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正國 | 「思想史」—— 從詞到義

顧名思義，「思想史」是研究思想的歷史。但什麼是思想？何種思想應該、值得成為歷史研究對象，則受各國史學發展的影響而有不同的答案。思想史在不同的學術傳統中會呈現出不同的色彩，會有各自的方法學上的偏重，叩問不同的歷史課題。例如「中國思想史上的轉型」是此間史家的重要課題，而在西歐，學者更常追問的課題是重大政治事件如法國大革命、英格蘭內戰、北美獨立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或思想淵源。職此之故，無論是作為一種概念還是一種寫作類型，思想史都有其自身的歷史，所有對思想史的定義都是開放性而非終極或確定的。

今日「思想」一詞，大抵指涉心靈與心智活動的過程與產物。這一詞彙出現的時間其實相當晚，用以代表一種特定學術類型的時間則更晚出。「思想」應該是晚清作家們借自日本漢字的新鑄詞；古人在談論心智活動時，多半會（單）用「思」、「悟」、「會」、「知」等字來表示。一千九百年之前中文文獻中的「思想」一詞，幾乎都是「思」或「想」的疊詞，意思相當於現代白話文「思念」、「想念」。晚清以後，「思想」才開始被用來指涉理性活動本身，或指涉人類利用理性思維所創造出來的事物，諸如抽象的觀念、價值、態度、評價、以及與這些觀念與價值相關的具體作品等等。換言之，在晚清以前，「思想」指涉感性的活動，此後才成為具反思性的心智活動及其產物。一九四○年代，錢穆（一八九五—一九九○）寫道：「西方學者每言經濟決定思想。若此而論，則中國今日所流行之代表思想，亦即一種次殖民地之思想也。」錢穆在此處顯然是以思想一詞來統括所有有關價值、觀念、語言、文本、創造等等心智活動的產物了。

「思想」、「主義」、「民主」這一類的新鑄詞、新觀念在加入中文詞彙世界之後，經常還保有相當的涵括性、彈性、不穩定性—以至於人們在使用它們的時候，如水之流瀉，難免渙漫。近年動物權崛起，有些學者會提出「動物是否有思想」這樣的原則性或哲學問題，這裡的思想顯然包括思考、理性的意思，甚至指涉所有的心智與心理活動。但在另一方面，「思想」又常常被拿來標示一種特定學術研究取徑、研究方式或寫作類型。例如許多學者會使用「文學思想」、「哲學思想」等詞彙，好像文學思想有別於文學，哲學思想有別於哲學一般。這些現象其實不能怪大眾與學者在使用思想一詞時過於輕率，而是我們現代中文的語言與學術經驗還相對年輕；我們還在摸索、試驗現代中文如何精準表達快速膨脹的現代學術。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或許是最早使用「思想」一詞的著名作家。他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九○二）將「學術」與「思想」連用，既預示了日後思想一詞的氾濫，同時開啟了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的大門。許多當代傑出的中文思想史家如余英時（一九三○—二○二一）與葛兆光（一九五○—）等人都認為思想史的研究對象應該盡量廣取，不應限制在菁英知識分子身上。本書將會對此議題提供淺見，在此我們僅須注意，史家們之所以希望擴大思想史研究範圍，固然有嚴肅的學術理由，但現代中文學術用語中，思想（史）一詞具有語意的延展性、概括性也是重要原因。

古代中國沒有「思想」一詞，不表示古人未曾研究「人類心靈與心智活動的過程、結果與影響」。即便從現代思想史的角度看，《莊子》〈天下篇〉與《史記》〈太史公論六家要旨〉描述前代學術或思維成果的狀況與利弊得失，完全可以視為精彩的學術思想史作品。〈天下篇〉與〈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在體例與書寫風格與今日學院實踐迥異，固無庸贅言，尤其是《莊子》的作者感慨「道術為天下裂」，司馬遷追求「通古今之變」都透露古代偉大作家行文思考帶有形上意義、整體史的關懷，與今日高度分工與強調實證的現代史學大相逕庭。但無論如何，把〈天下篇〉與〈論六家要旨〉視為人類早期的思想史著作，應該沒什麼疑義。甚至將《史記》中的〈屈原賈生傳〉、《漢書》〈董仲舒傳〉與現代思想傳記相比，雖然古代史書中思想描述的濃稠度明顯不足，但其寫法與現代思想傳記之間仍有許多可比較之處。

從先秦〈天下篇〉、漢代〈太史公論六家要旨〉到正史中的〈儒林傳〉、〈藝文志〉再到清初《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都說明了「學術史」本來就是中國的重要書寫傳統。只是梁啟超將思想與學術兩詞並舉，其真正目的並不容易揣度；或許任公是有感於傳統學術「史」的書寫過度強調生平、書目、版本、校勘、以及師承、交往、學派，對於觀念的分析，辯證的過程，理據預設的說明與鋪陳，亦即有關「思考的故事與其現實目的」較少交代，亦未可知。幾乎與〈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發表同時，陳懷（一八七七—一九二二）在《新世界學報》發表的〈學術思想史之評論〉（一九○二）同樣將「學術」與「思想」連用。陳懷說，「學術之辨，史氏之大宗」；指的就是中國的學術史傳統。他又說，人面對萬事萬物，自然會「結而為思想，發而為學術」，這就是既強調思考的成果，也強調其中的過程。或許可以這麼說，中國近代「思想史」的發韌是以特殊的「學術思想史」這一文類或概念進入讀者視野的。質之〈論六家要旨〉、〈藝文志〉、甚至後來的《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清代注重家法與師承的樸學等傳統，此一特殊現象並不特別令人訝異。但正如本書以下所要交代，此一特色固然造成中文世界有相對豐富的學術史材料，卻遮掩了其他思想史次類如政治思想史、經濟思想史、科技思想史等等領域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