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畅 | 在东京重新想象中国
在相对安全的日本，一个由背井离乡者组成的新共同体，正在开办书店，参加讲座，想象习之外的另一种生活。
编者按：许多新移民似乎打破了这种分类。尽管许多人渴望在海外重新想象中国，但他们不认为自己只是流亡者：他们所想象的，是一个与外国文化互相促进的中国。本文原文为英文《Reimagining China in Tokyo：A new community of expats is opening bookstores, attending lectures, and imagining alternatives to Xi from the relative safety of Japan.》，7月30日发表于The New Yorker。经作者授权，由波士顿书评翻译发表中文版本，翻译Tin、付润石。
图：老张在日本创办的出版社办公室外景
20多岁，还是当老师的时候，老张感觉到了危机。新千禧年到来之时，老张（他希望我只用他的姓）在中国中部的一座中等城市生活，给高中生教学字词句。一天，老张和一群临近退休的同事在一起，他仿佛看到自己的未来，感到一阵恐惧。“那种生活，一眼望到尽头，这让我恐惧。”老张对我说。于是，2001年老张辞去工作，成为一名“北漂”（俚语，意指在北京寻找前程和目标的“漂泊者”）。
老张刚到北京的时候，正值中国一段令人着迷的腾飞时期。 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共产党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上，拆除旧体制，并且——用当时媒体的陈词滥调来说——播种“公民社会的种子”。记者发表官员腐败的大胆报导、律师为工人的权利奔走呼号、书店和大学成为公共讨论的热点场所。老张来到北京的那一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官方媒体称之为“历史的必然”。此时，离著名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访华已经过去八十年，这时的中国已经热情迎接了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他以“公共空间”思想著名，个人可以在公共空间讨论共同关切的事务。
老张沉浸在北京新兴的、自我探索的空间之中。他在一家小出版公司找了份工作，是几家书店的常客。他写书评，去音乐会，去北京大学听讲座，那是中国最高学府之一。在2000年代早期，大学面向公众开放，媒体所谓的“游学生”，是教室里的常客。老张深情回忆，自己骑自行车穿梭在学校南门的街头小贩之中，在校园公告栏翻阅讲座海报。“那时候，我们啥事都往北大跑，”老张告诉我，“我们吃饭、洗澡、打球，都在那儿。”
但是，中国的公共空间开始萎缩——起初，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的前几年里速度尚为缓慢，之后则急剧收缩。党刊开始将“公民社会”描述成西方政治煽动者设下的“陷阱”。数百名人权律师、调查记者和女权主义活动家被拘留，遭监禁，或者置于监视之下。中国的大学打上了习近平痴迷的 “全面安全 ”的烙印。校门设置了路障，并安装了面部识别扫描仪；外来人员不再被允许自由进入校园。2017 年左右，老张再去北大时，不得不排一个小时的队，等待访客身份验证。
老张升任中国一家大型出版社——用他自己的话说“意识形态的前沿阵地”——的高管，他对审查制度的运行了若指掌。2018年，中共颁发了一项全面考核方案。几乎每个事业单位都会根据“社会效益”来评估，评分强调政治和道德的正确性。如果出版“违反党和政府指示”的内容，出版社会被扣分，导致预算削减，影响员工薪酬。对这个明确将爱国主义（社会效益）和利润（经济效益）两相结合的新系统，老张暗自觉得好笑。“每个人都还在其中摸索，”他回忆说，“比如，‘嘿，要是我在《人民日报》发了篇文，会不会加一分吗？’”
老张的心理健康每况愈下，他开始想象一种海外生活。他一向对日本评价很高：一次，去日本旅行，因赶车，他的妻子不小心在地铁站把三岁的孩子走失，最后孩子得到一位日本老妇人的帮助。如果在东京开设一家自己的出版公司会如何？几年前，一位来自中国东北工业区的作者写了一本回忆录，这本书得到了他的认可，却被他的总编辑“毙稿”，后者声称，关于该地区经济困难的描述“调子灰暗”。老张的情绪低了下去。“那本书里没有一处公开批评。”老张对我说。不久之后，他申请了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对希望最终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公民来说，这是一条颇受欢迎的途径。2021年9月，老张一家正式迁居东京。
由于政治压抑、疫情封锁和严厉的文化审查等原因，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为 “润学”（移民）的实践者。根据联合国数据，在过去两年中，每年有超过30万中国人离开中国，是2012年的两倍多。这些人中有中国最富有的人，他们在新加坡抢购豪华别墅，使东京的房地产价格屡创新高；也有一些人通过哥伦比亚和巴拿马交界处的达连峡谷，踏上前往美国的危险旅程。在这些外流人口中，有许多人和张一样，是受过良好教育、有一技之长的中产阶级，在中国城市曾经享受过公共生活。
一代人之前，中国精英的首选地还是西方。现在，他们中的许多人更青睐日本。据报道，2022年有超过两千名中国人通过经营管理签证进入日本，较2019年增长了50%。最先到日本的是中国的科技企业家。据报道，就连他们的偶像马云，在2020年底，与中国监管机构发生高调冲突后，也曾在东京进行长时间的访问。此后，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文化创作者之不断涌入东京。去年九月，一位中国作家，我称他为卢，在朋友担保下，持工作签证来到日本。他花了三个月，比他预计去美国需要的时间要快得多。虽然一些美国政治家拒绝接受中国移民，但日本为有一技之长的工作者和顶尖大学的应届毕业生开辟了签证通道。“现在只有一流的专业人士才会去北美，”卢告诉我，“像我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就去东京。”
老张花了一段时间才融入他所居住城市的公共生活。"对于像我们这样在大陆长大的人来说，自由就是毒品。"他告诉我，“我们来到这里，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就是靠自己的积蓄生活，生活也是足够的。”。去年，他开始在信息群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学者、记者和作家，他们最近都定居日本或是去日本访问。去年 6 月，一位他仰慕已久的中国历史学家在东京大学举办讲座。"我必须去。"老张告诉我。他从校门进入大学校园，没有多管闲事的保安打扰。然后他走进教室，看到了他记忆中的场景：讲台上是教授，台下是一群听得如痴如醉的中国人。“这，天呐，太令人激动了。”老张对我说。他在北京视如珍宝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不知何故，它竟在东京得以重现。
图：东京内山书店一角，有很多中文书
据中国政府估计，目前约有六千万中国人及其后代生活在海外，人口数量与法国大致相当。我也是其中一员。我的父母是八十年代北京的大学生，他们被卷入一场从东欧到首尔街头的民主浪潮。当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抗议者开枪时，他们选择离开中国，放弃了政治理想主义，转而追求赚钱和当下幸福的普通愿望。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他们移民到东京，并在那里分别获得了化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天安门事件后的十年间，他们的许多大学同学离开了中国，以至于同学聚会都在旧金山湾区举行。
我在九十年代的东京长大；我的父母与其他中国研究生建立了联系，但彼此的交流机会不多。大多数人似乎都在为生计奔波，或者为了不必再读学位而学习。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一批中文书店、文学沙龙和讲座空间在东京出现，构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文化网络。3月，我到东京访问，没多久就被拉进了一个大约两百七十名中国移民组成的在线群聊。似乎每一天，群里都会分享一个新的研讨会，一个读书会或者一场讲座。新移民与我父母之间最显著的不同，不是财富，甚至不是他们的现代信息工具；而是他们对集会的渴望。“今年无疑是一个转折点，”一家名为“单向街”的书店的中国员工告诉我，“从前我们只能一对一地见面喝酒。”
单向街，得名于瓦尔特·本雅明的作品集，坐落在东京高档街区银座的一条僻静小巷里。这是一个朴素的空间，白色的外观，书籍放得高到让人无法够得着，模糊了商品和装饰之间的界限。木制的螺旋楼梯通向一个座位区，据忙碌的工作人员说，自去年 8 月开业以来，这家书店已经举办了 100 多场活动和讲座。我去的时候，一位充满活力的日本银行家正向中国观众打手势，讲述日本金融体系的复杂性。每当他讲笑话时，观众们都会在翻译开始翻译之前笑出声来。在座的人要么会双语，要么就是在虚张声势。
在银座开书店是许知远的主意，许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企业家，是中国一家著名连锁书店的共同创办人。第一家书店于2005年在北京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开业，现在单向街在其他省份也有分店，并已扩展到播客、视频节目和咖啡等业务。银座的书店似乎是出于许自己的浪漫情怀，而非务实的商业逻辑。2020年初，随着中国实行旅行限制政策，许被迫滞留在了日本。这些年，他一直在研究和撰写一部多卷本传记，传主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讽刺的是：1898 年，梁启超在试图改革中国帝国制度失败后成为通缉犯，随后逃往东京。在流亡期间，梁启超的政治写作达到了思想者的顶峰，他受到了日本知识分子及其对西方文本的大量翻译的启发。许知远希望重拾那种思想交流。梁启超传记的最新一卷《流亡》，在银座店开业的同一月出版。
在单向街以北几英里处就是局外人，“局外人”之名取自阿尔贝·加缪的小说。店主赵国君是北京的一位文化经理人，在法律界以举办时事论坛和研讨会而闻名，或者用他的话说，“所有当今的敏感话题（都有涉及）”。今年，台湾飞地书店也计划在东京开设分店。据这些书店的店主们说，他们开店的初衷，是希望打造更多的中文公共空间，这种空间在大陆已经寥寥无几。书籍只是创造场景。飞地的店主张洁平（Annie Zhang）告诉我：“它们就像网站的用户界面或用户体验。”在过去几年里，张洁平说，她收到了来自纽约、阿姆斯特丹和柏林的中国移民联系她的请求。“他们都想在那开一家书店”，张告诉我。
作家卢现在在 YouTube 上开设了一个关于中国历史和时事的频道。他估计自己是最近移居东京并从事类似活动的数百名文化创作者之一。这推动了独立于中共审查系统之外的海外华文媒体新生态的发展。一些人办杂志和出版社，另一些人则做播客和音乐会。今年 3 月，一位被禁的中国摇滚歌手李志宣布在日本举办几场音乐会，他以抨击政府的民谣而闻名，其中包括讲述 1989 年天安门镇压事件的《广场》。自从2019年大屠杀三十周年，他的音乐从主流媒体网站消失之后，这是他五年来的首次巡演。门票在数周内售罄，他在大阪演唱会上的一段视频显示，如山如海的粉丝随着他的每个字大声叫喊。
出版人老张，和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并于去年冬季出版了首批图书之一，其中一本是《去留之间》，探讨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得胜之际，知识分子置身其中的两难境地。到目前为止，已印刷了一千本，这比他在中国出版的图书的印数要少得多，但他认为功不唐捐。“我有自己的精神需求。”他对我说。此书的作者是一位大陆学者，曾于2005年在中国出版这本书的删减本。老张引述这位学者的话，这句话也出现在书的封底：“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面临去留的抉择。这本书迄今仍未过时，这是最可悲哀的。我也一直希望我的文字速朽。呜呼！”
在东京参加完第一次讲座几小时后，我收到了一条群聊信息。消息来自一位名叫李金星的人权律师： "亲爱的朋友们，我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众筹建立一个东京中文图书馆。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参与"。
在中国时，李金星是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他在公民社会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组织有关司法改革、市场自由化和社会不平等等主题的活动。“律师是社会活动家，”李金星告诉我，“不仅解释法律，更重要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来帮助你的当事人。”
2015年夏，中共当局逮捕了数百名人权律师和活动家。李金星的办公室遭到突击搜查，他的律师证随后即被吊销。“当你的同事被带走，你就知道自己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他对我说。随着施压手段不断加剧，李金星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失望。“我觉得在中国做律师沒用，”他告诉我，“所以我决定改变身份。”2022年9月，李金星移居东京，大学校园不远处有一座米色砖墙建筑，他在这里开始为中国移民组织活动。我在城里的时候，他组织了一次读书会，对比中国和日本的现代化道路，还组织了一场大陆学者的讲座，讲述了二十世纪早期一位在东京居住过的中国革命家。
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去参加了这场讲座，它是“在东京重建中国”系列的一部分。当我走进房间时，李金星和他的妻子正在摆放折叠椅。房间简单朴素，还比较冷清，但李金星沿着白墙挂了一排仍遭中共拘押的律师、记者和活动家的肖像。很快，各个年龄段的中国人陆续涌入李金星的办公室，其中就包括老张，他刚出版了这位演讲学者的著作。
李金星打开投影仪，投出一位瘦削男子的图像，身着一套衣带流苏、饰有肩垫的外套。演讲的学者（因担心政府报复而要求匿名）介绍说，这个人是梁启超的弟子之一蔡锷。1899 年，年仅 16 岁的蔡锷移居东京。后来，他进入日本军事学院接受训练，并深入研究政治组织。1904 年，他回到中国，在南方的军队中步步高升。1911 年，蔡锷参加了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东京培养了蔡锷，”这位学者评论道，他既指蔡锷的军事才能，也指他的反帝国主义思想。“正是在日本，”他说，“重建中国的种子萌芽了。”
长期以来，批评习近平的人都把他比作中国的皇帝。那么，这个时代的蔡锷在哪里呢？“如果你仔细想想，这个世界很简单，”这位学者总结道。“你只需要找一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把他们培养成蔡锷，就什么都有了。但谁家会允许你把他们的孩子培养成蔡锷？现在的家庭都希望他们的孩子成为马云。”这句俏皮话引得观众哄堂大笑。
除了教育方法上的偏好，许多移民说，中国对海外异见者的镇压，是新的梁启超和蔡锷仍未现世的原因。在2022年“白纸”抗议期间，从巴黎到悉尼和东京的华人社群举行了声援集会。其中一些人后来告诉记者，警方联系了他们尚在国内的家人。2月，一个名为“李老师”的个人运营的推特账号，因为在意大利发布抗议视频而引起关注，他分享过几张截屏，截屏显示，他的中国粉丝声称自己受到了警方的讯问。即便是在东京的新公共空间，一些移民仍然对讨论中国有所顾虑。我问企业家许知远，为什么一个梁启超式的人物仍未在中国出现，他直言不讳：“这个国家太强大了。”
一周后，在东京市中心，100多名中国人在明治大学的一个会议厅聚集，明治大学得名于一个将封建日本转变为现代国家的动荡时代。明大邀请了一批中国自由派，他们旨在探讨日本在中国的政治演变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其中一个发言者是吴国光，他是天安门一代的流亡者，现任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在他的讲座中提出了一种理论，或能解释何以中共在经济恢复和疫情管控方面表现拙劣，然而，许多中国人似乎仍然支持共产党：“中国人无法想象另一种选择。”他解释说，许多人对宣传买账，相信“党的统治的崩溃意味着国家的崩溃”。
尔后他转向移民，说：“我能够想象，生活在这个政治体制下的你们，获得了在中国无法获得的东西。”他说：“考虑一下，如果你在日本能拥有它们，为什么在中国就不能？”他说，移民，将是那些能够想象理想替代方案的人。“至于我们如何才能实现它？这是另一个课题。”他补充道，“你必须首先能够想象它。”
移民的物质生活通常很顺利，但精神生活却可能更加令人烦恼。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像我的父母这样的融合主义者移居美国，以科学家的身份加入公司，并尽量避免加入华人社区。对他们来说，和平与繁荣才是未来，而北京则绝对成为过去。我在日本遇到的几位年长的移民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对在东京重建中国的想法感到不满。“他们不了解日本社会，”一位 20 世纪 80 年代末移民的中国记者在谈到新移民时说道。“他们需要先学习语言和文化。”其他人则与移民的国家保持距离，觉得他们有一些东西要保留。“当我们离开中国时，每个人都还想象着他们会回来，”流亡的天安门学生领袖王丹告诉我，他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
然而，许多新移民似乎打破了这种分类。尽管许多人渴望在海外重新想象中国，但他们不认为自己只是流亡者：他们所想象的，是一个与外国文化互相促进的中国。飞地的老板张洁平告诉我：“这不是在保存故土或融入外国之间二选一，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处于两者之间。”在我同移民们交谈时，他们常用一个词来描述他们的经历：“积累”。他们积累了国家权力带来的创伤和违法侵犯。他们积累了财富和创业技能。他们在中国与世界数十年的接触中积累了全球意识。“我们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接班人，”人权律师李金星告诉我。“我们不仅继承了财富，还继承了丰富的理解——对市场、法律制度、民主和司法公正的理解。”李金星正在东京建立一个华人社区，同时还在上日语课。看来，这些移民仍在摸索他们与新国家和祖国的关系。
离开日本之前，我坐火车去了京都，拜访一位我叫他王的人，他曾在中国拥有一家独立书店。“75%的中国知名作家”曾在我的书店做过讲座，他颇为自豪地对我说。但是，2020-2022年间，由于中国严格的“动态清零”政策，地方官员八次关停王的书店。他说：“那种不断受挫的感觉真是痛彻心腑。”2022年春，他暂停了书店运营，登上一趟飞往日本的单程航班。自那时起，他得以从书店行业出来喘口气。
我在一个舒爽的夜晚抵达京都，乘出租车前往王的家，他邀请我和另一位来自东京的客人一起吃火锅。当我们沿着鸭川——贯穿京都的河道——的一条小路快速行驶时，京都著名的ryokans（日式旅馆）把温暖的光投在水上。当我走进王的餐厅时，我认出了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版商老张。
晚餐时，老张回忆起最近一次到访台湾，他在总统府附近看到示威活动。1月的选举在即，台湾民众党的一些抗议者高喊着“下架，民进党！”“下架”（编者注：和图书“下架”是一个词），让出版人老张感到莫名的亲切。“民主国家遵守游戏规则，”老张告诉我们，“人民说的最难听的话就是‘下架’。‘下架’之后，也还是可以再‘上架’的！”
王给我们传递了芝麻酱、辣椒油等调料瓶，让我们自己调制蘸酱。当他将一些猪肋骨放入沸腾的汤底时，我询问老张和王，他们对日本的第一印象。对于在2021年秋天移居的老张来说，第一印象是日本对新冠疫病的处理。“我不习惯，”他告诉我，“我想，怎么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他指的是中国普遍存在的封锁和大规模检测制度，“没人要求我们做核酸检测。”
王讲述了自己在这座神社遍布的城市的生活，他把这座城市当成了自己的新家。他解释说，大多数日子里，他都过得很悠闲，招待路过京都的中国客人，沿着鸭川骑自行车。王说，在骑自行车的那些日子里，他觉得自己仿佛受到了京都的召唤，要成为一个更善良的人。他的眼睛里充满泪水。“在中国，我永远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他说。“在日本，我很清楚第二天不会发生什么。”
午夜临近，老张质问王，为什么没有在京都举办活动或开书店？王含糊其辞：“你说的那些活动，我都能轻易做到，只是想不想做的问题。”
老张看着我，就好像他是一个侦探，发现了一条新线索。“这就是我来京都的缘由——为了刺激他采取行动！”他说，“我对他的处境了如指掌，沿着鸭川骑车，如此等等，他在躺平！他再不想工作了。”
“我只是等待合适的条件。”王反驳道。张缓和下来，两人聊起了共同朋友的生活近况和对台湾出版行业的看法。
第二天早上，我和老张在王的餐桌上吃了早餐，然后收拾行李准备返回东京。离出发前，王先生邀请我们参观他的办公室。他领我们到他家门前，我以为是邻居的。原来，这两栋连栋房屋都是王先生的。我们走进门，看到一间看似普通的客厅，里面有一台电视机和一张摆满书籍和零食的桌子。
但随后我注意到了书架，书架沿着墙壁延伸，一直到走廊，摆满了各式文学读物：旧期刊，特色书籍，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中、日、英签名书。王解释说，有些书是从他之前的书店运过来的，有些则是从日本的二手书店买的。
老张的眼睛亮了起来。“我昨晚不应该那样说，”他说，“你一直在计划着什么。”
“正如我所说，这不是‘如果’的问题，”王笑着回答道。 “这只是时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