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 | 《丽莉·玛琳》：二次大战的士兵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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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夏天，在北非作战的德国远征军的前线士兵收到了英国第八军士兵传来的请求，要他们每天晚上九点五十七分，把阵地上的大喇叭音量调高，让战场对面的英国士兵也听得更清楚。
德国的战场宣传广播每天晚上十点结束，让士兵休息。电台在九点五十七分播放一首女声独唱《丽莉·玛琳》，作为停播音乐。音乐一结束，战场两边一片沉静。对于很多士兵来说，歌声不是摇篮曲，而是思乡和怀人曲，让他们在一天的枪炮声停歇后，松缓一下紧张的神经。
《丽莉·玛琳》第一次电波传送，是1941年八月十八日，由位于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南斯拉夫首都的贝尔格莱德电台播放。贝尔格莱德位于南欧，这家电台功率强大，覆盖地中海和北非，被纳粹征用做宣传。第一次播放这首歌曲纯粹是偶然，主管的军官因为敌机轰炸丢失了原来准备的节目录音，临时在一堆从德国随意搜罗的唱片中挑了这张。
军营外的街灯下
我记得亲爱的你等待的模样
那是你低声絮语的地方
你说爱我始终不渝
我的街灯下的丽莉
我的街灯下的丽莉
黎明的军号响起 我们就要分离
亲爱的我再次将你紧拥
就在那遥远的街灯下
我要将你深深吻别
我街灯下的丽莉
我的丽莉·玛琳
开拔的命令已经下达
我在军营留恋难离
我知道你在街灯下等待
我听到你的脚步 但却不能相见
我街灯下的丽莉
我的丽莉·玛琳
躺在战线后面的民房里小憩
虽然远隔千里仍然感受到你的气息
你仍然等在街灯的柔光下
甜蜜的面容出现在我梦中
我街灯下的丽莉
我街灯下的丽莉
这首临时救场的歌曲播出后，地中海地区的德军官兵反响强烈，据说几天中贝尔格莱德电台平均每天收到一万两千封前方来信。德国非洲军团司令隆美尔也喜欢这首歌，要求贝尔格莱德电台把播放这首歌作为固定节目，在前线增设高音喇叭、收音机和留声机，还向国内订唱片。战场对面的英国士兵也深受其惠。每到这个点，他们或是静听对方高音喇叭随风飘来的歌声，或是围着收音机，调到贝尔格莱德电台的波段，在沙漠中放下武器，头枕行囊，和敌方士兵一起默默地渡过那三分钟，尽管他们多数人其实并不懂德语。
《丽莉·玛琳》用浑厚的女中音唱出男性士兵的心声。歌曲营造的深夜街灯下等待的情境，加上柔和的倾述和舒缓的节奏弥补了纳粹军歌雄壮的进行曲，成为士兵精神和心理的安慰。歌声传回国内，迎合了大众对纳粹爱国歌曲和德国古典音乐（这时也被纳粹说成是爱国主义音乐）之外的艺术需求，剧场和酒吧都用它招徕顾客，舞厅也用它的音乐伴舞，似乎成了后来流行音乐的先驱。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对这个未经官方策划的大众流行文化现象很不满意。歌词的原作者有犹太血统，音乐的风格和配器似乎有爵士乐的嫌疑，无论内容和形式都迹近西方颓废艺术，有损军队士气和形象，于是他主张将它禁掉。但是隆美尔等将领力挺，柏林电台甚至按照隆美尔的请求增加了它的播放次数。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的太太艾玛出席的音乐会上，这首歌受到隆重推荐。艾玛地位显赫，本人是有音乐天赋的歌剧演员，因为希特勒没有正式夫人，战前雍容华贵的她就在一些社交场合充任第三帝国第一夫人，陪伴希特勒出席。
《丽莉·玛琳》虽然没有被禁，但加上了下面这段歌词：
当我们在泥泞和严寒中行军
当我的背囊越来越沉重
对你的思恋会让我力量倍增
周身温暖 背囊如羽
那是因为有了你
丽莉·玛琳
那是因为有了你
丽莉·玛琳
此外，《丽莉·玛琳》的表演方式还由原来的女声独唱增加到男声合唱和器乐演奏，把它从软绵绵的小夜曲变成雄赳赳的进行曲，当然原来女声独唱的形式仍然保留，也仍然是士兵的最爱。德国军队的一些师团把经过这样改编的《丽莉·玛琳》作为自己的军歌，一直传播到苏德战场，和德国坦克的马达同时轰鸣。德国占领了苏联的斯摩棱斯克后，在当地还建了一座德国士兵和“丽莉·玛琳”拥吻的塑像。
《丽莉·玛琳》的歌词是1915年由二十二岁的汉斯·雷帕创作的。雷帕是文青，喜欢写诗。一次大战中应征入伍后在柏林郊区待命时，两个女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一个是他房东的女儿，每天早晨在他目光注视下在院子里喂鸡和做杂务，后来成为他战友的女友；另一个是他自己在当地找的女朋友，一个酒吧侍女。“丽莉·玛琳”据说是两人名字的合成。雷帕的原创歌词仅仅抒发战争年代的离人情感，充满无奈和感伤，并没有十五的月亮，既谈不上爱国主义更谈不上军国主义，当然也不是什么反战或者和平主义的作品。
雷帕多才多艺，自己后来给这首诗谱曲，但听众寥寥。1937年，他把这首诗收入自己的诗集，由钢琴家和作曲家诺波特·舒尔茨重新谱曲。舒尔茨不但是纳粹党员，还是戈培尔宣传部创作组的成员。他喜欢这个歌词的意境，也可能觉得这个歌曲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被赋予政治意义。身处魏玛时代西方先锋艺术的中心柏林，他的艺术趣味和风格都深受文化开放的影响。
歌曲创作出来后，成为著名歌手莱莉·安德森的曲目，但也仅仅是之一，卖出了700张唱片，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
安德森是一个北欧血统的“日耳曼人”。她是1939年录制这首歌的。她并不是纳粹，甚至不是德国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艺术家。她战前和西方艺术界关系密切，和一个犹太作曲家在瑞士一起生活和创作，1938年还出访英国演出，后来戈培尔不准她再离开德国。
安德森不满纳粹的反犹政策。她的社会关系中不但有犹太人，还有私下庇护犹太人的朋友，她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嫌疑”。1942年她去意大利劳军演出，和犹太作曲家男友秘密联系，想趁机从意大利北部逃往瑞士，在米兰的火车站被德国秘密警察发现，送回柏林。戈培尔本来想给她治罪，但很可能顾虑她的形象在德国士兵中已经和“军营外街灯下的丽莉”合二为一，于是限于禁止她上台演出和劳军，在柏林家中监视居住，每周向秘密警察汇报一次自己的思想和动向。1944年，“表现良好”的安德森被允许离开柏林，前往北海佛里西亚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和她的祖父母一起居住，与世隔绝。
英国第八军在打败隆美尔的非洲远征军后缴获了一些《丽莉·玛琳》的唱片，将它们送到伦敦，引起了英国宣传机构的注意。他们并不想让自己的士兵老是听德国人唱这首歌，也想利用它做反宣传。1943年3月初，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德国宣传部下令全国禁止娱乐活动数日，包括广播的轻音乐。于是英国广播公司德语部抓住机会向德国士兵推出自己版本的《丽莉·玛琳》。
“你有没有注意到《丽莉·玛琳》已经有一阵听不到了？是不是她被关进了集中营？不管怎样，这首歌的歌词早就过时了。今天丽莉·玛琳给你们写的信会是怎样的呢？”然后，德国血统的英国女歌手露西·曼海姆用德语唱到：“你可能在俄国倒下，你可能在北非倒下。无论倒在哪里，都是元首的意愿。如果我们还能相聚，就让街灯树立在一个新的德国。你的丽莉·玛琳。”
在美国，一个德国血统的女歌手和电影演员玛琳·迪特克跟随美军将这首歌从北非唱到意大利，再唱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很多人误以为她是这首歌的原唱，而且她的名字也是玛琳，于是她的个人形象和歌曲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美军士兵心中的丽莉·玛琳。
迪特克原来是德国公民，三十年代在美国成名，1932年她在以美国人在中国内战中的经历为题材的电影《上海快车》中出演主角。1938年出于反纳粹的立场，她放弃了德国国籍加入美国籍。战争期间她不但积极劳军，四处演出，而且捐出大量个人收入，资助欧洲大陆的政治难民。1944年她在欧洲战场劳军演出时，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起立，和她一起演唱这首歌。
在当时的苏联战场上，《丽莉·玛琳》也传播过，但后来被苏联自己的士兵情歌《卡秋沙》盖过。不但如此，有记载说，苏军有时故意在晚上等这首歌放到最后几秒钟的时候向德军发起炮击，提醒德国士兵，他们并不是站在故乡温馨的街灯下，等待他们的也不是那个清纯的丽莉·玛琳。
二次大战结束后，几个和《丽莉·玛琳》相关的德国人有着不同的命运。1945年战事刚刚结束，莱莉·安德森就被英国方面邀请，前往英国军事广播电台演出，随即收到热烈反响。英国军人并不把她的歌曲视为纳粹的宣传品。在英国第八军和德国非洲军团的老兵眼中，安德森现在是他们共享的士兵情人。安德森也得以在战后德国继续自己的音乐生涯。后来她提前退休，回到北海那个安静的小岛，经营一家乡间客栈，据说是旅客眼中和蔼热情的老板娘。
作曲家舒尔茨战争期间过于为纳粹服务，为很多宣传性电影和其他节目谱曲，战后以纳粹分子的身份受到追究，被关了一年。出狱后好几年没有合适工作，以打扫花园为生，后来才渐渐恢复演奏和谱曲的旧业，重返文艺圈。他为自己辩解说当时他面临的要么是上前线为纳粹打仗，要么是用音乐为纳粹服务。有一次他透露说，隆美尔因为这首歌而对自己非常欣赏，要他为自己的非洲军团写一首军歌。他写了出来，歌名是《前进吧，隆美尔！》但写完后，隆美尔已经后撤，离开北非回到德国了，所以一直压在箱底。
不过，舒尔茨后来做的一件事还是很有价值的。他为音乐家的版权奔走，组织了协会，发出呼吁，提高了德国音乐界的版权意识。他的这个努力，很可能和个人遭遇有关：《丽莉·玛琳》红遍欧洲和世界，意大利和法国1942年就有了他们的版本和歌手。各国歌唱家和唱片公司都借此发过财，而他不但分文未得，也因为政治原因难以理直气壮地去争。
《丽莉·玛琳》的词作者雷帕虽然有一定的犹太血统，但不够完全被划入犹太人的资格，可能也因为这首歌的影响，使得他安然度过战争年代。战争结束后，他继续从事文艺性写作。
盟军欧洲统帅艾森豪威尔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汉斯·雷帕是战争年代唯一给世界带来愉悦的德国人。艾森豪威尔还弄到一张有汉斯签名的钞票，作为给太太的礼物，可见这个昔日德国文青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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