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福西特 | 脱轨的革命：特朗普为首的全球右翼联盟是如何诞生的？
编者按：作为世界政治的“入戏的观众”，我们在2016年已经见证了特朗普主义的兴起和2020年的闹剧，但是追溯一种作为政治现象的“特朗普主义”是如何登堂入室的。则需要相当的耐心和更长远的视野。如果从美国政治的角度出发，克林顿时代的“金里奇主义”和奥巴马时代的“茶党”，都与2016年的特朗普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和吁求。但是都缺乏特朗普蛊惑人心的口号和对建制派赤裸裸的仇视。
如果横向观察同时代的欧洲政坛，与特朗普连声通气的政客绝非个例，他们早就听到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对于体制和精英近乎低吼的不满，终于在2016年成为规模，直至今天蔚为大观，成为颠覆世界秩序和民主体制的狂潮。
如果我们把特朗普们的成功视作一小撮狂徒攫取了国际机器的漫画式想象，无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全球右翼化浪潮的核心与实质。这依旧是一种知识精英般的闭门造车和智识上的懒惰。只有理解2016年以来右翼同盟与传统保守主义间的继承与区别，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世界政治堕落的原因，和回归中道政治的路径。今天分享美国政治学者埃德蒙·福斯特对2016年以来欧美右翼政治兴起的一系列分享，本文由出版社授权发表。
2000年后，硬右翼在选举中的崛起之路既不顺畅也不一致，各国之间有着重要而显著的差异，但也有一些共同之处正在呈现。早期的预警信号来自法国，国民阵线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成功地闯入了第二轮投票。在2009年的美国，共和党内叛逆的茶党在华盛顿组织了一次纳税人游行。在2013年至2014年的英国，反欧盟的英国独立党（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UKIP）在地方和欧洲选举中获得成功，这令英国保守党感到恐慌。在2013年的德国，一个由拥护自由市场的大学教授和反移民活动家组成的联盟成立了一个新的右翼政党，即德国替代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AfD）。
不久之后，硬右翼就收获了长达十八个月的回报期。在2016年至2017年，欧洲和美国的老牌政党在选举中接连遭遇挫折，暴露了自由主义中间派信誉的破产。2016年6月，在英国举行的全国公投中，有51.9%的投票者在未提出明确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呼吁英国退出欧盟，尽管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治家、商界领袖、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军事专家和外交政策专家几乎一致认为，退出欧盟将被证明是一个经济、社会和战略上的错误。2016年11月，在美国总统选举中，纽约房地产开发商兼电视节目主持人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一名特立独行的共和党人，借助于右翼的“美国优先”选举策略赢得了总统选举，尽管他在普选中只获得了少数选票，但在选举人团选举中却获得了大多数选票。2017年4月至5月间，在法国的两轮总统选举中，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击败了中左和中右的传统政党，进入了第二轮投票。勒庞虽然最终输掉了选举，但在第二轮投票中赢得了34%的选票，这对此前一直处于边缘的政党而言是一个受欢迎的突破。在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硬右翼的德国替代选择党在联邦议院赢得了94个席位，占总数的七分之一；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德国的硬右翼从未赢得过全国的代表权，也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实力。
在这里取得突破的是一个硬右翼，它重新浮出水面，并在西方主流政治中站稳了脚跟。它最鲜明的元素是排他性的本土主义、教条式的自由意志主义以及一味地诉诸民意。尽管这些元素明显地分类不当且相互矛盾，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对民主自由主义（或者用标准的说法，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威胁。
在描述这些运动时，“硬右翼”（hard right）一词比“新右翼”（new right）更合适，因为其口号、主题和诉求都是过去已有的。它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和19世纪保守主义右翼的历史性分裂，事实上也就是追溯到保守主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从未解决的矛盾心理，从而追溯到保守主义与政治自由主义最初的分歧。
“硬右翼”一词也比“极右翼”（far right）更为合适，因为“极”意味着边缘，而“硬右翼”已经离开边缘地带，成为政治竞争的正常组成部分。在英国，硬右翼以受到英国独立党惊吓的保守党的面目上台执政，温和派或逃离或遭到排挤。在美国，激进化的共和党在2016年控制了联邦政府的三个分支、50个州立法机构中的32个机构以及33个州长职位。2018年，共和党失去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以及对几个州的控制，但它对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联邦司法机构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尽管法国和德国的硬右翼势力被成功地排除在政府之外，但他们得到了广泛的、并且似乎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法国国民阵线——如今更名为国民联盟——和德国替代选择党夺走了原先支持主流保守党的选民，而主流保守党则面临一个抉择：或坚持原有立场，或向右转。
正如研究硬右翼问题的荷兰专家卡斯·穆德（Cas Mudde）所尖锐指出的，正常的病态已经变成了病态的正常。关注2016年总统大选的美国作家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谈到硬右翼的民众支持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特朗普代表了愤怒白人的声音，他之所以上台不是因为他的观点不同寻常，而是因为他的观点就是寻常的观点，并且大声表达了出来。”总之，硬右翼并不怪异，也不极端，它很受欢迎，也很正常。事实上，正是因为它既受欢迎又很正常，它才令人担忧。
为了避免“硬右翼”这个词在这里听起来有失偏颇，以及避免对事件的描述有所夸大，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主流保守派在面对这一态势时的激烈和沮丧。他们并没有本着客观的精神，心平气和地详细审视硬右翼的明显弱点和不协调之处。他们也没有去问，“硬右翼”是否是一个由自由左翼装扮的滑稽恶人。他们的反应是震惊和悲痛，就好像失去了一个同伴或者一件珍贵的东西。他们为传统而战，却震惊地发现自己可能会失败。特朗普胜选之后，报纸专栏作家乔治·威尔、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和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三人分别代表了美国老中青三代保守派的看法——发表了一系列专栏文章，强烈谴责特朗普对共和党主义的攫取。面对被英国脱欧派所占据的保守党主义，奉行自由保守主义立场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得出了同样严厉的判断。在2019年12月英国大选前夕，《经济学人》称保守党领袖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对真相漠不关心”，认为他的亲密顾问多米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是“诡计多端的空想家”，敦促选民将选票投给奉行中间路线的自由民主党。
尽管各国的硬右翼互不相同，但它们还是有着四方面的共性。第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硬右翼将经济自由主义者和愤愤不平的民族至上主义者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那些在他们看来自私自利、脱离现实的精英，他们认为正是这些精英扭曲了真正的保守主义。硬右翼表现出一种激进的意愿：一旦掌权，就会立即颠覆人们熟悉的规范和安排。无论掌权与否，硬右翼都使用一套共同的修辞手法，巧妙地掩盖其内部的紧张关系。
第二，硬右翼体现了保守主义的历史特征。其原因是，硬右翼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的批判主题和支持者都来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不妥协的保守派。尽管右翼温和派常常在（好的）保守主义和（坏的）硬右翼之间作出区分，但硬右翼本身却是保守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非对保守主义构成威胁的一个外来物。在某些时候，它安静而克制；在其他时候，正如现在这样，它声音洪亮，力量更强，也更自信。它一直都在那里，作为一个阴影或良心般的存在，时刻提醒人们注意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最初的矛盾心态。第三，从任何一种历史意义上称硬右翼是“法西斯主义”都是错误的，称它是“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则是恰当的，但也仅当对这两个具有误导性的标签有了仔细理解之后。第四，也是最后一点，硬右翼的复苏得益于各种各样的因素，如对移民的愤怒、金融危机、软弱的主流候选人等，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重要性。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自由主义中间派的普遍失败：无论右翼还是左翼，中间派均未能兑现民主自由主义的承诺并使之保持良好状态。
当前的硬右翼起源于一对奇怪的组合：一方是支持小政府和社会宽容、无视国家边界、赞同经济全球化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另一方是专注于文化认同和国家衰落的本土主义保守派。两者都声称自己代表想象中的人民，反对所谓的精英。自由意志主义右翼声称，一旦摆脱了大政府政治阶层的控制，人们就会生活得更好；本土主义右翼则声称，一旦摆脱了对现实毫无感知、对外国人友好的世界主义者的控制，人们就会生活得更好。两者都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但是朝着不同的方向。两者都过度执着于保守主义的某一个要素——分别是捍卫财产和市场，忠于国家——以至于忽视了其他的价值和关切。将这对奇怪组合捆绑在一起的是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自由主义中间派以及一系列令人着迷的主题和诉求。
硬右翼崛起背后的推动力通常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民众的愤怒，这些愤怒源于经济困难、公共服务衰退和政府疏于履职，所有这些又被长期以来人们对似乎不受控制的移民的不满情绪所进一步加剧。的确，这些因素削弱了中右翼自我声称的能力，从而为硬右翼打开了空间。然而，尽管硬右翼力量的快速增长依赖于民众高涨的怒火，但它最初所依靠的实则是保守派商人和银行家源源不断的资金注入。这架政党机器由上层建立和资助，后来获得了以选民支持为基础的牵引力。法国国民阵线的财务状况不透明，但让马里·勒庞从其俄罗斯支持者那里借款的传言一直不绝于耳；20世纪70年代，勒庞凭借从一位保守派水泥大亨那里继承而来的遗产，开启了国民阵线的政治崛起之路。尽管德国替代选择党在进入联邦议院后得到了公共资金的资助，但据《明镜周刊》（Der Spiegel）报道，该党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亿万富翁奥古斯特·冯·芬克（August von Finck）及其资产管理人恩斯特·克努特·斯塔尔（Ernst Knut Stahl）的资助。在2016年向英国两大脱欧运动捐赠的2400万英镑中，约有1500万英镑来自7位富有的捐赠者。2016年美国共和党的亿万富翁捐助者包括PayPal的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拉斯维加斯赌场老板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强生公司继承人伍迪·约翰逊（Woody Johnson）和公司掠夺者兼企业集团所有者卡尔·伊坎（Carl Icahn）。需要注意的是，支持并不意味着共谋，所有政党都依赖于外部资金。这里的关键是，尽管形形色色的选民出于形形色色的原因厌倦了中间派主流政党，但要给这种不满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和一个有意义的焦点，则需要金钱、知识分子和政治运作。
硬右翼的选票来源于多个群体：首次投票的选民，心怀不满的左翼选民，以及最重要的，心怀不满的保守派选民。他们有着形形色色的社会背景，有些人经济状况不佳，但硬右翼选民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学历水平不高。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在大多数教育类别选民中的表现都等于或优于其民主党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唯一的例外是拥有大学学历的选民。德国替代选择党在全国赢得了近13%的选票，但在大学毕业生选民中只有7%的支持率。硬右翼或许得到了富有捐赠者的资助，但在本书考察的这四个国家中，它对中下层和工薪阶层选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年龄在某些国家是一个因素，在其他国家则不是。在德国，替代选择党对首次参加投票的选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在老选民支持者中，除了部分前左翼选民外，大多数是失望的保守派选民。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的第二轮投票中，社会党左翼选民几乎无人转投国民阵线，而原先支持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的不屈法国党（Les Insoumises）的左翼新选民，有半数投票给了马克龙，五分之二未参加投票，不到十分之一的人投票给了勒庞。相比之下，勒庞在第二轮投票中获得的300万张选票中，大多数都来自主流保守派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的选民。硬右翼的选票就是右翼的选票，这并非老生常谈。硬右翼已从保守派选民群体中成长起来。
硬右翼选民的投票高峰年龄也不尽相同。英国脱欧运动在年轻人中不受欢迎，在老年人中却颇受欢迎。类似的模式也出现在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受欢迎程度在四十岁以上选民中稳步增长，在四十岁以下选民中则持续下降。相比之下，法国和德国硬右翼政党的核心支持者是中年男性，两国年轻选民投票支持硬右翼的比例仅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德国替代选择党在老年人中的支持率逐步降低乃至消失，这或许是因为老年人的经历更接近非自由主义的过去，如纳粹和共产主义时期。
隐藏在这些变化背后的是一种更广泛的恒常性。支持国民联盟（前国民阵线）、英国脱欧、德国替代选择党和特朗普的选民多数不是左翼，而是右翼。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所居何处、年方几何、何时毕业以及收入多寡，以期建立一个令人信服的社会模式的做法，忽略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要点。就其本质而言，投票支持硬右翼的选民是保守派选民，他们对当前的自由式保守主义感到失望。诚然，部分硬右翼的支持者是工人阶级，但几十年来，左翼也一直在失去工人阶级的选票。财产与右翼工人阶级的联盟是成功的保守主义选举策略的历史性组成部分。
如果说财产与不满之间的关联是新出现的，那么硬右翼所传递出的信息则是以往就有的。它吸收了保守主义的历史元素，如保护财产、赞扬国家，并对它们进行了强化。在智识上，经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指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前者主张开放边界并具有全球性，后者则是庇护、排他和封闭的。然而，当被冠之以“超”或“极”时，两者都有助于摒弃右翼中间主义。右翼自由意志论者希望摆脱温和资本主义，否认市场对社会的责任，抛弃具有社会意识的保守主义。极端民族主义者则希望逆转全球化，关闭自由开放的大门。两者都在离开自由主义的中间立场，却是通过不同的出口。它们有一个具有破坏性的共同目标，这个目标强大到足以掩盖它们之间的差异，但两者均未提供一个稳定的替代方案。它们在更大的利益层面是互相背离的：一个主张全球和企业，另一个主张国家和社群。考虑到硬右翼的不一致性，它所青睐的模式是政党政治的分裂和智识上的即兴发挥。
德国替代选择党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其成员包括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光头党（skinheads）、前银行家和破坏性激进分子、前基督教民主党人和之前的不投票者。该党的两位议会领导人之一是爱丽丝·魏德尔（Alice Weidel），她曾在高盛和中国银行工作，会讲普通话。魏德尔代表了一种新类型的不妥协保守派，她对主流事务的反对是切合实际的，而不是说教的或劝诫的。她认为，希腊应该退出欧盟，德国应该留在欧盟，但要抛弃欧元；欧盟应该限制移民并在中东投资，以阻止那里的移民外流。据广泛的媒体报道，魏德尔每年都与她的女性伴侣和她们的两个孩子在瑞士生活一段时间，她赞成民事伴侣关系，但不赞成同性婚姻。德国替代选择党在联邦议院的另一位领导人是亚历山大·高兰（Alexander Gauland），他曾担任基民盟律师兼公关人员，同时是一位作家。高兰以其文雅的笔触，重述了保守派已有的焦虑，这些焦虑包括：主流右翼对科技的接纳，对德国人品格的忽视，以及对家庭、祖国和高文化的漠不关心。
相比之下，德国替代选择党的主要激进分子比约恩·霍克（Bjorn Hocke）则采取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策略。关于柏林的大屠杀纪念碑，霍克说：“我们德国人，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将耻辱纪念碑竖立在首都中心的民族。”同样地，霍克的党内同僚、出身图林根的斯蒂芬·布兰德纳（Stephan Brandner）在竞选中也用“默克尔应该被关进监狱”和“典型的叙利亚难民家庭由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和他们的两只山羊组成”这样的话语来取悦选民。霍克在2019年选举中的表现震惊了整个德国，当时他所领导的德国替代选择党在图林根州选举中以24%的得票率跻身该州第二大党。
在法国，成立于1972年的国民阵线同时结合了排外主义和自由市场原则，前者对种族偏执者有吸引力，后者对小企业家有吸引力。在成立后的三十年里，该党第一任领导人让马里·勒庞驾驶着这架政党机器摇摇晃晃地行驶在路上，在胜利与灾难之间来回穿梭。国民阵线在2002年迎来了一次出其不意的选举成功，但在此后的十年里陷入了分裂和漂泊。在一个年迈创始人的领导下，这个资金匮乏的政党眼睁睁地看着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领导的主流右翼附和其主题并重新夺回其选民。
当勒庞的女儿玛丽娜于2011年接管国民阵线时，她着手通过淡化偏执来使她的政党“去妖魔化”。她大谈工资与福利，以赢得工薪阶层的选票；大谈面对恐怖活动要加强安全，以赢得中间选民的选票；与此同时，她还以暗示的方式继续迎合本党基础选民的偏见。她放弃了父亲公开倡导的种族主义，作出亲犹太人的姿态，不再对选民进行家庭价值观的说教，并从福利主义的角度呼吁以“保护性国家”来确保所有人的经济平等，从而取代了原先那种狭隘、亲商业的反劳工路线。在她的演讲中，“族裔”取代了“种族”，父亲口中的“国民优先”（即法国公民优先享受政府服务）变成了“社会爱国主义”。她将国民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但敏锐的人们仍然能够听到国民阵线那充满敌意的反移民旧旋律。与德国替代选择党一样，国民联盟在民意调查中的成功也引发了领导人之间的竞争（2016年之后，玛丽娜的副手辞职），以及关于党的性质和目标的分歧。玛丽娜的策略在总统竞选中表现不俗，但在随后实行简单多数选举制的议会选举中则表现不佳，这种选举安排对小党派不利。她解雇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弗洛里安·菲利波特（Florian Phillipot），后者希望使国民联盟摆脱偏执，不带任何负担地赢得主流。玛丽娜更倾向于坚持自己原有的策略，即对本党经证实的吸引力进行三边定位：一是以暗示性偏见来吸引硬右翼原有的基础选民，二是以社会正义来吸引心怀不满的左翼选民，三是吸引因恐怖主义和不安全而感到担忧的摇摆的中间选民。就其思想而言，玛丽娜·勒庞的国民阵线国民联盟依然是一种“大路货”，其间充斥着福利倡导、右翼天主教义、跨党派反欧主义以及至少自斯宾格勒以来一直受硬右翼青睐的神谕地缘政治（oracular geopolitics）。
勒庞家族第三代、让马里·勒庞的外孙女玛丽昂·马雷夏尔（Marion Maréchal，1989—）希望提升该党的智识水准。她目前担任社会、经济和政治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s）负责人，这家机构位于法国里昂，是一家规模依然很小的培训学校兼智库，由当地企业资助。与其美国盟友斯蒂芬·班农（Steve Bannon）一样，马雷夏尔也试图吸引对旧右翼和自由主义中间派感到失望的欧美年轻保守派。
马雷夏尔继承了勒庞家族的语言风格。为了与外祖父和姨妈保持距离，她放弃了勒庞家族姓氏，改用母亲的姓氏[实际是其继父塞缪尔·马雷夏尔（Samuel Maréchal）的姓氏。——译者注]，对于那些还记得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的人来说，“Maréchal”这个姓氏本身就带有硬右翼色彩。她可以是挑衅的：“法国正在从天主教的长女变为伊斯兰教的小侄女。”她也可以是理智的，她指出了穆斯林占多数的社区在法国面临的困难，而这是主张文化多元的自由主义者所难以面对的：“在那些社区，妇女权利正在失去其基础。”她触及了令其他年轻右翼为之专注的反自由主义主题：关于家庭与性、有机共同体、对新自由主义的厌恶，以及对科技巨头的怀疑。
尽管马雷夏尔听起来是开放的和即兴的，但她的核心口号依然来自以巴雷斯（Barrès）和莫拉斯为代表的法国硬右翼传统，即扎根（enracinement），这个词充满了矛盾色彩。有根（rootedness）是可取的，而无根（rootlessness），言下之意，则是不可取的。这听起来平淡无奇，并且在很多方面也的确如此。无根可被包容和同情地谈论，从而成为疲惫的现代人普遍学会忍受的一种状况，甚至转化为一种优势；或者，它也可以被恶意、排他地讨论。马雷夏尔无须明说的一点是，当谈到无根者时，她希望听众眼前浮现的是没有原则根基的世俗自由主义者、没有基督教世界根基的穆斯林，以及没有任何根基的可怖移民。
在美国，特朗普转移注意力的戏剧性策略及其在国会的早期失败，使得社会和环境法领域的熊熊大火以及对联邦法院自由派法官的清洗未能登上报纸头版，且在幕后继续进行，几乎未遇到什么阻力，但其影响将会在数十年内慢慢呈现。在国会遭遇挫折后，特朗普像以往的总统那样，诉诸于行政命令和紧急权力，但不同的是，他“向人民”发出了一种激进的、撼动制度的辩护性呼吁，这是自新政以来罕见的。在国际层面，硬右翼非保守主义的修正主义在特朗普那里也表现得很明显：他质疑或撤回了美国之前所作的承诺，如伊朗核协议、全球气候协议和西方联盟本身。他并未挺身而出捍卫自由主义的民主和普世价值，而是赞扬威权主义者。特朗普右翼也并未像1945年以来的历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民主党政府还是共和党政府）那样，将美国主义、西方主义和普世主义融为一个公开宣称的良性三位一体，而是将美国主义单独分离开来，认为它本身是正当的和值得捍卫的。
在英国，硬右翼修正主义将自己打包成一个具有自我毁灭性的单一核选项，那就是脱欧。自21世纪头十年以来，新兴的英国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和保守党内部坚持英国优先的不妥协的旧派系，一直以其娴熟的技巧和坚定的决心推行反欧主义，两者约占议会政党席位的三分之一。在2010年至2016年担任英国首相的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因与欧洲伙伴的外交失败而心慌意乱，并对英国反欧主义的抬头感到惊慌，进而呼吁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举行全民公投，他预期能够赢得这场公投。眼看以微弱劣势落败，倍感震撼的卡梅伦毫不拖泥带水，而是在公投后的几小时内宣布，“人民”的“指示”应该被“执行”。他随后辞去首相职务，留给继任者的是一套以人民反对精英、民主反对议会为内容的反自由主义民粹话语，对于该话语，卡梅伦的继任者特蕾莎·梅（Theresa May）小心翼翼地逐步接受，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则一股脑地全盘吞下。
将约翰逊的激进主义称为“硬右翼”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他并未试图将保守党引向更右的方向，事实上他未试图将它引向任何方向。约翰逊的主要目标是领导这个党，因此将他的观点贴上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与特朗普一样，他也没有确定的观点。在这一点上，他在英国保守党中并不孤单，因为自冷战结束和撒切尔主义垮台以来，保守党一直没有明确的观点。反欧主义似乎填补了这一空白，但它是消极的和暂时的。由于缺乏自身的目标和内容，约翰逊的激进主义体现为他本人强硬的硬右翼风格，无视熟悉的自由主义民主规范，并声称代表“人民”反对精英和机构。作为一名技艺高超的“骑墙者”，约翰逊适合因性格而即兴发挥，也适合因困境而被迫即兴发挥。他接手并发现自己必须驾驭的是一个分裂的硬右翼，后者令人难以置信地承诺既要取悦具有全球意识的企业，又要取悦那些因公共服务不到位、工作不稳定和住房短缺而感到厌倦的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