂。忽然想起你的生日就在近期，“时间永是流驶”。先写到这里，兄多保重！
晓渔
2022年6月10日至13日于上海
5
晓渔兄：
的确，“时间永是流驶”，很多正常的会变得不正常，很多不正常的也会变得正常。我们这里暂时变得正常起来了，连小区物业都解散了业主群，便可以避免业主每天在群内喷物业。毕竟，很多事情，除了口诛笔伐的吐槽之外，只要像物业一样眼不见，心就不烦了；再多的事儿，也不会真的有事，太阳照常升起，日子依然得过。借用兄引用的托尔斯泰之言：一切都那么的“通常”，下楼方知花已被风吹雨打去，小区里的樱花就被我错过了花期。
在全面解除之后，我每天都会夜间独自散步。我所居住的地带，旁边躺着三四座湿地公园，趴着诸多预留出来的绿化带，白天鸟鸣夺喧，夜间虫蛙竞声，像久违的老情人般喋喋不休，我也想在暗夜里听听它们的唠叨。万物皆刍，橐籥奈何？我经常一人独逛，灯灭才回。就像久别重逢或不曾照面的恋人，恨不得一次性看个遍、听个够，或是把憋在心底的话全抖落出来说个没完。抑或，哪怕静默无言，便知双方想说什么，也让人感到某种幸福和满足。毕竟，在室内流亡久了，近在眼前也变成远在天边了；当然，有些人，有些事，远在天边也似近在眼前。
兄每次在信函中都会写到楼前的石榴花，有点像我每天都会不时眺望着艾溪湖。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无知》里的男女主角，女主人公跟重病的丈夫在法国外省，驻足桥头望着河水静静流淌，远处倒伏的老树正陶醉地开着花，高音喇叭爆出的喧嚷打破了她的沉浸，她顿时为消失在眼前的世界泣不成声；男主人公回到布拉格后开车闲逛，在田间望着天边丘陵的繁茂林木，看着小路两旁夺艳的蔷薇，想到在自己生活的空间里，捷克人曾两次为了使这片景物永远属于自己而献出生命，这位冷漠的流亡者心中突然被唤起了怜爱，也想让自己哭上一番。
不过，这部小说的理念太具有殖民地扩张之势，反而少了文学阅读后的韵味。整部小说读完，最让我动容的不是小说主题，而是两位流亡者在面对眼前之景时的柔软与谦卑。在兵荒马乱的日常生活中，琐碎的记忆是最后的避难所，让人能够安放自身、寻找方向。当这座避难所都丧失了，我们还剩下什么？就像那些花花草草，那些石榴金桃，在慌乱迷茫的日子里，认真对待它们，嘴角总不免自动上扬。琐碎的记忆，废话和瞎扯，也是如此。
那些风景，是我们日夜守候的生活，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守候它们就像在守候一份真情。睹物思人，人不在身旁时，那些东西也会让岁月变得可爱，安抚着一颗颗孤独而敏感的心。无聊的废话或熟悉的风景，都关乎美好，它们就是日常生活里的重点所在。
近些时日，南方雨季，夜雨后醒来，窗外阳光明媚；打开窗户，满面清爽，楼下鸟鸣，清脆得可以啄破空气。这等天气，既不闷湿，也不燥热，晴爽俱佳，让人心情大畅。每次散步，总喜欢看车水马龙，看跟前走过的那些人。又或者仰头看着遥远的星星，不会言语的它们借助闪烁，会心地回应着我的眼神。如此，便不会觉得大地寂寥。前几日深夜子时，在小区楼下石凳躺着看天，明灭不定的星星夹在两栋楼之间，像一条银河，让人感到太不真实，内心却又觉得那般美好。
此时此刻，已是深夜四点多。22楼南阳台远眺，树木守护着街灯，街灯照亮着树木，黑夜里隔几步路就是一丛草绿。彼此之间互相守候，真是美好，羡煞楼上看风景的人。习惯凌晨入睡的我，想起在北京时的某晚，因喝得太多而在饭馆睡了一宿。醒后打车回家已是四点多，天竟然就亮了。江西比北京天亮得晚，恍惚间感觉酒比天高，夜比梦短。高纬度的夜空跟岁月一样，容易催人老，因为天亮得太早。宿醉过后，句子敲门，不请自来。又是一个美好的生活景象。
在信函中，兄由景转入托尔斯泰，这位辨识度极高的俄国文豪，总让我想起茨威格对他相貌的描述。如果借用布罗茨基将奥登的脸庞比作“杂乱的床铺”，托尔斯泰那张“包含着整个俄国”的脸庞则像“原始的林莽”：“他的脸上，杂草丛生，树木密布：林莽多于空地，向内窥视的每个通道全都遭到拦阻。族长式的浓密虬髯迎风飘舞，一直向上挤进两边的面颊，遮住他那性感的嘴唇几十年之久，盖满了树皮一样龟裂的皮肤。手指一样粗细的两道浓眉像树根似的纠结在一起，头上杂乱的浓密头发泛起灰色的海浪，汇成骚动不宁的浪花。这乱成一团的头发，如热带植物，到处纠结，无比浓密，似乎从史前时代一直繁茂生长。”
当读到兄引用托尔斯泰书写“起风前的暗流”时，同样让我想起茨威格笔下那个“美好的夏天”：“一九一四年的那个夏天……从来没有像今年这么美，而看来会越来越美，我们都无忧无虑地看着这个世界。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巴登的最后一天同朋友走过葡萄园的时候，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我们说：‘像今年这样好的夏天，我已经长时间没经历过了。如果今年夏天一直这么好，葡萄收成将比任何年头都好。我们会永远记住今年的这个夏天！’这个穿着蓝色酒窖工作服的老头，他自己不知道，他说的这句话千真万确。”
那一年，茨威格32岁；而重读《昨日的世界》之时，我也恰好在32岁。32岁的他，在那个“美好的夏天”里认为：“如一切顺利的话，在阳光灿烂的夏天，世界会变得更美丽，更合乎情理，就像一片可喜的庄稼。我爱这个世界，期望它有一个美好的现在，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那个“昨日的世界”，刹那间“像一只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相同年龄的撞击，让我内心更添一份莫名的感受。只是他在巴登的葡萄园里听老农谈论着美好的收成，而我却在室内的夏威夷竹前问自己是否也会记住这个夏天。我想应该会的。
今年的生活，除去外部的围困之外，告别了长跑的感情，挣脱了原生的家庭。如同卡夫卡的青年时代一样，我“无辜的脸背后”同样“藏着一个巨大无垠的心灵世界”，只能“从心理上武装自己”，才能躲避日常的兵荒马乱。这总不免让人怀旧起来，也让人对未来的道路一半犹疑一半激情。不过，一切风平浪静之后，是否也会像茨威格那样想起“起风前”那个“美好的夏天”？如果真的把自己流放后再归来，是否也像马尔科姆·考利那般想起“干草的气味”：
转过一条肮脏的小路或突然出现的山顶，你的童年就显示在眼前：你一度赤脚玩耍过的田野，亲切的树木，你用以品评其他景色的美景。……出发到天知道的地方去，及时回家吃晚饭。……干草的气味真好闻，躺在谷仓里的干草堆上，现在和童年之间的岁月消失了。……现在谷仓已不复存在；有一年他们砍伐了铁杉林，原来是树林的地方只剩下残桩、枯干的树梢、树枝和木柴。你回不去了：他的童年之乡不复存在，而他又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
又或许，像布罗茨基在《水印：魂系威尼斯》中所写的为了逃离“前世”获得“今生”那般来安慰自己，“为了拥有另一种人生，我们应该结束第一种人生，而且这个活儿应该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哪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实现这种事，尽管有时，不辞而别的另一半或政治体制确实会帮我们大忙”。
当然，布罗茨基用他的经验告诉我，“没有哪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实现这种事”……
萧轶
2022年6月21日凌晨四点半
6
萧轶兄：
近好！看到兄写信是在凌晨四点，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昼伏夜出。如果早晨要外出，只能半睡半醒地躺两三个小时就起床。想调整为常规作息，却总是失败，最大的难题是午睡：没有午睡，精神恍惚；一旦午睡就是两三个小时（特别羡慕午睡一刻钟即醒的“特异功能”），久睡伤神，醒来不仅疲惫，更是没缘由的情绪低落（如果被闹铃吵醒，会同样如此）。于是，陷入一种循环：好不容易早睡早起一次，多半会有疲惫的午睡，因为有午睡，晚间没法早睡，又回到晚睡晚起的状态。虽然晚睡晚起，那时的睡眠很好，有一个上午，在昏睡中接过四五个电话，每次接完电话倒头就睡，不像现在，早醒后很难再入睡。
将近四十岁时，开始熬不动夜了，以前是夜间读书写作，逐渐夜间无法写作，再后来夜间读书也很困难。随着精力不济，睡眠慢慢调整为早睡早起，睡眠的能力也在降低，每日减少了两三个小时，很少再有午睡。
兄说到《昨日的世界》。或许是阅读的时机不同，我现在偏爱情感没那么强烈的文字。茨威格先生笔墨浓烈，笔下的维也纳和他的青春仿佛灿烂的午梦，我读时反觉得有些遥远，尽管能感受到他对“下沉年代”的痛切。
对“昨日的世界”，我也偶有怀念，怀念时总会想起“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标题。“昨日”是复数的，“昨日”与“昨日”互为因果，也常有冲突，怀念哪一个或哪一些“昨日”？怀念“昨日”，有时是对今日的疏离，可是“昨日”之中常隐藏着今日之因，如何做到怀念因却疏离果？“昨日”之中包含着不同个体的记忆，也包含着时代的集体记忆，每种记忆都包含着相反的因素，不必各打五十大板，但“昨日的世界”是否将“昨日”单一化了？如何区别昨日的青春（侧重个体的怀旧）与青春的昨日（侧重对时代的怀念）？怀念理想主义的时代，是不是会成为怀念自己的理想时代？忆甜思苦，会不会是另一种忆苦思甜？不过，日常的感慨不必如此条分缕析，否则也太累了。
还是谈谈日常。在居家的时候，有过一些“报复性消费”的想法。可是现在，“报复”的念头不知去哪里了。以买书为例，我曾每年购书数百种。这次解封之后，我只在犀牛书店买过一次二手书，虽然购书网站的收藏夹里新添了不少条目，却没有下单。前后将近五个月未买新书，从读大学至今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从未有过。为什么会这样？我一时也无法解释。或许，没买新书，部分是因为近年来我主要在补读或重读一些经典，那些经典大多数手边已有。
兄此前说到闲时喜翻日记，我也有此好。有次翻看《曾纪泽日记》，每日都是看某书若干叶、习字若干纸、写对联若干副，观某某象棋若干局，与某某下围棋若干局……感慨其父教子有方，又觉无趣。
不知为何，他这些无趣的记载让我难忘，渐觉此种“日课”正为我的良药。我读书常随兴致，喜欢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或者读几页读不下去就扔到一边。然而，读经典是很难“灭此朝食”的。《道德经》仅五千言，一个下午甚或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可是，那么仓促读完与不读也没有什么区别，徒增“读过”的虚荣。记得豆瓣网站有过虚拟的图书条目，一本根本不存在的书，有不少热心读者做了“读过”的标记。
曾纪泽先生观棋下棋都要记下多少局，我难以效仿，唯每日读书可勉力为之。近年我渐以日课的方式读经典，放慢速度，每日只读若干页：哪怕读得愉快，也不多读；哪怕读得不愉快，也尽力完成每日的页数（实际仍常有停顿）。在状态较好且未有繁事缠身时，可同时读三五种经典，视难度，每种少则十页、多则三五十页。经典通常是有难度的（哪怕似乎很容易懂），只读一遍很难称得上“读过”，需要反反复复读，最好是与友人一章一章甚或一页一页讨论过。
人文的魅力是“祛魅”，我对经典没有崇拜，也没有读完所有经典的抱负。听说有读者把经典分出等级，读过自己认为最高级别的几本经典，睥睨他人。经典变成了板斧，好玩又好笑。每部经典都是一个黑洞，如果被黑洞吸附，经典就成了压抑性的力量。
我读经典，主要是围绕自己的问题意识，进行自成脉络的阅读。读一部经典，会阅读相关研究著作，但与成为研究者不同。读《后汉书》是对其中的文体有兴趣，不是要成为《后汉书》研究者。在古典中，我爱读六朝前后的部分文章，没那么正襟危坐，也没有绚烂浮辞，常引入口语的活水，有紧张，有从容。《后汉书》《世说新语》的注，常有一些比正文还要生动的引文，可惜引文来源的典籍大都已经佚失。
与读书相比，对周边的事物，我几乎是一无所知。今年四月，法国导演雅克·贝汉去世，他曾用许多年拍摄一部仅有七八十分钟的纪录片《微观世界》，呈现昆虫们的世界。屎壳郎推粪球原来那么可爱——在目力所及的世界，隐藏着多少秘密。有次路过紫荆丛，提醒自己稍稍停留，紫荆花去叶生，叶上有朝雨残存，一只苍蝇伫足其间。那时并不觉得苍蝇可厌，想起小林一茶先生的“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和“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周作人译）。只是看到的时候，我把两首混在了一起，记成“露水的世，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
今天看到一朵月季，晒得皱如木槿。想来你那里也很炎热，兄多保重。
晓渔
2022年7月21日至24日于暑中
7
晓渔兄：
上次回函时还能讲述日常散步的所见所闻，如今只能躲在空调房内“独抒己见”了。真是个烈日灼人的苦夏时分！酷暑难当，连读书都没法安放那份焦躁。适宜出门游荡的日子里，没法远足；“烈日炎炎似火烧”的酷夏时分，想出游又得有点不惧被烤的勇气。世事添乱，让人活在悖论之中。
不过正如兄之所言，“日课”成为安放日常的善剂良药，日记是我重整自身的日常练习。回想大学毕业后写下的十多年日记，似乎有点像陈子展撰写日记的跌宕感受：其曾在五四运动之后写下六七年日记，但因埋头粉笔堆中而陷于日常牢骚；北伐革命令其为之一振，又因迅即而来的形势大变，怒将日记付诸丙丁。陈先生悲愤作诗以诉：“日记千言自此休，悔将椽笔写闲愁。腐儒事业一锅面，看汝糊涂到白头。”（引自廖太燕《私史微观：中国现代作家日记的多元透视》）
不过，如今早已脱离了当年那份“高级趣味”。睡前打开日记，仅有流水账时便感不安，警醒自己今日庸碌，既缺乏与他人激动的交谈，也没能好好看上几页书写点感想，更没有对所见所闻进行些许日常性的思考练习。于今而言，日记更多的是督促己身每日当“有所为”，尽管隐约甚至明显地有着“隐身听众”的存在，同样督促着我巨细靡遗地“长篇大论”。
那些日常写下的连篇琐碎，或许也可称为我笔下的“昨日的世界”，也为我提供了怀旧的材料。正如兄所言，怀旧究竟是对过去的召唤，还是对当下的疏离；它究竟是情感的冒险，还是精神的密谋，实在难以厘清。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个人蜜尝的心灵毒药，就像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言的“二手时间”：在1917年革命之前，亚历山大·格林就曾写道：“不知怎么，未来并没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一百年过去了，未来一次次没有到位。一个个二手时代，反复降临。
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那个“我的时代结束得比我的生命早”的“二手时代”里，人们擅长把自己修剪成“室内盆栽植物”：“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过着封闭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只过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很多事情恍如海市蜃楼，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它只能存在于我们的脑海中”。
较之于全书那些对往昔或当下充满抱怨的故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当属全书末尾那则简短的故事：当邮递员推开俄罗斯乡下的篱笆门，将苏联解体的消息告诉乡下老妇人时，她说：“在我们这里，过去怎样生活，现在还怎样生活。对我们来说，都是一回事。几十年来我都只关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们说什么，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对她来说，世界依然是那般模样，在这震撼世界的时代板荡中，她似乎什么都没有失去。姓资姓社等时代大事，跟她没什么关系，“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种土豆”。除了春天的如期而至，那位老妇人的日常生活，不必较量昨日与明天，也不必琢磨绝望与希望。时代是悲是喜都无甚关系，她如同乡土世界里那些风餐露宿的大树，来年的风吹来，又可以安然地吐蕊绽芽。
当然还有一类活法，更像是刘文瑾在《道德崩溃与现代性危机》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既融合了某种难以理解的“崇拜”，又吸收了那些理直气壮的“市侩”；既能献身于非功利化的狂热，也能追求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既能对远方输出频繁不绝的激情，也能对眼前采取干脆利落的冷漠；既能对虚假空洞的概念保持抽象的激情，也能对真切存在的现实坚守厌倦的冷漠。这是一种不曾拥有“小我”却能拥抱“大我”的悖论式生活方式。在该书的第二章，刘文瑾书写了捷克现象学家扬·帕托什卡同样的描述，这两种大小之“我”自行剥离了“关怀灵魂”（care of soul），由厌倦（I’ennui）和迷狂（I’orgiasme）酿造着新的生活方式，维护着一种“日常的统治”（rule of day）。在某种程度上，厌倦指向了意义的消失和自我的抛弃，而迷狂则携带着宗教般的献祭。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沉睡的人各自生活在各自的世界，只有清醒的人才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如何让你我共同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即使远在天边也能近在眼前，终究还得回到“意义”两个字上。尽管这两个字让人疲惫不堪，但能将我们从泥淖中打捞出来，至少能让我们下坠得不那么过分的迅速。就像刘文瑾在书中所写：“恶之平庸”其实是提醒人们：与其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艾希曼，不如说人人都“有责任”避免成为艾希曼。无论是对过去的怀旧，还是对未来的想象，“时间的种子”只能奠基于正确的当下，来自自我能够时刻保持清醒的判断。
突然翻出这部去年出版的书来读，主要还是为了解救自身的困境，生怕在日常生活中学会轻易宽恕自我的能力；在新闻疲惫之后陷入玩世不恭的偶尔作弊之中，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生活中的艾希曼”。各种原因导致的无法远足，还有灼杀世人的当头烈日，让困在空调房里的我似乎逐步失去了某种具有共同感的生活经验，徒陷于某种略感心安的虚空之中。这种日常的心安，偶然回瞥，很容易逆转成扎实的不安。
每每于不安之际，哲学理论都很难将我打捞出来。在深居简出读闲书而缺乏共同经验的日子里，依然还是更愿意选择文学类作品来与内心进行对话，仿如远方的某人宽慰着精神的困境。在前几天被高音喇叭吵醒叫嚣下楼排队时，长长的队伍在烈日下实在太过难熬了。在焦躁的等待中，我们都每隔几秒就往前探头观望着队伍是否又缩短了几厘米。烈日之下的长队，让我想起寒天雪地里的漫长队伍——奥尔加·格鲁辛的《排队》。
在《排队》里，大变化三十七周年之际，安娜下班后换了一条路回家，竟然自己陷入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的排队马拉松。尽管起初谁也不知队伍的尽头究竟在售卖什么，但在精神匮乏、物质短缺的灰暗年代，突然传来一份即便遥不可及的希望，也能成为跨越春夏秋冬的日常美好，哪怕它徒劳无功，即便它虚无缥缈。
在那“等待某种伟大的未来幸福”的长长队伍中，“他们不时可以抱着一种毫无顾忌、直截了当的迫切感依赖另一人，在饱含雪意的黑暗的天空下，在恐惧、希望和信任之下相互团结，就像跟家人那样说话，或许，甚至他们都不会这样跟家人说话。”尽管他们在漫长的春夏秋冬中苦苦等待的东西，“理应属于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人”，但是，当排队一年却一无所获时，人们开始“为谎言、为排队、为永远无法确定地获悉任何事情的无能、为无力打破羁绊所有人的空洞的时间和折磨人的空间的束缚而愤怒”……
当然，这是我排队后阅读《排队》后的感受。作者将斯特拉文斯基受邀回苏联的音乐会门票预售故事改编成了这么一部小说，更多着力于匮乏的人们因排队而打乱生活节奏，彼此之间却也在排队过程中由陌异到熟悉而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以“等待戈多”开端，由“安琪礼物”收尾。作者的出发点和我的阅后感形成强烈反差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我知道我们排队是在干什么，“没有遮遮掩掩的秘密”；而安娜不知她们排队能买什么，但排队的“希望”能够撩动她那骚动的心，队伍的尽头是远方——别处的生活或早已消亡的生活……
近期让我感到伤心的事，是自虎皮兰烂根死掉之后，我最喜欢的七叶鸭掌木也步其后尘。它曾经被人抛弃，是母亲把它带回家的。当时已濒临死亡，叶片枯黄得几乎只剩下小树干了，在我的精心照料下重现生机，仿佛它以某种见证的方式，将我内心的某些愁怨转化为凶猛生长的养料，立马就很争气地亭亭玉立——心烦意乱之时，我总是喜欢凝视一番，有种惺惺相惜之感：它被抛弃的命运，就像读书人略显多余的尴尬境地。在再也无法拯救它的日子里，我每天用手机记录它的死亡过程，既残忍，又不忍。直到某天醒来，发现瓷盆里只留下一个虽浅却深的洞——被我妈连根拔起，它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
在它茁壮之时，常在深夜三四点才睡的我，经常会在睡前瞥上几眼，像是互道晚安。前不久的某个凌晨四点刚过，有人在我刚好入睡时发来川端康成的一句话：“凌晨四点钟，看到海棠花未眠。”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以前未曾读到过这句话，那晚读到时也不太敢相信对方写得出这样的句子。检索发现，这句话在抖音等社交媒体上被莫名地续接了一句“总觉得这时，你应该在我身边”。越是被误传的名人名言，越能激发我的考据癖好。
恰好手头刚收到《川端康成传：双面之人》，全书唯有毫不起眼的某处夹注提及此文。各类学报与教学参考，都将此文解读为物哀之美或抒情赏析。查阅后发现该文创作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1950年7月，此时的川端康成刚从日本战败的低潮中重新振作。在撰写此文的前一个月，他在广岛宣读《武器招致战争》。在获赠永井荷风编写的《活在蘑菇云下》后，他对永井表示要创作原子弹题材的作品（听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后，永井荷风举杯庆祝）。当然，此时的川端康成与日本左倾的古典知识分子走得近，故而该文不断出现日本美术方面的抒情。此前不久，他还借贷举债外加预支稿费而筹足资金，购买了绝世已久而重见天日的浦卜玉堂所作《冻云筛雨图》。无论是国破山河在，还是国在山河破，川端准备以文化为国家招魂续命……
倒数第二段里写到“去年岁暮”首次感受到“岚山之美”，而此前几番登临都没能欣赏到。就在“去年岁暮”去岚山观赏玉堂碑之前，他曾与妻子和养女同行，离开后半月，他给养女麻纱子写信：“我这个做父亲的也要重新出发，为余生的工作而埋头苦干。……我在广岛深受感动，又振作了起来。”或许世事仓皇之间，只有某些人才能看到“美”，就像让川端康成大吃一惊的“花未眠”，恰是“这众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新发现花的机缘”。
写至此，不免环顾己身，何日也能亲见一眼这般天赐良缘的“未眠之花”；写至此，正是川端康成孤身醒来“看到海棠花未眠”的时间……
萧轶
2022年8月11日04:03:27
8
萧轶兄：
近好！漫长的暑热终于过去。不知道南昌那边是什么情形？上海是在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入秋，不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是咣的一声。午间仍是将近40度的高温，那天下午去博物馆，露天的排队处立着十几个大功率的落地电风扇。入内后看特展，隐隐有雷声，从展厅到展厅的间隙，再看北门外，暴雨如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一个高温日多达49天的夏季，就此结束。近处地上立着黄色的塑料提示牌，上有中英文“小心地滑”，英文没有翻译成“Slip carefully”，可一看到秋天，就心情轻快，有些想小心地滑行。
返回的途中路过一处绿地，因为突然的雨，没有行人，也没有了保安，十几只苍鹭散落在有些积水的草地上。冬天到博物馆也经过此处，有许多丛生的枯枝，后来看到一处标牌，才知道是过冬的八仙花。当时想着夏日重返，没想到再来时花已经谢了。不过，枯枝枯叶枯花的美并不亚于青枝绿叶和繁花。我们都熟悉那句“留得枯荷听雨声”。多年前在如皋水绘园见到一副楹联，其中一联是“遗民老似孤花在”，“孤花”也可是“枯花”。
你说会拍下鸭掌木的衰退过程，有残忍和不忍。我也时常留意枯花，落在地面的，或留在枝头的。住处附近的山茶枝头，多有经年的枯花，似乎弱不禁风，却遇重重风雨而未落，仿佛一个个谜。汪曾祺先生说“似乎没有见过一朵凋败在树上的茶花”（《昆明的花》），我未曾在昆明久住，不知道是否地域不同或茶花种类不同，有此区别。后来他在内容多有重复的《云南茶花》里删除了此句，或许是一种纠正。
前些日看到山茶，一株之上既有经年的枯花，又有新生的花苞一样的果实，觉得奇怪。查看资料，原来山茶虽同一朵花内有雄蕊和雌蕊，却需昆虫异花授粉。黯淡的枯花在众多的新果中显得很醒目，那些蜂蝶们真是太粗心了。但当初在繁花间，蜂蝶们怎么记得自己去过哪朵、没去过哪朵呢？它们又没有为山茶授粉的义务。如果蜂蝶对花朵们一一标记，做到了绝无遗漏，那就像人类一样无趣了。
在各种无知中，我最想减少的是对身边事物的无知，而这又是最难的。以草木为例，现在有了网络，查找起来简易很多。我不习惯用专门的识别程序，感觉答案来得太快，更愿意根据现实中见到的景象搜索相关的影像与文字，进行比对，得出未必准确的答案。前人没有这个条件，只能凭借有限的绘图和文字辨识。汪曾祺多次说到《植物名实图考》；鲁迅先生逝后，其弟周作人先生回忆少时书籍，“《花镜》恐怕是买来的第一部书”（《瓜豆集·关于鲁迅》）。这些书初见于近几百年，再往前，尤其绘图未兴时，辨识草木就更难了。
草木不会移动，可以慢慢观察；禽鸟的辨识，难上加难。五柳先生的诗作，多“飞鸟”“众鸟”或“羁鸟”“归鸟”，很少具体写到哪种鸟，写到具体种类的或者是常见的“鸥”（也似对水鸟的泛称）等，或者是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精卫”等。抛开写作自身的考虑，他可能并不怎么识鸟，或许知道一些方言里的称呼，但难以入诗。这不能怪陶渊明不认真观察，实在是缺乏自学的途径。
孔子说，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这种表述，耐人寻味：是“鸟兽草木之名”，不是“鸟兽草木”。在日常生活里辨识《诗》里上百种“鸟兽草木”，谈何容易，孔子似侧重于纸上谈“名”，提醒通过《诗》可以知道有那么多“鸟兽草木之名”。这接近博物的兴趣，《尔雅》于此有专门着力，序称：“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莫近于《尔雅》。”
说到博物，这次在博物馆看到的展品，有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和姚念媛先生的捐赠文物。去年夏天，有两本关于陈梦家的书出版，一本是《陈梦家先生编年事辑》（子仪著，中华书局，2021年），一本是《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后者还没来得及看，暂时无法评论。前者多年前在《史料与阐释》连载时，曾有留意，赵萝蕤在日记中写到与陈梦家交谈，“我二人最主要的不同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不同。他是英雄，而我不以英雄自居。”这时，赵萝蕤“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打垮他的个人英雄主义”。翻过几十页，又看到赵萝蕤精神失常，陈梦家找到单位领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恳请他和所长郑振铎说项，不要把赵“移送疯人院”。
中华书局近些年一直在陆续出版“陈梦家著作集”，已有十余种。可惜赵萝蕤和姚念媛的著作都不太好找。后者暂且不说，赵萝蕤的两本文集《我的读书生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读书生活散札》（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多年没有再版，难以理解。
最初知道赵萝蕤，或许是因为大学时的教材《欧洲文学史》，有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诸先生的姓名。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六卷本“杨周翰作品集”。上半年居家时翻看《埃涅阿斯纪》，对译者的这段文字印象深刻（略有改动）：
《埃涅阿斯纪》和荷马史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情调，它充满疑虑不安、悲天悯人以至忧郁，使维吉尔成为一个“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而荷马史诗则是乐观、勇武、率直以至凶狠。这原因，也许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思想的成熟”吧。正因为他多思，所以他才多愁，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思想感情的深度方面超出所有他同时代的诗人。……丁尼生的《致维吉尔》一诗有两行说得很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你的悲哀之中有着庄严。”
我总把丁尼生诗句的第二个“你”读错位置，读为“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悲哀之中有着你的庄严”。姚念媛做到了在不可知的命运里有着自己的庄严，她从哪里获得绵延的心力，是一个谜。你说到一位妇人凭靠日常的逻辑度过惊风骇浪，“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种土豆”。每年能按时在春天种土豆，也很不容易。不过，这种日常应该是生活的起点，如果是终点，还是有太多的无奈。
现在葱姜都不再难得，但每次摘去葱根，或见到汤里的姜准备丢弃时，总会犹豫一下。居家时，葱姜难求。有次收到一份蔬菜套餐，蒜有两头，小葱三四根，姜只有半块菱角大小，不是手工掰下，是用刀认真切开的，平常大小的一根大概可以分为十几块吧。葱易腐烂，难以配送，姜为什么这样少，不太清楚。于是，每次把煮汤用过的姜留下来，再切成姜丝或姜末，炒菜用。小葱往常几乎每日都见，这次先在花盆里土培，又在透明玻璃杯里水培，才对葱的习性有了一点点了解，可对姜蒜的生长，仍然一无所知。“海棠花未眠”，葱姜蒜也未眠，只是很少被看到，甚或很少被想到。
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大半个月。开始说到夏季已经过去，断言早了一些。今天上海的最高温度是36度，改写了有气象记录一百多年来十月份的高温纪录。秋日的36度，体感不亚于夏季的41度。正午时分看北面的楼，外墙白色闪耀，屋顶瓦面的青色更深，只是天空没有更蓝，在轻霾中呈均匀的蓝灰色，热得忘记了变幻，没有云愿意出现。各家阳台晾满了衣物，似乎盼望它们能吸走所有的热量，等到冬天再慢慢释放。窗帘大都拉上，阻止着夏季的返回；没有拉上窗帘的房间，看不到住户走动，大概热得在室内也减少了行动。
看天气预报，明天又会剧烈降温十到二十度。人类有衣物、屋室和空调，不知道这种无常的寒暑，草木是如何度过的。不过，草木总是比人类更有办法。
晓渔
2022年9、10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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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渔兄：
实在抱歉，这封回函，几近耗费了一个季度之久。如同人与人之间，长时间没有接上对方的话，就会陷入失语的状态，终究不知如何开口。这封信曾写过三个开头，奈何世事如气候，转瞬即逝。第一次开头时，恰逢天气从41度的烈日灼人骤然降至18度的寒意袭人；第二次重写之际，气温在一天之内从32度直接腰斩，白天是暑夏，夜间是秋冬；如今提笔，已是寒冬腊月，白昼暖阳也难耐冬夜之寒。气温改变，直接作用于身体感受；时代转瞬，社会肌理随之更迭，个人遭遇如千帆过尽，内心同样漂浮不定。身体遭殃之时，酣睡似乎显得有理；内心糟糕之际，岁静反添兵马之感。
近期总是充斥着各类诡异之事，刷屏的某些文章让朋友圈显得单调匮乏，每每点开却让我感到尴尬。原来，大家都不过是在寻找一位拙劣的代言人。对于世事，说肯定比不说好。然而，我也略感不安，似乎同时也在见证着阅读趣味的整体下滑，无论是文字审美还是语言密度，抑或是否刺激新的思考，这些年来似乎越来越难以读到真正令人怦然心动的文字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去：常识当然需要不断被重复，但如果大部分人仅仅满足于常识，多少让我对这些年的整体阅读趣味感到困惑。
这种困惑的尴尬，特别像是英国老编辑戴安娜·阿西尔在回忆录《暮色将尽》中所说的那样：“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牙牙之语，尽管我能意识到自己这种有意忽略没什么可骄傲的，我只能说，自己内心深处某个愚蠢的地方非常坚持这一点，让我从未有可能纠正这一行为。”但我也深知，当朋友圈刷屏之时，哪怕语言再拙劣，问题却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尽管它们更像是牙牙之语，也并非毫无意义，只是我隐约感受到某些要求正在不断下坠。
不问世事会让人不知世界何在，总陷于其中又让人心生不安，偶尔的回撤也让人略感焦虑。这种复杂的日常情绪太过吊诡，真羡慕那些能够一直游于其中之人；较之于此，我倒更想做一个游离之人。“介入的旁观者”身份，并非能够轻易获得，飘忽不定总让人眉锁愁云。能够在这种时代的晕眩感中其乐融融，很可能自身已是晕眩的一部分。
一直游于其中的状态，会让人想起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最后的礼物》中那位收起自己的照片而挂起他人照片的老人家。他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而选择隐藏自己的生活，既对自己进行掩埋，也对他人进行隐藏，如履薄冰地害怕失去当下的状态，但或许他丢失了更多？
我个人挺喜欢古尔纳的作品，他所书写的主题虽然常见，但那种对身世与周遭的敏感，有着一股时刻审视的焦灼感。曾与你谈过我很少读文学书，如今反而沉在小说里，细想这跟环境有关，小说传达的“不可言”与“难以言”，形成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共鸣。古尔纳的作品，总是充斥着这种生活与情感中的“不可言”与“难以言”；他将这种生活状态形容成“被堵塞的马桶”。或许，我喜欢阅读他的作品，也是在寻找自己生活的代言人？
古尔纳的《赞美沉默》，讲述的是一个被迫离开反殖民革命浪潮下的年轻黑人，在英国读书时认识了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叛逆女儿，俩人在读研究生时就认识并未婚而生育一女，未婚先孕也是叛逆的表现之一。但是，面对老丈人的老牌殖民论调和岳母的中产生活方式，身为流亡者的黑人身份让他变得非常敏感。为了应付敏感的内心，让自己不太陷于自卑或为了让自己感到自身并不低人一等，他借助腹语般的暗自嘲讽来抵抗外界对他的刻板印象。
未婚先孕又让他无法向非洲老家的父母开口谈起自己的家庭生活，不仅因为观念的落伍，也因为宗教和家族等因素，他开始不断编织收到非洲来信的谎言让妻子开心。但由于很多事情无从说起，他与妻子陷入了沉默。拒绝打开心扉，不愿对话，便意味着彻底冷漠的开始。他准备返回非洲，去寻求解脱之法，让自己能够拯救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家族的故事能够在追寻中逐渐清晰起来，再将真实的家族故事讲述给妻子以挽救沉默压抑的生活。
他回到非洲，当年的同学都已成为革命后的腐败权贵，认为他做了殖民帝国的顺民而抛弃了自己的人民，也迷失了自己。“没有非洲你什么都不是”，都希望他回头是岸，留在非洲与权贵朋友们一起“建设新国家”。最终，他拒绝了。返回英国后，当他准备在鱼水之欢后与妻子讲述这些年沉默的心事时，妻子直截了当地拒绝倾听：在他离开英国飞往非洲时，她已经有了其他男人。而他已经告诉家里，他与一个英国女人未婚先孕。家族开始驱逐他，认为他背叛了家族。在失去妻子和失去家族的双重压力下，他陷入了沉默，想起飞机上遇到的那位独身少妇，那是他唾手可得的猎物；他想给她打个电话，但最终没有打过去，因为他“多么害怕扰乱这份易碎的沉默”。
一场正直、敏感、懦弱而失败的中年危机，一场亲手制造的自我互搏悲剧，一个无论在哪儿都感觉不受欢迎的异类：不仅是故土与记忆的流亡者，也是国家与生活的双重难民，哪怕在经历了背叛式逃离之后，动荡生活所造就的敏感内心，让他既难以坦诚面对逃离后的生活，也难以从容面对故土亲人的期待，还得面对忍看朋辈成权贵的局面，尽管他们过着永久性丑闻般的生活，世俗的眼光反而嘲讽健全的失败者……
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遭遇不同事务的“易碎沉默”，说出来又像是矫情，不说出来又很容易陷入自我反噬。古尔纳书写的非洲移民在伦敦的生活及其感受，我之所以会有着强烈的共鸣，便在于它非常像我自己所经历的那种流亡感：背井离乡，去北上广或省会城市扎根生活，卡在古老的乡愁与现代文明之间，无论哪种选择都显得拙劣，都有点像孤魂野鬼般的心灵流浪。
古尔纳那种中年危机下的失败生活，诸般的不忍言说逐渐把他拽进生活的泥淖，被吞噬的往昔生活终究吞噬了往后的生活，时刻自嘲的心，终究难挡自我的“敌意”：忍看朋辈成权贵，暗笑己身是异类，自己的内心成了生活的敌人，现实难挨而又无法逃离。他笔下的移民特别像我这一代人，在省界之间过着多重意义的流亡生活。有时候，必须杀死那个熟悉的自己，才能找到想要成为的自己，但在唾手可得之际，又怕扰乱这份精致的迷惘。有时候想，如果能将这种因自我的敌意而产生的流亡感转变成流放感，或许能在不宽恕的状态下稍微放过自己。
姊妹篇《最后的礼物》的男主人公是《赞美沉默》里主人公母亲的哥哥，一个突然消失的黑人水手。故事开端，黑人水手于中风弥留之际试图将自己沉默了三十年的身世秘密告知妻子：他曾在非洲结婚，但在孩子六个月大时抛妻弃子，因为他发现自己与富家女结婚纯粹是一场骗局，之所以那位在读书期间因在阳台看了一眼就生情的女子及其家人会答应这门婚事，很大程度竟是因为姑姑收了对方的钱而让他喜当爹，婚后门不当户不对导致的奚落感让他更是毫不犹豫地逃离了非洲；所以，水手是在抛妻弃子没离婚时与现任妻子再度私奔的。然而，没想到的是，妻子也向他坦承一个保守了三十年的秘密：她之所以会选择与他私奔，是因为她在家里遭遇表哥的猥亵强暴，反被诬陷勾引自己的表哥。三十年的沉默，把彼此的人生卡得如鲠在喉。很多无从诉说的，是否真的有必要坦承？如何坦承？坦承之后呢？
就像《赞美沉默》的结尾用马桶的历史进行点题，《最后的礼物》借助黑人水手子女碰到的一位孤寡老人形成回旋式点题——就是开头说的那位把自己照片收起而挂起他人照片的老人家。老人的故事，足以单独成篇，让人回味无穷。老人也是为了不向自我坦诚而选择悬挂他人的照片：这些照片只是一个诱饵，以一种遮掩现实的方式给出一种叙事，借此避免另一种叙事。
但如此举目无亲之人，即使采取这么一种遮掩，又怕谁看见呢？无亲无故的他，谁会来这无人问津的老房子里解读他的人生呢？老人说：“有时候，我会假装有陌生人走进屋里，请我揭晓照片背后的故事，因为他或她会假定这些都是我的相片。我想象着自己说，是的，这些是我的照片，可我已经忘了里面是何许人，又是在何处拍的了。想想看，不管是谁听到这样一个故事，都该觉得有多荒唐。我不禁想，这种事情到底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会不会在到达某个阶段之后，发现你人生中所有的留念之物都对你缄默不语了；你环顾四周，发现你已经没有故事可讲了。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此刻并非同这些既无名亦无回忆的物件在一起，好像你已经不再置身你人生的零散碎片中间，好像你并不存在。”
但当他亡妻的名字被人道出之后，他把头扭向窗外，望了许久：“又一个老人在雪藏他的记忆。”随后，老人翻出一个破旧的袋子，从中取出了亡妻的照片：“帕特死后，我把它们全部摘下来了，因为它们让我悲伤，强迫我的头脑去思考那些给我制造痛苦的事情。它们还会干扰她在我脑海中鲜活的形象。我宁可她以各种不同的面貌，突如其来地显现在我眼前，也不愿意她用那种一成不变的神情看着我。这一切太突然了：过了那么多年，她说走就走了，没有人陪我说话了。有时候，当我陷入自己究竟是怎么来到这里的思考中时，心中还会惊诧不已。”
故事的最后，老人坦白道，他的妻子其实曾是他朋友的妻子，与其说他勾引了她，毋宁说她把他带上床，以至于无法掌控地在一起了；也因为恐惧和内疚，他再也没有回过老家看过父母：“这些年来，每当有人问起我在这里生活了多久时，我都感觉像是在坦白一桩罪行。”真实的照片隐藏起来，悬挂的是他人的照片，如此便如乔装打扮一番后走上大街，躲避他人的目光，掩饰自身的想法；除此之外，也能将自己的故事挪述成他人的故事，看看世界如何用另一种眼光瞧你。
人生在世，总是在注视与被注视之间，在感受与被感受之间。不管“我是谁”还是“你是谁”，都逃离不了他者的凝视和自我的想象。米兰·昆德拉的《身份》以爱情为外壳，谈论的是生活中的我们常常陷入身份与角色之间的缠斗。我们每个人的身份都会给对方带来某种程度的误读，进而形成期待后的碎裂，在臆想与现实之间相爱相杀，终究在撕扯过后才确认夜色下究竟哪盏灯最能给予安全感。隐藏的想象总是不太安分守己，总在现实里制造新的期待或逃离旧的危机。生活正是挣扎在这种脆弱感下的兵荒马乱，某种程度我们都是自己制造的自我流亡者。
说来也怪，在经历了这段时间狂轰滥炸的评论文章之后，我对这些刷屏的文字有着某种排斥感。这些年，我们着眼于各种新闻报道，凝视那些被广为传播的事件主角，但越发难以看到那些平凡个体的个人叙事，仿如新闻事件成了我们生活的代言人。在每天醒来后，总是阅读着均质化的评论和诧异的新闻，我们好像裹挟在集体的叙事漩涡，越来越难看到个人的声音，如同自我在逐渐消亡。我之所以逃避到文学中去，便是为了自我解救，为了在集体漩涡中重新寻找一些陌异的思考，重新刺激自我在生活中的感受力。外界与内心，似乎形成了强烈的夺取之势，这让我想起老兄在上一封信中的那句话：“在各种无知中，我最想减少的是对身边事物的无知，而这又是最难的。”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叙述比评论更重要。较之于评论的政治正确与集约表述，叙述更具民主性质：没有鲜活的个体讲述或记叙，评论所抵达的会短浅，讨论所囊括的会缩小，探讨所发掘的会搁浅，文字所表达的会固化，转发所认同的会成为按摩，只有更多细节的描述、事件的记录，才能更好地发现何为评论之所需。尤其是当社会话题进入垃圾时间后，在经历了惊诧和疲惫的心理状态后，很容易滑入刻意性的姿态；循环反复的话语腔调，会让人丧失时间感，进而培育了空虚。长久以往，书写者与阅读者之间就构成了无形的同盟：我知道你想读什么，而你也知道我会写什么……
叙述的民主性，就像阿根廷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在《缺席的城市》中所写的故事。马塞多尼奥在担任检察官时，就开始不断搜集奇闻逸事、记录传说故事。他说：“每段故事都有一颗简单的心灵，好比一个女人。或者说，一个男人。但我还是觉得，它们更像女人，因为它们让我想起《天方夜谭》中给国王讲了一千零一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山鲁佐德。”在他搜集故事的那几年，马塞多尼奥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妻子仿佛还活着。因为在他看来，她是永恒流淌着故事的合流，是让记忆保持鲜活的永不休止的声音；因为和她在一起，生活就会不断产生故事，制造记忆。所以，他用搜集故事的方法，用讲述故事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可以与妻子永远生活在一起的世界。后来，他还制造了一台可以不断自己生产故事的文学机器。
在他笔下的阿根廷，人们活在想象的现实之中，“我们所有人都遵循他们的思考方式，我们想象着他们想让我们想象的东西”。然而，故事不仅能够拯救逝去的记忆，它还对活着的人产生引诱之效。故事的诱惑能力会让社会话语进入不稳定状态，无形之中也召唤出历史的记忆。哪怕摧毁了那台文学机器，也得继续搜捕流传出去的副本。然而，“这些故事将会变成内在于每个人的隐形记忆，这些记忆才是真正的副本”。
在后浪出版的这套“西语文学补完计划”丛书中，萨尔瓦多作家奥拉西奥·卡斯特利亚诺斯·莫亚的《错乱》同样讲述了记忆编纂的故事，它取材于危地马拉天主教会于1995年发起的“历史记忆恢复计划”。一位因偶然因素而流亡他国的犬儒主义作家，为稻粱谋而编纂内战期间针对原住民的大屠杀记忆资料。由于题材敏感且压抑，他想用诗性美学来寻求安慰，或借感官享受来逃避恐惧，终究无能逃出恐惧的漩涡。身体内外的恐惧感，如影随形地掌控着日常生活，任何见闻都显得魔幻而荒诞，日夜啃噬着脆弱的内心。当恐惧的重负压垮自身之际，历史的悲剧也恰好在自身上演。尽管恢复历史记忆之人惨遭厄运，编纂之人因被迫害妄想症而逃离他乡，历史档案终究还是留存于世、公之于众了。
写到这里，已是年关，我们也已多年未见，不知来年是否有机会再一起吃着火锅瞎唠嗑。想起你每年春节都选择逃离，不知这个假期又将前往何方？
萧轶
2022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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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轶兄：
近好！这几个月太过跌宕，如同变幻的气候。我的年底，以意料之中的卧床而结束。家中有上半年收到的抗原，我没有检测，因为结果可想而知。我居住的社区安静得异常，室外活动的只有鸟和猫，几乎没有行人，仿佛回到上半年的那几个月。那时，可以看到对面楼栋的窗口或阳台有着一张张面孔，茫然或若有所思，从这些面孔也可以看到自己所在的楼栋，一定是一张张同样表情的面孔。这次，窗口和阳台都见不到人，很多人家在白天窗帘紧闭。隔壁学校已经停课，广播的声音会按时响起，操场上却空无一人，未免怀疑自己幻听还是幻视。
我这次的症状尚属轻微，主要是浑身发冷，嗜睡，偶有咳嗽，鼻子在塞与通之间来来回回。手边有正在读的《约翰·济慈传》（W.杰克逊·贝特著），暂停了几天，这本将近1000页的书实在太重了，捧不起来。其间也有过眼睛酸痛，没法看书，找到袁阔成先生的在线评书《水泊梁山》，每天听一两回。少时不常听评书，但读过《大闹大名府》，是袁阔成评书的整理本。
症状减弱后，疲惫感持续了很长时间，有新的疲惫，也有旧的疲惫。前段时间，每天都生活得很仓皇。无法出门的时候，暂且不说；能够出门，也需要精密考量，尽可能不去大规模的购物商场，不去公园；在最紧张的时期，甚至尽可能不去公共厕所。但是，这种精密考量仍然不过是冒险，主要是运气在起作用。直至不再集中隔离，算是稍微松了口气。
有感于普通的行途或归途常会成为莫测的险途，去年以王焕生先生的译本为主，对照阅读了杨宪益先生和陈中梅先生翻译的《奥德赛》（杨宪益译为《奥德修纪》）。读时常常陷入条件反射，如果奥德修斯遇到这等问题，会怎么办。想来想去，奥德修斯也没有办法，只能老老实实买智能手机，让雅典娜帮忙注册APP。奥德修斯一路有雅典娜帮忙，十年有七年与女神卡吕普索一起度过。这几年高速公路上的卡车司机们，比他艰苦多了。一名不是英雄的凡人，在途中和家中遇到的问题不会比奥德修斯更少，绝大多数凡人只能依靠自己，没有什么雅典娜。
最初购买厚厚的《约翰·济慈传》，没有打算通读。想了解他的“消极能力”（Negative Capability，又译为“消极感受力”），读了一章，慢慢把整本读完了。何谓“消极能力”，学者们有很多讨论。济慈是在给弟弟的信中谈及，没有具体展开。简而言之，作为一名写作者，需要在“消极”中获得“能力”。
写作者常常敏感，这是从事写作的前提，迟钝则难以写作，但写作者又容易在对负面情绪的敏感中丧失行动力，陷入“精神瘫痪”的状态。如何保持敏感却不沉溺于自我的悲情，如何在消极、负面或仓皇中获得生长性的力量，这是写作者的修行，可能也是活着的修行。济慈说到“无我”，不是要把“我”融入另一个宏大的概念，而是要摆脱对自我的放纵与沉溺。兄说到的古尔纳小说里把自己照片收起而挂起他人照片的老人家，不知是否在尝试济慈的“无我”？节制、自嘲、偶尔的狂欢，或许也可以提供帮助。
在居家的时候，有时会羡慕因为没有了行人而显得格外自由的麻雀、乌鸫、斑鸠和椋鸟们，但这种羡慕忽略了鸟儿下一刻可能被猫捕捉，或者有着其他的噩运。羡慕捕鸟的猫吗？野猫的仓皇不会少于人类，羡慕那些饱食终日的家猫吗？可是，这恐怕又要回到庄子和惠施辩论的题目：子非猫，安知猫之乐。每次家中无人，回家后，平常又皮又熊的猫总会乖巧地躺倒翻出肚皮，或者狂奔几个来回，这不仅是兴奋，也是释放独自在家时胆小如鼠的惶恐。越说越远，已经和济慈没什么关系了。
兄说到“曾很少读文学书，如今反而沉在小说里”，我也有相近的阅读历程。此前的阅读漫无边际，近些年在有意识地收缩，聚焦在文艺尤其是诗学领域。说来惭愧，虽从事文学研究，我最初缺乏阅读小说的热烈兴致，对叙事的需求主要通过阅读非虚构类的史书满足（并非说史书里没有虚构）。
或许是有经验与思维的缺失，我对情节缺乏敏感，一部小说读过两三遍，常常忘记主要事件和人物关系，只记住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水浒传》是少时最爱，属于例外。但对《红楼梦》很隔膜，仿佛李逵进了大观园，两把板斧无用武之地，还不如呆霸王薛蟠懂得人情曲折。白话文学张爱玲的小说，有些读过许多遍，知道好，却不解其中人情。
转变发生在有次读《十八春》时，读着读着似曾相识，以前又未曾读过，想了想，是读史书的感觉。不是说张爱玲把小说写成了史书，是她熟谙宗法的情感结构，家国同构，把家族写得纤毫可见，也就写出了王朝的运作逻辑。张爱玲深受《红楼梦》与《金瓶梅》的影响。接着，我把《红楼梦》当作一部中国通史，就有些读通了，反复读了两三遍，回到情感的微观层面，对人情世故也有了些粗浅的认知。
再读《金瓶梅》，更是惊叹，写尽凶残、敌意、贪婪、嫉妒、世故、无奈、虚无，却没有到此为止，最终写出了慈悲。哪怕删节本（但不必删节），也可以与相近时代的《巨人传》、莎士比亚戏剧、《堂吉诃德》并列。于是，《水浒传》又成了一部从未读过的新书，此前对细节已经足够熟悉，仍然发现自己遗漏了太多。感谢这些小说，使我在经验与思维上的缺失获得一些弥补，也更新了我观看人与物的方式，不是治愈，是提醒着要与仓皇共存。
说来很有意思，偏爱《水浒传》和偏爱《红楼梦》的读者，是两类差异巨大的群体，《金瓶梅》却能将两部迥异的小说联结起来。《金瓶梅》由《水浒传》节外生枝，又催发出《红楼梦》。没有《水浒传》，仍会有《金瓶梅》，只是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的名字会有更换；但没有《金瓶梅》，是否会有《红楼梦》，可能需要存疑。
饮食男女与家国天下常为表里，史书随处可见小说情节。此前读到《史记·齐太公世家》，春秋霸主齐桓公，与夫人蔡姬在船中玩耍；蔡姬水性好，故意摇船，齐桓公喊停，她仍然摇啊摇；齐桓公很生气，把蔡姬送回了蔡国，却未断绝关系；蔡国也很生气，就让蔡姬再嫁了；齐桓公更加生气，带着诸侯把蔡国打得落花流水。（“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
最近读《后汉书·酷吏列传》，酷吏黄昌与妇失散，多年后偶然重逢，妇说出黄昌“左足心有黑子”，两人相认，如奥德修斯凭腿上伤痕与旧人重识；有妇人常升楼观黄昌，黄不喜欢，收监杀之，仿佛一个反面西门庆，却比西门庆的恶更深。（“初，昌为州书佐，其妇归宁于家，遇贼被获，遂流转入蜀为人妻。其子犯事，乃诣昌自讼。……对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当为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相持悲泣，还为夫妇。”“县人彭氏旧豪纵，造起大舍，高楼临道。昌每出行县，彭氏妇人辄升楼而观。昌不喜，遂敕收付狱，案杀之。”）黄昌、奥德修斯、西门庆经历各异，却都有着深情与无情。深情与无情有时相克，更多是相生。
读史容易让人有使命感，也容易有虚无感，两者合一，又会被焦灼的火焰席卷，或跌入厚黑的泥沼。近年读诗和小说较多（读史也是在读诗和小说），使命感和虚无感都在减少。在生存与生活中挣扎耗费了很多时间，余下的细碎时间适合辨识草木，辨析相近词语、符号、叙事的差异，获得微弱的、转瞬即逝的确定性。我也会关注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如果把时间用于刷屏，感受也会和兄相近。2022年不会缺乏记录，一百年后仍会被反复说起，那时会如何谈论呢？那时又是什么景象呢？对于2022年，是我们这些经历者知道的更多，还是未来的人们更加洞悉呢？
谢谢兄的垂问，最近没有准备远行。过去的一年，不会遗忘，难以怀念。很快就是春节，愿新年不似旧年。
晓渔
2023年1月17日至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