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弗尔布鲁克丨走向“民族共同体”：纳粹德国是如何让普通人放弃良知的

编者按：2月23日，德国举行联邦议院选举。在今年的选举中，德国极右翼政党人民选择党异军突起，支持率高达20.6%，成为议院的第二大党。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不仅获得了普京与欧尔班的支持，并且在之前一次与马斯克的对谈中认为，希特勒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右翼，而是左翼。甚至早在2017年，德国选择党内干部图林根邦党部主任比约恩·霍克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在首都中心树立耻辱纪念碑的民族。”这种历史修正主义的态度，使得人民选择党在德国政治的版图中，尤其是前东德地区收获大量支持。

历史常常以新的形式上演着重复的戏码。而今天的欧洲再次摇摆在历史选择的十字路口。今天我们分享英国历史学家玛丽·弗尔布鲁克的作品《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中的一节，以国家暴力的阴影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而考验每个人的道德责任与良知的时刻也许又将来临。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英] 玛丽·弗尔布鲁克

译者：陶泽慧

战争结束后，无论是对纳粹政权的同谋者而言，还是对更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把控诉的目光锁定在政府高层，锁定在其对民众明目张胆的镇压上，显然都是有好处的。在盟军的主持下，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后续审判（史称纽伦堡审判）成功地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其案例都指向显赫的人物，并没有抱着明知其不可为的心态尽可能地探究罪责。但是，将大规模屠杀变成现实的，远远不止进入公众和司法聚光灯下的那少数几个人。

有许多人出于不同的原因，未能勇敢地发起反抗，组织起反对力量，他们的支持、共谋、默许、适应、屈从，都在极大程度上帮助纳粹领袖将其事业付诸现实。人们总是以不同的程度与纳粹政权扯上关系，就情感态度而言，就有热情支持、被动接受、私下抱怨和害怕恐惧，要想准确地分辨，无疑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考虑到人们对这段过去抱有的挥之不去的不安心理在更长远的时期里所具有的意味，那么弄清楚人们如何被卷入这个“旁观者社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纳粹关于“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的理想着眼于 “族群健康”的定义，然而这一理想从未成为现实；我们自然很清楚，社会、经济、政治宗教、区域等其他层面也相当重要。但如果我们仅仅认为“民族共同体”这个词更多的是指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和理想而非历史学者所使用的分析工具，那么这种看法是不充分的。对有些人来说，“民族共同体”的观念天然地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那些将很多人卷入其中的事件确实会激发出某种归属感，而且常常被落实到日常生活的行为之中，由此，即便不是刻意为之，它们也会进一步排挤和孤立那些不被当局所需要的群体。人们在和平年代的共谋行为，为战争年代更为极端的政策打下了基础。这一基础包括，人们学会认出哪些人被包含在新的“民族共同体”中，以及识别并孤立那些被排除在外的群体。

诽谤性标签被强加给个体，不管他们是否接受这样的身份。举例来说，许多德国人在此时被打上了犹太人的标签，要么是因为他们有犹太亲友，要么是因为他们有犹太血统（即便这一血统很稀薄，要追溯到他们祖父母那一辈），他们因此被排除在专业工作之外；他们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强加的标签并不总是能够反映他们的自我指称和身份认同。然而，这些强加的歧视性标签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对于那些不曾遭到排挤的人来说，事态的改变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在 1932 年夏秋，当经济大萧条探底之后，希特勒的掌权同经济腾飞同步发生（纳粹掌权对经济的腾飞有所助力，但并非其直接原因）。随着经济复苏，以及纳粹重整军备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令工作岗位增多，许多失业者再度回到工作岗位上。在1918年战败、《凡尔赛和约》的羞辱，以及魏玛德国的动荡之后，德国终于重获强国的心态，其他人也从中找到了自信和目标。还有些人通过成为纳粹组织成员或者参加由国家组织的活动，而找到了新鲜的满足感，甚至掌握了少量的权威和权力。在这个愈发纳粹化的国家里，许多人加入了附属于政权的组织，并且展现出对于元首的热忱。希特勒的表演和公开演讲都经过精心排练，其巅峰时刻乃是每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大规模纳粹党集会，这一活动将人民的热情推向高潮。莱尼·里芬施塔尔（Leni Riefenstahl）掌镜的剧情片不仅捕捉到集会的氛围，更在美学表现上予以强化。无论这些事件背后有多少人为安排的因素，当时的许多观察者，比如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 Shirer）注意到，这些事件能够以公开的形式将对政权的支持展现出来，对集会群众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在很多未受迫害的德国人的记忆当中，第三帝国的和平年代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纳粹当局、反对群体（如流亡中的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左翼群体留下的公共舆论评估和“情绪”报告向我们透露出某些总体的趋势。人们与纳粹政权博弈的方式既因代际差异而不同，也因政治差异而有别。年轻一代比较容易从局势中看到机会；较为年长的德国人本身已经持有特定的观念，不太容易被政权说服而改变自己，不过很多人都把怨言埋在了心底。

从当时的资料可以清楚地发现，当人们探索新政权的维度，“尝试”新身份的时候，他们展示自我的方式也有所更新。就连坚定的纳粹党员都注意到当时人们所经历的“学习曲线”，例如有一位洛伦茨先生（Herr Lorenz，并非真名）不仅是狂热纳粹党成员，还是不伦瑞克（Braunschweig）的基层公务员，他在写给搬到另一座城镇的邻居的一系列信件中提及，人们有着“弄明白我们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实际需求。洛伦茨与朋友的信件往来很有价值，就连信件末尾、署名之前的致辞都能证明人们如何从有新鲜感渐渐过渡到习以为常。在1935 年9月22日的通信中，他们首次从原先的亲切问候和美好祝愿等标准致辞，变换成“希特勒万岁”，并且饶有意味地加上了双引号。接下来的将近两年里，“希特勒万岁”的信末致辞都被加上了双引号，直到1937年9月12日，希特勒万岁的使用再也不包含任何距离感和自创用法。从此以后，这被当作理所当然的致辞标准，再也没有人对此感到明显的难为情。

这件事从细节上向我们指明，德国社会在那些年间都经历了哪些牵涉更广的变化。许多成年人感受到新生的压力和社会期待，并学习着进入某种新角色之中。有些人主动抓住机会，他们采取的行为会在职业、社会和经济上给他们带来好处。但并非每个积极地向纳粹新社会靠拢的人，背后都有追逐职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理由。

有些人的动机更多源自害怕，他们害怕自己如果表现得不够热情，会被视作“民族共同体潜在或真正的敌人”。这些人包括曾经参与左翼政治运动的人，以及那些明白政治恐怖已经在1933年最初几周降临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头上的人。举例来说，德国犹太人格哈德·马佐夫斯基（Gerhard Mazowsky）还记得，他曾经的好些朋友都“不再敢公开地”同他或者其他犹太朋友见面，他们必须“竭尽可能地小心谨慎”，不能被别人看到他们和犹太人在一起。

不过，人们更为普遍的应对方式是在感受到新的压力和担忧后，简简单单地选择顺从。此类顺从包括同关系变得尴尬的朋友绝交，这种绝交几乎不会影响到“雅利安人”一方，但是对于在社会上越来越受孤立的犹太人一方而言，却常常痛苦无比。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之所以选择顺从，与其说是因为害怕招致严刑峻法，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害怕招致污名和孤立，害怕因此被起上诸如“犹太人的奴仆”（Judenknecht）的绰号。要跨越这道全新的种族藩篱，坚守在朋友尤其是亲密伴侣的身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个人决心，并非每个人都能应对这样的挑战。

除了如此这般的排挤以外，所谓民族共同体，确实相较过去有着更有活力也更有激情的表现形式，许多人也是受此吸引。在现存的时人档案资料中，“建设”新社会的兴奋感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举例而言，洛伦茨先生在书信末尾写下了“希特勒万岁”的新用语， 但是变化不只是发生在致辞的变更上。他显然已经彻底地将民族共

同体的目标和愿景内化于自身。在他的信中，他不仅同过去的邻居谈论自己家庭成员以及双方共同朋友的新鲜事，他还谈及政治事件， 表达了对于社会整体发展的感触。从他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信件中，我们可以读出一种确凿无疑的激动之情。比方说，在1935年12月22日的信中，他觉得各方面“都充斥着活动和生命力（überall Leben und Treiben），以及做不完的工作”。他接着写道 ：“至于我们呢？我们是其中的一部分（mit dabei）—这可太棒了！”后来，在1936年2月16日提笔写信时，洛伦茨先是对自己儿子积极参与冬季援助计划（Winterhilfswerk）表达了欣喜之情，然后激动地写道： “到处都充满活动和生命力！”

就连不像洛伦茨这般热情高涨的人，也会在某些场合禁不住诱惑，想要归属于此类共同体，这反而把他们自己吓了一大跳。而每当纳粹党组织观众表达对于党的归属感时，这种现象就会尤其明显。举例而言，伊丽莎白·B. 来自一个坚定的反纳粹家庭。1940年，在她21岁的时候，伊丽莎白·B. 作为一名互惠换工生去往美国。

她在当时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起，即便是她也会在群情激昂的场合下，意外地感受到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的潜在魅力。1935 年，伊丽莎白·B. 还在波恩（Bonn）上学。有一回，戈林所在的车队要从学校附近经过，她和同班同学要立正等候，在他经过的时候挥舞手中的旗帜。尽管伊丽莎白·B. 极度反对纳粹党，但她惊讶地发现，人

群在这一场合显现出来的热烈情绪，竟然对她有着正面的影响 ：“尽管我紧闭着嘴唇，但是我不知怎么回事，仍旧陷入了当时的狂热氛围中。”1936年，当她和其他女生一起，被选中前往柏林观摩奥运会时，她也有过类似的体验。一开始，她发现许多柏林人跟她家乡的人判然有别，他们既不狂热，也不信奉纳粹主义。可是，当她受邀前往柏林万湖的孔雀岛，参加一场盛大的节庆活动，并且有机会得到戈培尔的接见时，她为自己的反应所震惊。她记录下自己是多么“机械化，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和戈培尔博士聊天，同他一起开怀大笑，并同他握手”。当她远在美国，同德国的一切保持距离，为自己留出批判的空间时，她接着写道 ：“我为什么会允许自己这么做，直到今天，这对我来说仍旧是一个谜团。”伊丽莎白·B. 的兄弟在参与帝国劳动服务，协助巴伐利亚（Bavaria）收获庄稼时，体会到了某种共同体的精神，并为之狂热，而伊丽莎白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他。当伊丽莎白的兄弟兴高采烈地报告他的劳动时光时，她的一位阿姨发起火来，并且在讨论中怒发冲冠，夺门而出。然而，伊丽莎白·B. 反思道 ：“如果年轻人只能看到负面的人生，那么他还如何能够忍受生活？年轻人难道不可以走自己的路吗？”

伊丽莎白·B. 和她的同龄人不一样，她没有像其他年轻人那样争相加入组织，她对此一直有所抵触。虽然外界给她施加了许多压力，强迫她加入德国少女联盟（BDM），威胁她如果不加入的话就没法参加高中毕业考试（Abitur），但她还是拒绝了 ；即便如此，她还是参加考试并顺利通过。有些人在面对共同体的观念时，会不加批判地予以接受，但伊丽莎白·B. 显然不属于这类人。然而，她通过劳动服务得到的体会却耐人寻味地近似于她兄弟的体会。她发觉，自己在一开始的时候完全“停止了独立思考”，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只是“群体”的一部分。按照她的描述，她沦落至一种“机械状态”。过了很久，她才意识到自己仍旧是个独立的个体，能够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机器里的一枚齿轮”，像小组里的其他女孩子那样，被“指令和命令”所吞没，“常常毫无知觉地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