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東來 | 無法達成的同志婚姻：關於當代兩岸思想輿論場中 「左」「右」糾葛的思考
編者按：《思想》49期推出「華人左翼思辨」專題。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王智明在專題弁言中說：
然而，何謂左翼或左派，並不容易給出一個完整和準確的定義。一方面，所謂「左」「右」實是一個相對的問題，平等期待中其實也有自由的向度，自由的嚮往中也不乏對平等的要求。另一方面，理念與實踐常有著理想豐滿而現實骨感的巨大落差，這也就使得理念的意義與評價不能脫離現實與脈絡的尺度。從這個角度來說，與其將「左」「右」單純地視為一種政治派別或是政治主張，還不如從倫理與情感、歷史實踐與當代論辯等向度去求索其實質的意涵。是以本專題收錄的九篇文章大體從以上三個方向來展開討論，力求呈現「左」的意涵、實踐與局限。
經《思想》雜誌授權，波士頓書評特選其中三篇連續三天刊發：錢永祥：《「魯迅左翼」的倫理：從同路人到獨立左翼》；傅大為《國際左翼與反戰》；施東來《無法達成的同志婚姻：關於當代兩岸思想輿論場中 「左」與「右」糾葛的一些思考》。此為第三篇。
2020年5月，一支講述跨國同志困難處境的MV（音樂錄影帶）在華語網路上被廣泛傳播點閱。它是由大馬歌手梁靜茹和台灣歌手艾怡良合作翻唱的《漂洋過海來看你》。MV中，一位日本籍的男同志來台看望台灣籍男友，卻因往來台灣太過頻繁，被滯留在機場，受海關審訊。審訊時，海關官員問及日本男生來台原由，他只面帶無奈地說來「看望一位朋友」。經過海關對其筆記本等貼身物品進行搜查後，才發現原來他口中的這位朋友其實是他的同志戀人，只是因為台灣當時的同婚專法尚無法支持台灣人與尚未將同婚合法化國家的國民完成跨國婚姻，所以只能以探望朋友為理由頻繁來台。MV請來兩位帥哥主演，在呈現機場審訊和焦急等待的畫面中間穿插了不少二人熱戀時的甜蜜畫面，並且成功通過這種私人關係的親密與國家機器的阻撓之間的反差感，令觀眾對無法完婚的跨國同性情侶產生同情心和同理心。MV最後，兩位女歌手更是現身說法，呼籲觀眾支持由「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和「愛最大慈善光協會」聯合發起的「跨國同婚集資計畫」，彌補台灣同婚專法的漏洞，幫助台灣同志和他們來自同婚尚未合法的國家或地區的伴侶達成在台結婚的心願。
從2024年春天的當下回望，這支MV所呼籲的改變業已達成。2023年初，行政院終於解釋函令，開放跨國同性伴侶攜手登記。也就是說，不管台灣同志的另一半來自哪一個國家，他們現在都可以在台灣結婚並享受和異性戀跨國婚姻一樣的待遇了。
但這也意味著，來自印度、柬埔寨、奈及利亞等十九個主要分布在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同志伴侶，也要像涉及這些國籍的異性戀跨國夫妻一樣接受「境外面談」這一道程序。根據這道程序的規定，想要結婚的跨國伴侶需要先向台灣駐外辦事處提出結婚申請，由台灣辦事處組織雙方面談，若是雙方對於各類隱私問題的回答不一致，面談官就能以懷疑假結婚為理由否決他們赴台結婚的申請。台灣外交部曾解釋說，這項對同婚和異婚「一視同仁」的額外規定，目的是為了防止假結婚造成人口販賣和外國人來台「打黑工」的負面效果。但其不言自明的基本預設其實是：這些亞非國家因為經濟狀況比台灣差、人口質素比台灣低，從而需要「特別照顧」，台灣需要嚴格防範來自這些地區的人口流入。更諷刺的是，這份「特別照顧」的國家名單，包含了不少如越南、印尼、菲律賓等台灣當局在「新南向」政策的引導下想要重點交好的東南亞國家。只能說，跨國婚姻的問題就跟大部分政治概念操弄下的民生事務一樣，理想和口號總是說得五花八門、天花亂墜，而現實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人造壁壘和刻意為之的區別對待。
藉這支MV引發的一系列關於台灣同婚的觀察，筆者其實想討論的是如今華語世界日益牽扯不清的「左」與「右」的話題。作為成長於千禧年代的中國大陸青年，筆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說法自是爛熟於心。但弔詭的是，當代許多中國年輕人，對於「左」與「右」這組看似對立的概念，其實並沒有很清晰的、非此即彼的認識。一方面，身為成長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一代，「右派」似乎是天然的貶義詞；另一方面，「反右」作為跟文革歷史牽扯甚深的一個歷史概念，總是跟「極左」或「左傾機會主義」勾連在一起，自然也並非褒義。
離開了中國大陸的特殊語境，「左」和「右」之間的矛盾則更加複雜而令人困惑了。在歐美港台地區，以反資本主義的階級論述為基礎的「左翼」陣營幾乎已經是潰不成軍的邊緣，而大眾認知裡的「文化左派」則變成了「自由派」的某種標準道德姿態，強調的是對各種後冷戰時期浮現出來的不斷細分的弱勢群體的同情和支持，包括女性、性少數、少數族裔、身心障礙人士等。在許多這樣的「文化左派」眼中，中國大陸政府無疑是偏「右翼」的、是在保障基本人權與維護少數群體權益等方面都不夠進步的「國家主義」代表。而那些堅持階級鬥爭、關注勞工權益的馬克思主義「老左」，也同樣會將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陸視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先鋒，將中國共產黨視為一個「右翼化」了的政黨，並予以批判。也就是說，這孰左孰右的分野，從一開始在定義上便是高度語境化了的。在中國大陸的某一情境下被認為是「左」的，到了港台歐美語境也許就是「右」的，反之亦然。
當然，不管這「左」的含義是有多麼模糊不清，對大部分文科知識圈中人是來說，「左」還是比「右」更政治正確，更能「上得了檯面」的，畢竟很少有明目張膽標榜自己為「右翼」的知識分子會受到主流學術界和文化界的高度讚賞。但這種與「右」的距離，也並不能使人簡單地認同某種標籤化了的「左」。筆者並非經濟學家，亦無意在此系統性地釐清「左」和「右」在政治經濟學中的標準定義。但是作為文化研究學者，我想通過本文點出當代華語思想輿論場中充斥著的「左」與「右」相互滲透、糾纏、位移的事實，再次提醒讀者們 「左」與「右」並非一個簡單明瞭的二元選擇。在餘下的篇幅內，我將就同志婚姻這個具體的議題，剖析其在輿論場中發散出來，並蘊含著的「左」「右」糾葛，來強調知識分子對於「左翼」的認同不能是泛化的而必須是具體的，不能是理想化的而必須是自反性的，不能是僵化不變的而必須是動態應變的。
在「文化左派」的論述中，推動同婚的平權機構和彩虹組織，與反對同婚的「護家盟」和宗教團體就形成了一組 「左」與「右」，「進步」與「保守」之間的典型對立。在台灣這樣的儒家忠孝觀尚濃的異性戀正典社會裡，同志當然是弱勢群體，而捍衛弱勢群體的平等利益，自然是一種「左翼」的文化姿態。梁靜茹和艾怡良版本的《漂洋過海來看你》的MV背後的「跨國同婚集資計畫」理應被視為一種「左翼」的自我更正與延伸——將跨國同志伴侶視為弱勢中的特殊群體，給予更多支持，這自然是無可厚非的好事一樁。但是，就上文提到的十九國「境外面談」規定為例，台灣同婚合法化的進程也曝露出許多具有「右翼」色彩的法律漏洞、文化心理和輿論現象。
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有著複雜的脈絡。在1980、1990年代，女性主義、同志婚姻、酷兒理論等源自歐美學界的性別議題被何春蕤、卡維波（甯應斌）、洪凌等現已被劃為「左統派」的學者引進，並發展出在地化的討論。他們的論述後來發展為反帝反資反對「家庭婚姻連續體」的「罔兩」激進政治，與重本土、推民運、親西方、尊自由的「文化左派」逐漸分道揚鑣，而後者在21世紀明顯成為了婚姻平權討論的主流觀念，也是2019年同婚專法得以通過的思想基礎。
然而，在這種主流的「文化左派」論述背後，總也夾帶著進步主義的「右翼」暗流：台灣將同婚合法化，就可以進一步向歐美社會看齊，彰顯自身「自由民主」的特質。在同婚專法通過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台灣都被島內外媒體稱作「亞洲之光」。在許多學術與文化話語中，同婚也成為了一種本土主義標杆，可以經常拿出來彰顯台灣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這種「文化左派」的自信，更是經常被一些台灣網民拿出來與對岸官方的「四個自信」做對比，來諷刺中國大陸的「落後」、「愚昧」、「極權」等等。這股打著「反右翼」旗號卻頗具右翼民族主義色彩的暗流，也同樣支撐著前面講到的十九國「境外面談」規定，將台灣的自我定位進一步拉向所謂「富庶又自由」的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心理距離則越來越遠。這種「左」中有「右」的奇特現象其實也在以色列的同志運動中有所呈現，而以Jasbir Puar為代表的西方學者們將其稱作「同志國族主義」（Homonationalism），並進行了系統性的批判。
意識到這股來勢洶洶的「右翼暗流」在台灣同婚議題中的盤旋湧動，我們便可以進一步理解為什麼這支《漂洋過海來看你》的新MV要將男主角之一設定為日本人，而且必須是陽光帥氣的跨國中產階級日本人。台灣的「哈日」傳統其來有自，而日本又是少數尚未全面將同婚合法化的發達國家之一，身處亞洲又與台灣同屬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部署的「第一島鏈」，在島內「抗中保台」呼聲甚囂塵上的這些年與台灣的「盟友」關係愈發彰顯。更弔詭的是，日本也有自己的「脫亞入歐」思想傳統，這跟台灣同婚運動中牽涉的右翼思維亦不乏異曲同工之處。
而與MV中日本的強烈在場正好相反的，是中國大陸和與兩岸同志伴侶困境的相關議題在這波爭取跨國同婚權益鬥爭中的明顯缺席，或者更準確的說，是被刻意地避而不談。2019年同婚專法通過以後，在台灣網路上的一些同志社群中就曾出現過「以後中國同志都要來找台灣人結婚怎麼辦」這樣的擔憂。更有敵視中國大陸的網民，在論及兩岸同志伴侶結婚難的話題時，直接斥責台灣一方「一開始就不應該找大陸人戀愛」、「不能結婚是自作自受」等等批評。2
其實，《漂洋過海來看你》這首歌，不管是原唱金智娟1991年的版本，還是讓其再次走紅的劉明湘2014年在《中國好聲音第三季》翻唱的版本，都是在講述分隔兩岸的陸台情侶經歷磨難後團聚的故事。諷刺的是，梁靜茹和艾怡良這一跨國同志版的《漂洋過海來看你》在2020年5月發表時，正值新冠疫情第一波全面爆發，兩岸關係處在歷史新低點的困難時刻。時至今日，大陸的台灣自由行也沒有恢復，而法理上同屬一個國家的兩岸同志伴侶卻已然成為唯一一個無法在台結婚的跨域組合。
時移世易，《漂洋過海來看你》的MV導演即便有心關注兩岸同志議題，也無法用相同的劇情重拍這隻MV，因為目前中國大陸的同志根本無法以探望友人為由入境台灣，連被海關扣在機場盤問的機會都不存在。根據台灣現行的法律規定，包括港澳居民在內的跨國同志婚姻一律按照《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處理（也就是可赴台結婚），而涉及中國大陸居民的兩岸婚姻則需遵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特別處理，而這個特別處理的結果就是兩岸同志伴侶的婚姻平權遲遲無法落實。在2023年5月陸委會的記者會上，針對《中國時報》記者就此問題提出的質疑，陸委會官員則是直接說道：「我這邊是陸委會記者會，不是國台辦記者會，你應該去問國台辦的人！」。由此不難看出，台灣官方將兩岸同婚視為國安問題，也往往將矛頭轉向中國大陸本身缺乏同志權益的事實，從而令矛盾移轉至大陸伴侶個人，將雙重標準貫徹到底。縱然有一天兩岸同婚平權真的在台灣得以實現，同婚伴侶又必須要面對當前異性戀「陸配」面臨的種種問題，包括在居住時間長短和入籍規定上的差別待遇。這些都是跨國同婚這個看似非常「左」的議題中非常容易滑至「右」的面向。
本文聚焦兩岸同婚在台灣之「無法達成」的困境，並非是要指摘同婚作為一種「文化左派」的進步追求本身。坦白講，同婚合法化作為台灣本地同志平權運動和性別概念改革成功的重要里程碑，其主要關懷對象為台灣本地人，這當然無可厚非，而2020版的《漂洋過海來看你》成功助力跨國同婚的落實，更是彰顯了「文化左派」的反身性及其對現實政策的影響力。只是由於其弔詭的「非跨國性」兩岸同婚現已成為台灣婚姻平權運動中缺失的最後一塊拼圖，似乎正說明了台灣「文化左派」邏輯在遭遇「中國人／中國性」時的尷尬處境和包容上限。不願與被視為「右翼」的中國大陸有過多牽扯，而將矛盾轉移至中國大陸本身的人權問題，這樣的姿態也許依然是「左翼」的，但將中國大陸人民與全世界其他人民區別對待，在自詡民主進步的同時又拒絕給予兩岸同志伴侶同等的權利，這樣的事實卻又毋庸置疑是「右翼」的。
這樣的「左」「右」兩難，在當下中國大陸的同志運動進程中也有著類而不同的表現形式。自2021年7月中國大陸爆發「未命名公眾號」事件以來，同志運動可以推進的網路言論空間和尺度都在不斷收緊，而受到疫情管控影響的線下同志活動空間一旦關停就難以再生。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包含的市場經濟和國際交流實踐，的確在過去四十年給普通人打開了更多自由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空間，但在「共同富裕」和「文化自信」的當下，這些空間也面臨著不同程度的重組與洗牌。這樣的現狀在中國大陸的「自由派」和大陸之外的「文化左派」看來，當然是一種維穩的、保守的、退步的、值得譴責的「右翼」國家主義趨勢。但在中國試圖走出「世界工廠」定位、實現產業鏈升級，而中美博弈又日趨緊張化的時代大背景中，八十年代以降同志文化在中國的本地化模式也可以被視為「右翼」的：它是歐美舶來的、由資本和消費主義支撐的、並以城市、白人和男性為中心的。在這樣逐漸同質化的同志文化中，「進步」就意味著向歐美看齊，向台灣看齊；而這樣的「看齊」，是現已「文化自信」的國台辦倘若真的被質詢到兩岸同婚議題時，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的。
如果說兩岸同婚真如陸委會等官方機構明示暗示的那樣，需要在中國大陸也推動同婚合法化後方可實現，那我們是否可以在一個既滿足「文化左派」標準又符合「文化自信」追求的框架中推動同婚在中國的合法化呢？當原來的西式同志運動遭遇地緣政治的瓶頸而日漸式微，我們是否可以藉機想像一種反帝又女權的、不被消費主義裹挾也不被民族主義收編的、全球南方式的性別運動呢？在這樣的想像中，已然被台灣主流論述拋棄的「罔兩政治」又能提供怎樣的理論資源呢？
將這樣的「左翼」理想主義叩問推至文化生產本身，似乎比兩岸同婚更難實現的，是有一天兩岸歌手會攜手再度翻唱《漂洋過海來看你》，而MV的主角則換成跨過重重阻礙才得以相聚的中國拉拉和她的奈及利亞女友。但不管這樣的未來有多難實現，如果自認「左翼」的知識分子真的有心推動同志權益的健康長足發展，我們必須不斷警惕被「文化左派」話語遮蔽的「右翼」暗流，也必須拋開「左」與「右」的表面糾葛，並重新想像目前主流化了的「文化左派」不願挑戰的世界秩序。
文章注釋：
1 台灣外交部自2005年起即實施針對21個「特定國家」外籍配偶的「境外面談」制度，包括蒙古、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烏克蘭、烏茲別克斯坦、巴基斯坦、尼泊爾、不丹、印度、孟加拉、緬甸、塞內加爾、迦納、奈及利亞、喀麥隆、越南、菲律賓、泰國、斯里蘭卡、印尼、柬埔寨 。但在2022年最新發布的文件中，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烏茲別克斯坦已不在名單中，而增加了甘比亞一國，形成新的更加集中在亞洲和非洲地區的十九國名單。詳情可參考台灣外交部發布自2022年10月26日的官方文件《特定國家配偶申請來臺依親手續說明》。
2 對於相關言論的報道可參見https://p.dw.com/p/4MZG2（2023/8/15日瀏覽）。
3 「未命名公眾號」事件是指發生於2021年7月6日晚間的針對中國LGBT組織的社群媒體的集體封禁管控。當晚，中國高校各LGBT學生社團及個別相關社會組織所屬的微信公眾號帳號被集中清理，公眾號名稱全部變為「未命名公眾號」並顯示：「接相關投訴，違反《互聯網用戶公眾帳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已被屏蔽所有內容，帳號已被全部停止使用」。對於事件發生的原因眾說紛紜，但在次日晚，《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在微博上發表評論「LGBT在現階段的中國不應追求成為一種高調的意識形態」。該評論中隱含的國家主義與自由主義身分政治的意識形態衝突可見一斑。關於本事件詳情可見https://www.chinalgbt.org/banned-voices（2023/8/15日瀏覽）。
作者簡介:
施東來（Flair），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長聘教軌副教授。編有World Literature in Motion: Institution, Recognition, Location（ibidem with Columbia，2020），並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aiwan Studies, Kritika Kultura, Comparative Critical Studies等國際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研究領域為中英比較文學、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亞裔身分論述、當代華語電影等，目前正在進行第一本英文專著Yellow Peril Revisited的出版工作以及關於中國和非洲之間人文交流現象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