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丨从毛时代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僭主与哲人王

编者按：历史上看，中共体制是否存在以毛泽东式极权体制为特征“第一共和”，以改革开放式的威权主义的“第二共和”，和今天民族帝国主义的“第三共和”的区别？我们经常认为，习近平在国内政策的重回列宁式政党的取向在模仿毛时代的特征与政策，而背离了邓小平韬光养晦的遗训以及胡温时代“不折腾”的方向。然而在王力雄看来，邓小平时代非但未曾清理一丝一毫毛时代的政治遗产，相反由于继承了毛时代的意识形态与党政的外壳，亲自画下严防政治民主化和坚持四下基本原则的红线。在邓时代，今天中国政治的发展路线早就被锁定。而这种预定的命运，离不开毛泽东的幽灵。而这个幽灵，今天依旧在每个中国人头顶回荡。本文来自王力雄《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一书，由出版社授权发布。

王力雄丨中国的叙拉古与柏拉图

曾几何时，毛泽东似乎已成为过去，而随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其身影今天又开始再度浮现。不同的是，当年的毛居于中国的统治核心，今天的毛则立足中国的社会底层，但却具有同样的危险性。

其危险在于，中国社会积重难返的矛盾，可能在将来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从底层爆发，那爆发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却会导致社会动乱甚至同归于尽。

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先从意识形态对中国社会之影响的角度，理清“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关系，再看邓小平以其实用主义手法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的“空壳化”最终怎样成为一个陷阱，使中共与中国社会在今天面临这种危机。

完整的“毛泽东思想”

从整合社会的角度，意识形态的效果远超过权力、法律、金钱、强力那些有形力量，因为那些力量无论怎样 “加大力度”，也难免遗漏，防不胜防，意识形态却可以让全社会自觉服从和“奉献”。所以对于社会（尤其是极权社会）稳定，意识形态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对统治集团而言，意识形态除了提供其统治合法性，还有凝聚队伍、驾御精英、教化民众和裁判异端的功能，更是重要。

意识形态是否有效，作用能发挥到什么程度，首先取决于意识形态自身体系的完整。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在中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八亿中国人那时变成了一个思想，并非全是后来所说的中国人缺乏独立人格，相当程度也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以及由那完整而生出的魔力。

毛泽东不是个有深奥理论的人，但他把自己形容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却比大部分理论都准确。简单说，马克思就是经济公有制，秦始皇就是政治极权。在毛泽东思想中，这一东一西相差两千多年的二者被结合得天衣无缝。

但凡经过那时代的人都深有体会，公有制经济与极权政治结合在一起的力量有多大。人人一无所有，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得靠权力恩赐。达到那种程度的权力，历史上一切权力皆望尘莫及。

马克思把人类历史解释为剥削阶级剥夺劳苦大众的阶级斗争史，私有制是维护那种剥夺的制度，因此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唯有把私有制变成公有制。马克思是从理性和逻辑中推出其理论的，毛泽东却在其西方理性的背后，找到了中国政治所需要的“天道”。

“天道”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来源。一旦能得到“天道”，就成了不可质疑和不容竞争的。在理性昌明的二十世纪，“天道”不能再从古代迷信中去找，不能再是神灵、龙或宿命一类东西，具有浓厚科学色彩并得到世界性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正好可以被当作新的来源。

马克思主义展示人类未来前景是一个消灭了一切剥削阶级、人民彻底解放的美好社会，那是一个有如宗教之天堂的社会，被马克思雄辩地论证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可抗拒；同时，马克思以严密的理论论证了工人阶级是带领劳苦大众实现那天堂社会的领导阶级，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按照那样的逻辑往下推，共产党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化身。

不难发现，这个“历史发展规律”可以很容易地被中国的“天道”所利用，同样都是不可抗拒的必然，区别只在一个出自理论推导，一个出自冥冥之中。“先锋队”与“真龙天子”的意象也很接近，换了个名词，不过是加上一层现代化包装，内在逻辑是一样的——既然“先锋队”代表“先进阶级”和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就不容挑战和置疑地应该成为中国之主人，而“先锋队”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当然也就有理由被全体中国人顶礼膜拜为“大救星”。

为符合这种“天道”，出身农民的毛将他领导的农民起义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他的农民党称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并且终生都以不屑“农民习气”和“小农思想”自居。革命后的中国长期以阶级血统划分人群，亦是源自西方理性的阶级斗争学说被演变成中国式宿命论的一个典型例证。毛泽东善于用中国圣贤的大同理想描述共产主义，把马克思的艰深理论简化为杀富济贫的造反故事，灵活地把西方科学与中国民间思想通俗结合，加上运用意识形态的动员能力，使他领导中国革命赢得了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戴，最终夺取了江山。

在毛泽东思想中，群众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一直自命为代表底层人民和多数群众。在他的一贯话语中，给了群众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天道”逻辑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人民至上，他代表人民，因此他才是最神圣的。在这种代表身份的合法性中，存在一种交换，即他和他的党必须时刻高举“为人民服务”之旗，否则从何代表人民？“先锋队”的“天道”也就没有立足基础。因此，毛泽东让“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成为共产党人挂在嘴边几十年的口头禅，使之直到今日仍然是检验共产党合法性的公认标准。群众至上与群众天然正确，几乎成了不言而喻的公理，而对群众利益的任何忽视都被视为严重犯罪。

在忠于人民利益方面，毛泽东并不相信他的执政集团。他宁愿认为这世界只是他一个人在带领亿万人民走向美好的彼岸，其他人都会在获得权力后陷入腐败。然而在现实中，他又离不开一个从事社会日常管理的行政集团。这使他对那集团有一种无奈——那是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热中特权并随时可能变质腐败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他深知靠他一个人的眼睛看管不住他们，因此他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监督和制约，形成以多制少的局面。才是打破官官相互、防止腐败的保证。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做了许多努力和尝试，深入地分析他执政后的所作所为，这其实是一条最深层的贯穿脉络。

毛泽东乌托邦的失败已是有目皆睹，但是不能不承认毛的这种理想在底层群众中曾经具有并且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道义感召力。他赋予人民的造反意识和斗争手段，被那个年代的群众广泛接受和普遍使用。从年龄来讲，对那一套最为熟悉和善用的一茬人，恰恰就是今日沦落困境的“绝望者阶层”。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保留某种程度的怀念，不仅由于他们曾居身虚幻的“领导阶级”地位，还有至少在那个年代，他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基层官僚确实大都夹着尾巴做人，今日的满目腐败在那年代少而又少。而毛以一人之力希图超度几亿中国人成为贤哲的想象力和勇气，也使他在一部分中国精英眼中始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魅力。

毛以牺牲了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为代价进行社会试验。他为证实“天道”而抛弃人道，他不在乎牺牲人，也毫无公平可言，凡被证明失败或没用了的试验品（农民、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党内当权派、红卫兵、造反派……）立刻就被抛弃。也许对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伟人”心理，“天道”应该比“人道”重要，历史结果更高于眼前情理。毛心目中的“人民”不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不过是一个给其伟业提供宏大基础的抽象概念。

不过这里暂不进行价值判断，仅从对统治稳定之利弊的“技术”层面综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应该承认它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亦与之高度符合、相互平衡并彼此加强，因而当时的整个中国才能被那意识形态征服。其对统治稳定起到的效果，可以从这样一个反面的例子中得到证明：在毛摧残了一百万知识分子（反右）、饿死了数千万农民（大跃进）、把整个国家搞到濒于崩溃（文革）的情况下，其政权还照样保持着令世界瞠目的高度稳定。

做为一种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的失衡不是在其体系之内，而是在其体系与客观世界之间。他要把人性改造为完全无私的，注定只能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幻想。那种失衡导致的后果，就是劳动效率的极端低下。在与市场经济的竞赛中，凡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都被甩在后面，而企图以思想革命和群众运动解决这一问题的中国，更是落到了后而又后。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不管其意识形态一时显得多么强大，最终一定难以坚持下去。

分裂的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应该说是一个与理论几乎不沾边的人，中共“第三代”推出 “邓小平理论”，目的纯粹是在理论之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概念分析邓小平的政治路线，但只是谈他的实践而已。

改革开放使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获得巨大改善。在这方面，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是不能不承认的。然而，从意识形态的技术层面上看，所谓的邓小平理论却存在一个根本上的分裂——那分裂既是邓小平时代导致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将在邓后时代继续构成越来越危险的挑战——即，在继续供奉毛泽东“天道”的同时，邓把毛的“公有经济加极权政治”（马克思加秦始皇）中的公有经济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保留下那个极权政治的部分，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加极权政治”的新组合不但无法与毛的“天道”相合，并且正好是最被那“天道”所否定的。

在中共党内，邓小平一直是务实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对于毛追求人类社会化私为公、将所有社会成员改造为大公无私之人的理想，务实派也是不以为然的。他们在治国的具体实践中体会到，每当给人的“私”开放出空间，经济立刻就活跃，效率也就立刻大提高，一“私”就灵，千真万确。所谓中共党内的两条路线（一般用“左”和“右”的概念进行划分），执政后的分歧说到底就是如何对待“私”。被归为“右”的务实派宁愿相信经济是社会的主体，而经济的发展即使不是永远离不开“私”的动力，至少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也需要对其加以利用。他们不一定在在理论上争执，但是他们利用实际掌握的治国权力，或砍合作社，或反冒进，或搞“三自一包”，一有机会就按自己的意思暗中修正毛的虚无幻想。他们追求实际而不是浪漫，看重眼前进展而非长远神话。在毛死后，邓小平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他必然会引导中国脱离毛泽东那种“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轨道。

虽然有错综复杂的过程和理论上的种种暧昧，但邓的改革主干是清晰的，大部分改革集中在对毛之化私为公革命的逆变——即化公为私。改革思想的灵魂就是以“私”为杠杆，推动经济发展：打头阵的农村改革，所谓的“一包就灵”完全可以把“包”字换成“私”字；解散“人民公社”是从“一大二公”向私有小农经济的回归；城市改革也是首先起于对个体经济的鼓励和开放；国有企业的改革则首先从奖金、计件等“物质刺激”手段开始，而后的自主权下放是个把“大公”不断分解为“小公”的过程，最终通向股份制和私有化； “对外开放”则是逢迎海外资本家之“私”，以种种利益转让和政策优惠吸引他们到中国来投资挣钱；而一旦私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也已经自主，计划经济就再也不可能不转为市场经济了……

邓使中共从毛时代的原教旨意识形态党变成了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主要追求的实用主义执政党，本来是一个向现代国家和政府转变的进步，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然而邓却要保留下毛意识形态的外壳，当中国民间发出否定毛泽东的强烈呼声时，他还要针锋相对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充当毛的捍卫者。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要保留毛泽东的另一半——极权政治。如果彻底否定了毛，极权政治就会随之遭到否定，也会对中共及他本人的权力形成挑战，这是他绝对不允许的。

虽然邓小平人格中的专制特色很鲜明，他亲自领导“反右”运动把中国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人间地狱，也不惜残酷地用坦克对付天安门广场赤手空拳的示威者，但是我们暂不从他的个性而是从共产党的共性去寻找其捍卫毛泽东的原因——由此也就能看出今天已处于“邓后”时期的中共为什么仍然要继续保留毛意识形态的外壳。

这和中共继承的历史遗产是分不开的。尽管世界不乏资本主义经济加专制政治的社会结构，但只有中国有这样的现象——中共各级党组织理所当然地把持着社会大部分机构的最高权力。其所以是理所当然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先锋队”和“历史规律”所代表的“天道”之上。这种绝对命令的不可挑战和不可竞争，中国人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默认，而一旦失去了这种“天道”的佑护，其如此广泛地把持权力就失去了依据；包括中共受国家财政的供养、其各级组织多年无偿占有的大量房产、由人民纳税供养的军队被规定为中共党军等一系列中共的特权也会受到质疑。不难想象，中共当然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此无论是邓小平还是“第×代”，都不能不按照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继续把中共标榜为代表“历史规律”的“先锋队”，宣称其天然地代表人民利益。只有这样，它才可能保住其神话，以及被那神话所承载的一切特权和打击别人的权力。哪怕在谁也不相信那神话的时候，它也不能改口，因为靠着成千上万遍地重复积累，那神话已经具有了话语上的霸权以及名正言顺的特性，只要它不改口，就有维持下去的惯性。

然而共产主义的“天道”不改，以资本主义手段对中国经济实行的改革，就要与那“天道”产生出无法弥合的分裂，导致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的脱节。虽然以“私”为杠杆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同时失去了“大锅饭”式的经济平等，社会出现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毛后中国之所以能够产生经济活力的政策前提。然而这种政策的逻辑结果必然要使“先富起来的人”、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们超越“天道”中的“领导阶级”——工人及其它劳动者，成为社会新宠儿和主导力量。中共为了实现其经济发展目标，不管口头如何说，实际只能与“先富者”站在一边，维护工商社会的秩序，取消成为经济发展包袱的福利政策，没收毛泽东时代赋予群众的特权，打消群众自以为至高无上的幻觉。在这种新经济秩序中，普通劳动者只能重新回归底层——而那正是当年共产主义“天道”要“解放”他们的原因。

因此，邓小平的改革与其继续供奉的“天道”之分裂是一目了然的。

改革初期，由于毛时代对“私”一概拒绝利用，从而使太多有效的经济手段白白闲置。那本用不着 “设计”，都是人类自古使用的，只要意识形态的限制放开，随手拈来都会产生巨大效果。所以那时出现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阶段，改革成本极低而效益极高，贫富分化只体现为相对差距，全社会普遍得利，因此上述分裂还不导致问题，劳动者也有容忍余地。不过那并不意味着群众不能认识到其中的分裂，毛时代的意识形态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都打下深刻烙印，只是人们更愿意要实惠而没兴趣追究意识形态问题而已。然而保持这种不追究的前提是必须有实惠做为交换。一旦到了改革收益耗尽、实惠减少甚至需要倒付改革成本的时候，绝对贫困逐渐成为大众面对的生活现实，就业、医疗、养老等原有保障化为乌有，人心惶惶，前景渺茫，同时另一面是富有者的骄奢淫逸、权钱结合和对公有财产的巧取豪夺，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就将重新回到底层群众的意识层面。

这时，他们就会用中共供奉的“天道”去挑战中共自身了。

毛何以不死

论残害人的规模，毛泽东超过希特勒，但是为什么毛没有像希特勒那样遭到普遍唾弃，反而今天又在相当广泛的范围被中国民众重新视为精神偶像了呢？

邓小平应该是此种现象的始作俑者。

文革后的中国，对毛泽东的否定在八十年代几乎一直是社会思潮和人们心理的主流。社会各阶层在那时对苦难记忆犹新，如果能在那时打开黑箱，对毛泽东时代进行一次总清算，对其进行体系上的解构，是有可能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消灭毛泽东神话的。

但是邓小平没有那样做。

不做的原因前面已经谈过，为了保持共产党及他本人的专制权力，他对毛的否定只能是部分的，用他的话说叫“三七开”——否定三，肯定七。这样一个比例可以使他从两边各取所需，既能保持住毛的极权政治主体，又能否定毛的“文革”以及对“党内走资派”（包括邓自己）的批判。

不触及极权专制制度根源的“思想解放”，把一切曾经发生的罪恶都推给“左”去承担，“左”成了极权制度的替罪羊，也就成了极权制度的挡箭牌和共产党清洗自身的垃圾桶。一个“左”字，给人传递的内涵不是必然，而是一种选择，是以个人为代表的一条路线。有选择就意味着有别种可能存在，批“左”的误导就在这里——有“左”的路线，也有“正确”路线，所以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于错误路线，只要执行了正确路线，共产党就仍然可以“伟光正”（ 伟大、光荣、正确）。

即使是划给毛错误一边的“三”，也被归结为林彪、“四人帮”的欺骗利用。这样，本来不可分割的一体，被人为地分离成两部分，其在实践中必然产生的恶果被推给非必然的“左”去担当罪名，而其思想中动听的口号和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仍然归于毛。“三七开”割断了二者联系，人民大众因此就不能明白毛的理想与其结果在极权专制结构中的必然相关。当时间使他们淡忘了往昔痛苦的经历，尤其是新的社会现实使他们产生不满之时，他们就会为毛时代和毛思想中那些能够打动他们的部分而产生缅怀，而把发生在那时的灾难视为偶然——只要不再有“左”的路线捣乱，一切就都会很好。甚至当年那些罪恶也已经被长年尘封的黑箱所消隐，留存在记忆中的只剩下一些个别人的小故事。

邓小平在毛的意识形态外壳下继承了专制权力。但却无法掩盖他在经济方面与毛背道而驰的分裂。他采取的方法一是提出一个似是而非、毫无哲学根基的命题——“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发出一个被他自诩为“发明”的思想领域的专制命令——“不争论”。前者是他的“猫论”（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之体现，后者是他的“摸论”（摸石头过河）之延伸。这“猫”、“摸”二论即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构成。邓精于解决眼前问题，缺乏长远战略。这或是因为他不屑瞻前顾后，也可能是他缺乏构建体系所需要的哲学意识。他是个不设计的“总设计师”，有一个无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生前成于此，身后也将败与此。长达二十年的邓小平时代几乎没有思想建设。不立不破，新的意识形态不产生，旧的意识形态就不会让位。仅仅靠淘空过去的意识形态（空壳化）是不能最终解决问题的。当年的意识形态曾经那样广泛和频繁地自上而下地运动过群众，如果不能成功地将那种意识形态解构，一旦形成相应的社会条件，就不能避免群众用同样的意识形态自下而上地进行自发运动。

1989年天安门运动虽不能认为全部属于这种性质，但肯定有相当的成分。在当时响亮的民主口号之下，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其实是那汹涌海面下的潜流。而在六四以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理论”的分裂就更加清楚地摆到中国人民面前。

历史表现出的幽默感，在于它往往制造一些南辕北辙的逻辑和结果。六四之所以成为一个转折点，既不是中共“左”派趁机掌握主导权，使中共回归毛泽东意识形态的原教旨，也不是民主派期望的借此唤醒人民推翻专制政权，恰恰相反，它的转折却是“左”派从此更加被排挤出中共权力核心，中共在行为上更彻底地与意识形态分离，而中国民众不但没有从此心向民主，反而开始怀念起比邓小平更为专制的毛泽东。

六四后的中共一度确实有回归意识形态原教旨的迹象，那时的经济改革处于停滞，“左”派借六四得势，民众也的确因为流血与专制政权更加对立。邓小平在那段时间沉默地思考，不管对外说的是什么，他内心深处一定撞击着巨大的痛苦。屠杀自己的人民，对现代世界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犯了天条，何况他还是一个一生把“为人民”挂在嘴上的老共产党人。面对全世界的指骂，他无法不产生被钉上历史耻辱柱的恐惧。像他那样的人，别的还有什么可求，图的不就是能名垂青史吗？如果落得一个遗臭万年的结果，那是视荣誉为生命的他不能容忍的。

因此，他必须为改变即将盖棺的定论最后一博！既然已经发生的不能再改写，他就只能去向世人和历史证明，六四镇压是对的——中国社会从六四镇压得到的是巨大进步！不管这多么不合逻辑，他必须做到这一点。

邓小平要向世人和历史证明六四镇压是对的，却不能回到毛泽东那里去找说法，虽然毛那里肯定可以找到大量的理论支持，但那是极左派的专利，回去就是向极左派投降，等于承认以前的改革开放错了。邓小平所要的证明，只能是一个确凿的事实——中国的经济在六四后有了更上一层楼的飞跃。邓推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为世界瞩目，本来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有让中国经济在六四后发展更快，他才能在以经济论成败的世界面前挺起胸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不是当时果断地采取了“保持稳定的措施”，中国就会乱，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发展！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就是结论。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近九十岁的高龄到象征中国新生资本主义的深圳去“南巡”，打破六四后意识形态的冰封，重新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而且比以前更加彻底、广泛和迅速。如果说八十年代邓的经济改革还难免顾忌意识形态，还是半遮半掩地搞资本主义，这一次则是彻底放开，怎么能让经济发展得最快就怎么来，再也不顾及其他约束。对于想亲眼看到证明六四正确的证据摆到世人面前的邓来说，他的高龄已经没有再兜圈子的时间。他仍然让毛泽东意识形态的牌坊立在那，但除了“贞洁”二字留在上面，其他的不贞全都可以在其之下赤裸裸地大操大办。

邓小平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两手硬”地“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中”；另一方面，还必须同时抵挡极左派对实行进一步经济自由化的反击。 他成功地将党内极左派清除出权力核心。从极左派今天只能以“地下万言书” 发表意见的现象看，“左”派落到如此与权力绝缘的地步，在中共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邓小平的苦心终于被他的后任者领会（六四后他们曾一度以“反和平演变”为己任），并且看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是邓小平的历史证明，也是他们自身合法性之所在。因为他们的权力既然来自邓，邓的历史地位就是他们的权力基础。他们上台得益于六四，证明六四镇压正确，也就是证明他们上台的合理。在这个利益链上，他们与邓小平是绑在一起的。那些认为邓一死中共就会发生变化的预测忽略了这层关系。六四后的中共已经从过去的信仰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中共领导人必然会一如既往地坚持邓的路线，经济上继续推行资本主义，政治上既反“右”又反“左”，因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保住他们的权力，而其他任何变化都潜藏着风险。

六四以前，中共几十年历史从来都有“左”的路线，“左”派也始终有代表人物处于权力中心。这使得“左”派一直可以以党内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以往的“摇摆律”——往复循环地一“左”一“右”——除了是一种内耗，也起到平衡作用（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即是靠此种摇摆获得平衡）。当极左派被彻底排斥于权力核心之外，一方面避免了中共路线发生时“左”时“右”的摇摆，表现为政治上的一种稳定，但也同时产生出另外一种危险—— 当“左”派不能再以党内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其能量就会下移到党外，通过在社会上充当人民代言人的方式进行表达。

而中国的社会不满正是在1992年以后开始大幅度地增长。在邓小平推动下迅猛加速的资本主义化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一方面以“致富”为唯一目的的行为受到最大程度放纵，另一方面建立民主法治的制约迟迟不能推上日程，这种失衡关系必然大大促进权钱交易、官场腐败及社会不公的程度。六四前全体中国人从改革受益的状况不再，改革成本开始支付，众多社会成员的利益受到绝对值上的损害，尤其是当年的“领导阶级”——工人逐步沦为最失落的阶级。怀念毛泽东的思潮就是在1992年后的“改革”高潮中开始流行的。不死的毛重新回到人们心中，成为底层社会表达不满的理论根据和捍卫自身利益的思想武器。人们不再去记得过去时代的政治压力和普遍贫穷，而是为今天所失而去怀念那个时代的对应物——社会平等、生存保障、意识形态赋予群众的地位、对官僚主义造反有理的权利，以及社会的相对廉洁等……。时间距离使那些幻象被美化，人们宁愿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在这种情况下，下移的“左”派正好可以给这种思潮提供思想指导，“左”派的能量因而得以通过民间放大。这其中蕴涵的威胁不仅在于“左”派可以不断从理论上向中共当局发起挑战，更大的危险还在于他们所具有的领袖条件和政治经验，一旦与广泛的社会不满结合在一起，就容易掀起动乱式的社会运动。

空壳意识形态下的专制权力与腐败

不仅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需要意识形态支持，执政集团自身更需要靠意识形态进行凝聚。今天中国看似稳定，然而邓小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的空壳化本身就是一种危机。不错，只要能给社会各阶层不断提供利益，有没有意识形态支持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不能继续提供利益时，再靠什么保持社会稳定？——那就只剩下强力。

强力是什么？首先是强力机器的“内部人”，他们靠有效的组织和对武器的垄断，才能以镇压之力维护对社会的治理和稳定。这种镇压的前提首先在于权力集团内部的稳定，只有当“内部人”保持忠诚并积极效力之时，权力才具备可以用来稳定社会的强力。

而“内部人”的忠诚靠什么维系？显然，意识形态是最有效的因素。具有信仰性质的意识形态可以造就高度的意志统一、形成坚强的信心和维持强大的团结、以及产生敢于牺牲和乐于奉献的精神。这些品质对一个政治集团来说，是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乃至无往而不胜的基础。当年的中共曾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然而今非昔比，今天它已经丧失了这种资源。

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空壳化对这种丧失起了重大作用。邓把“实践”奉为唯一标准所导致的挂羊头卖狗肉，对于回避行为与意识形态的分裂固然是聪明一时，却由此腐蚀了意识形态得以立身的基础──即真诚。“不争论”进一步导致了说一套做一套的言行不一，形成近年中国官场的一大特色——集体心照不宣地“打左灯向右转”。犬儒主义成了主流价值观，“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把戏被当作公开的游戏规则。官员们两副面孔毫无障碍地轻松转换，普遍风气则是把任何对信仰的真诚和对理论的认真都视为可笑。

丧失了意识形态的维系，还能靠什么保证“内部人”的忠诚和效力呢？——只剩下利益。当不能让社会普遍得利之时，需要倚重强力稳定社会，这时就要给“内部人”足够的利益，才能换取强力机器的效忠。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又陷入与其“天道”相矛盾的困境。虽然它的意识形态已被化作空壳，但仍然是始终挂在口头上的原则——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官员是人民的公仆，它若是太明显地给其“内部人”利益，如何能与“人民公仆”或“奉献”一类的宣称相一致呢？何况随着统治机器的规模越来越大，它的财政也不堪重负，所以表面上，中共不能直接给其“内部人”太多超乎寻常的利益，官员们的账面工资也不能比劳动者高太多。

那么靠什么利益来维系忠诚呢？不难想到就是权力的腐败。“内部人”保持效忠，吸引他们的不在于工资，而是附加在其权力之上的利益。往往是工资的百倍甚至千倍。那些利益有合法的（符合规定的各种待遇），有非法的（贪污受贿、权钱交易），也有介于合法非法之间的“灰色”部分，但总之都是权力带给他们的。不奇怪，官员首先是人，当整个社会都使用“私”的机制时，唯独要求官员“一心为公”，逻辑上是不通的。没用了意识形态的自觉约束，官员队伍不可能不腐败。

尽管中共高层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规模和数量都达到中共有史以来空前水平。但是专制制度的反腐全靠自上而下推动，只能以少制多，因此不可能最终奏效。当年朱元璋反腐的“力度”远超过今天，何尝又阻止了明朝成为最腐败的王朝之一？

何况这种反腐败只能是有选择和有限度的。原因在于既然必须用利益去“羁縻”失去意识形态凝聚的“内部人”，如果不让他们得到利益，他们凭什么效忠就成了问题。真要是彻底杜绝了官场腐败，结果就是不痴不傻者全会去别处寻找私利，统治者将无人可用。这是失去信仰凝聚的统治集团不能真正消灭腐败的根本原因。

腐败失去民心，是当前中共高层对腐败的主要担忧所在。同时腐败还有另一个值得担忧的后果，即导致政权的“内卷化”——面对社会压力不断增强的政权，增强控制力就得扩大政权机器，而腐败谋私使得扩大政权机器不能带来正比增加的控制力，用于扩大政权机器的支出相当部分被新增加的腐败吞食，新增加的人也是增加政权内部的蛀虫，政权机器扩大增加的控制力，很大部分会内耗在由此增加的新问题上。

如果说从失民心的角度还只能在理论上描述腐败瓦解政权的趋势，更多是道义上的定性，不能定量分析，“内卷化”却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何腐败一定瓦解政权。“内卷化”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边际效益递减过程，扩大政权机器对加强控制力的效益越来越小，最终使政权保持控制力的成本高到负担不起的地步，引起财政破产甚至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那时社会的不稳定还在继续增加，无力控制的政权就会必然瓦解。

丧失意识形态忠诚和信仰还会产生另一个现象，就是“内部人”唯利是图导致的投机。有利益之时，政权看似铁板一块，一旦有一天利益消失就顷刻间众叛亲离。这种戏剧，前苏联和东欧那些一夜变成共产党掘墓人的共产党高官早已做了生动表演。

“经济文革”

今天，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绕不过去的“深水区”，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埋设的隐患开始浮出表面，前面占的“便宜”都要开始偿付代价。其中，国有企事业职工下岗和丧失社会保障成了最突出的问题。对中国社会，这不仅仅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深刻的社会变迁。

有社会学家认为，从社会功能角度，国有企事业职工相当于毛时代的“中产阶级”，具有与西方中产阶级相近的特点——收入可靠，生活稳定，生老病死都有保障，且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构成社会的主要稳定力量。毛时代的社会稳定，这是主要基础之一。

然而今天这些人很多收入低下，饭碗朝不保夕，生老病死失去保障，他们对社会的主流价值也不再认同，却没有一个有足够稳定性的新中产阶级取而代之，因而失去了保持稳定的社会基础。

一方面是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中国原有中产阶级沦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分被少数暴富者攫取。多数人收入低下使社会消费力萎缩，导致市场萧条、开工不足，企业进一步亏损、更多职工失业下岗、“绝望者阶层”不断扩大、绝对贫困也随之蔓延，中国一定程度上开始进入了这样的循环。

伴随着地位下降和前途失去保证，民众心理失衡与日俱增。对比权钱合污的腐败和国有资产被瓜分，很容易使他们回想毛泽东的论断和那些当年熟悉的术语——“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新生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法权”、“走资派还在走”……在今天都已是活生生的现实。

毛的极权专制程度虽然远高于邓小平以后的中共，但毛出于其改造社会的理想，给群众对官员表达不满和进行监督提供了日常渠道。如果说“反潮流”或“造反有理”还属于抽象鼓励，“七八年搞一次运动”的允诺也有点鞭长莫及，“大字报”却是宪法保证的权利。虽然那顶多算是小范围的言论自由，却因为随时可以被每一个人运用，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构成了相当的威慑。以至在那时的专制大局之下，群众的确可以在小范围对官员进行监督和约束。

文革的痛苦经历使中共官僚集团在毛死后立刻采取措施，一方面推行程序化、制度化等“党内民主”，防止再出现党的领袖直接发动群众整肃党自身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废除毛泽东给群众提供的渠道，邓小平上台不久就取消宪法中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群众权利，群众被重新归位于权力金字塔的底层。

当然，今日中国人获得的自由与毛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这种进步主要来自于阶级斗争被放弃。中共官僚集团文革中在阶级斗争名义下受到广泛冲击，使他们从过去用阶级斗争整人变得厌恶阶级斗争。而一旦“天天讲”的阶级斗争不再笼罩社会，政治就失去了在人民日常生活中的统治位置，恐怖也就没有了针对每个社会成员的手段，这是中国社会变得自由宽松的主要原因。

然而今日劳动群众却不被允许“犯上”，违反这一点，宽松立刻不存在，镇压也会降临。这使得从阶级斗争的被放弃获得了自由的群众，因为在否定阶级斗争的同时取消了他们的“领导阶级”地位和对“当权派”进行监督制约的权力，反而认为阶级斗争正是当年他们曾拥有的政治权利，是他们今天唯一能为自身斗争的武器。过去受阶级斗争之苦最多的群众，今天反而有了再进行阶级斗争的冲动。

这应该成为一种提醒，堵塞群众表达不满的渠道不能消除不满。那就像把锅炉的所有出口焊死，最终结果只有爆炸。当群众的不满无法通过程序化方式解决时，出路就只剩下造反。而对造反，没有什么会比毛泽东思想更对路。毛成为今天凝聚民众表达不满的旗帜和政治共识，从这一点而言一点也不奇怪。

从目前看，中国社会如果发生危机，十有八九将是在经济领域发端，并且很可能以金融危机为先导。那时，一旦危机使多数社会成员的财富变成废纸，生活陷入无着，人们的反应将不仅只限于挤提存款或抢购用品，还可能会重新祭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进行清算！

毛时代的中国人从来被告之，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在这种堂而皇之的前提下，他们多年领取极低工资，劳动成果的主要部分被转化为国有资产——至少在理论上他们相信那是自己的资产，因此他们的生活稳定、房子、医疗、养老以及相应的福利，也都应该由国有资产支付和保证。这种合理性就像把自己的钱存进银行到期后再提取一样。然而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却告诉他们，以前是国家养活你们，大锅饭惯坏了你们，从此你们自己养活自己，国家也再不承担过去许诺的保障了。当职工痛切地感受被抛弃的同时，国有资产却被挥霍瓜分。如果职工生活还有保障，他们对这种现象可能仅停留于口头抱怨，然而当基本稳定和起码安全丧失时，积累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恐惧就可能一块爆发。

那时对信奉毛的群众，最为顺理成章不就是早已耳熟能详的剥夺剥夺者！不用详细设想运动会怎么发展，凡是了解群众运动的人都不难在脑海展现一幕幕熟悉的场景。以“斗争”哲学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一旦重新当道，群众运动的走向只可能是造反、批斗、群众专政、红色恐怖……把当年文革的政治内容换成经济内容（当然也会延伸到政治），那将是一场重演文革的“经济文革”。

而到底谁是应该被剥夺的剥夺者？那也将跟文革一样不会分出青红皂白。毛的意识形态早提供了分明的逻辑——天下乌鸦一般黑。只要是有钱人，钱肯定来得不干净，不是靠腐败就是靠瓜分国有资产！最终将是再一次穷人对富人的剥夺；企业家阶层铲除一净；各级官员（用老百姓的话说“哪个屁股上都有一堆尾巴”）也将大部分被打成“腐败份子”、“新生资产阶级的庇护人”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清算一旦开始就会迅速波及社会其他阶层，与农村基层政权一直尖锐对立的农民长期积累的不满，会起来报复自身受到的迫害，清算干部对集体财产的贪污，进而可能波及到“先富起来”的群体，当年“土改”斗杀地主的方式如果再现，“痞子运动好得很”的造反精神也将再次横行乡里。

毛泽东哲学中的破坏性、专制性和乌托邦特色，对旧社会可以进行有效破坏，却少有建设意义。一旦群众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即使初心仅为反腐败反不公，接下去的步骤必然一环套一环地重现毛的其他事物——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大民主、反西方等。那无疑将是中国的又一次劫难，因为即使毛在中国还有思想基础，却已没有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也不可能再靠它实现社会稳定，结果只能是连续地崩坏。

回归毛将是中国的灾难，虽然当局只是为了执政便利把毛当成空壳固守，但于空壳一样可以被群众当成旗帜，并成为他们以虚幻检验现实的尺子，因此这种便利无异于饮鸩止渴。

事实上，如果不是自上而下进行煽动放纵，群众从来不会乐于“造反”，只有走投无路才被逼到那一步。群众运动的最大受害者从来是群众自身。要避免“经济文革”的前景，只需要用民主化给群众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渠道，他们便会和平地参与选择并对权势集团进行监督。

中共虽已远离毛泽东的精神实质，仍本能地对毛保持同一血缘的不设防，将西方民主视为主要威胁。六四后中共把事件根源归咎西方思潮，全力镇压民主要求和丑化民主形象。它在这方面做的相当成功，苏东转型后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危机帮了忙，民运内部的分裂和丑闻也起了作用。中国民众本来对民主就不甚了了，很容易被“民主－动乱”一体论所迷惑，从而为了“生存权”宁愿放弃“政治权”。而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市场化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不像八十年代那样被排挤在外，有了分羹机会，很多人便放弃当年的激进立场，唱起革命有害论和民主过早论的调子。

然而这些不能消除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不给民众民主，别无选择的民众就只能重回毛泽东，以毛的方式发泄不满。群众一方表现的极端和激烈并不是出自民主，恰是出自毛。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渗透于中国民众的血液，成为集体无意识，随时可能暴烈地发作。民主却与中国民众隔绝太远。即使八九天安门运动中民主因素也只如凤毛麟角。仔细分析那时真正属于民主的因素，会看到无一不是在呼吁理智、妥协与尊重法律。如果从天安门运动中看到危险和感到恐惧，该做的不是消灭民主，相反是用民主消灭毛泽东，才是中国的福音。

在这方面，中国的上层阶级和精英阶层尤其应看到主动进行政治变革带来安全和稳定。民主制度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法治原则、民意表达的程序化过程等，亦同时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不错，民主和法治将不再允许一党专政，但是它同样不允许群众专政，而对当今中国上层阶级来讲，总有一天群众专政的威胁要大于一党专政对他们的保护。可以说，只有中国向民主与法治社会尽早转型，才能使中国将来免于遭受“经济文革”的疾风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