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敏 | 包容性制度与失败的政治实验：王安石的强国之术与政治哲学

编者按：“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已然渡河。”王安石变法，堪称宋代历史上转折性的事件。把王安石视作聚敛的权臣，还是被遗忘的先知，考验的是后世历史学家的视野与价值观。试图沟通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学者，往往把王安石与宋神宗之间“得道行君”的关系视作，某种有限政府的先声。而从儒法对立的角度，批判传统秦政的学者，则把王安石视作古代申韩之术，在宋代的翻版。而王安石这场夭折的政治改革，虽然有着超前的设想，但是依旧是在传统专制政治的格局中进行的博弈。

历史之所以需要不断地深描与重写，就是因为作为读者的我们经常可以从中看到当下的影子。有人认为青苗法是民间小额贷款的先驱，但是也有人从青苗法与市易法联想到今天的土地财政，而王安石对祖宗之法的推翻和铁腕，也常常让人想起共和国历史上的某位带着棺材勇闯地雷阵的总理。复杂的历史人物一定是超越历史性与情境性的，但是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将其投身于当下，则必须接受历史性和现代政治伦理的考验。

法学学者萧瀚的新书《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用现代经济学与政治学理论重新解读了王安石变法。本文为中国政法大学黎敏教授为《熙丰残照》所写书评。原文刪減版首发《经济观察报》（6月12日）。经作者授权，波士顿书评首發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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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瀚 | 熙丰残照: 北宋中期的改革

国史上宋代的个性之谜：《熙丰残照》给出的解答思路

宋史是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史学界的显学。显学，意味着宋史研究已经硕果累累，已经有相当多样的研究路径，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共识，当然也有相当激烈的学说争鸣。宋史之所以成为显学，一个主要原因是，国祚319年的宋代在长达2132年的中国皇朝历史中非常特别，它既有中国所有皇朝的某些共性，又呈现出中国其他皇朝没有的“个性”——其中包含一些即使站在现代人眼光去看也令人着迷的个性，对历史学家而言，这种个性的吸引力自不待言，“梦回宋朝”成了一种普遍的史学情结。

中外史家对宋代有个性几乎没有异议，无论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宋代近世说还是陈寅恪的赵宋中华文明造极论，这些极富争议又广为流传的学说都与中西史家对宋代个性的判断或认知有关。史学家们的分歧主要在宋代的个性到底是什么？这些个性对中国历史而言又意味着什么？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莫不有变。”关键在于，宋代带来的“变”是指什么？以最简化方式概括，一般认为宋代中国散发出前所未有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气息，这些气息在宋代之后大大地式微了。

为什么宋代会出现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文化气息？一千个历史学家可能会有一千个说法。2025年出版的《熙丰残照：北宋中期的改革》（以下简称《熙丰残照》）一书代表了一位法律学者的说法。作者萧瀚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一位以研究宪政、社会理论见长的法律学者，这个知识背景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该书视角的特点，本文将其暂时概述为一种包含制度经济学思维的政—法视角。

本文所说“政法视角”中的“政法”一词是指通过对政治与法律两方面进行考察去解释宋代的个性，这样一种研究视角是一个形式化的概念，不同于当代中国宪制结构下“政法”一词的内涵，后边意境中的“政法”代表着政治对法律享有更高地位、法律必须与政治一体化运作的一种权力结构，因此是一个实质化概念。

运用了一种形式化的政—法视角去研究宋代中期变革的《熙丰残照》一书，在我看来，也是尝试站在一个典型历史界面即北宋中期去进一步探讨，表征着政治拥有比法律更高地位的当代中国政法传统实际上在两千年帝制中国就早已有之，即使在文化上有登峰造极之个性特点的宋代，情况也不例外。因此当代中国政法传统既是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产物，同时又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根基。

另一个关联的问题是：一方面，史学研究揭示宋代有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气息、趋势，它们体现在宋代璀璨的文学、艺术成就中，体现在宋人的风雅、审美、情趣中，另一方面，极具某些“现代社会”个性的宋代（包括美国汉学家费正清说的宋代有了城市文明的特征）为什么依旧没有逃出和中国古代其他所有皇朝一样的、从盛转衰而亡的命运？这当然是对所谓治乱循环的一种个案考察，转换一个角度更形象地说，为何在很有个性的宋代，中国依然没能实现从“纯粹皇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根本转型。

“纯粹皇朝国家”与“近代民族国家”是本文用来表示两种不同国家意象的类型化概念，“近代民族国家”是“纯粹皇朝国家”的进阶，“近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家具备了能敦促或迫使统治阶级厉行“天下为公”这一最伟大政治愿景的制度架构，意味着国家即使可能依旧有皇帝，但天下不再只是皇帝一家一姓的天下，而是百姓黎民的天下。从政体类型上说，近代民族国家可能还是保留着皇权（或君主）的国家，但此种皇权（或君主）不再是绝对的权力中心，在公法理论上，它尽管依旧是一种“最高权力（supreme power）”，但却是要受到制度化的结构性限制的权力了，它只是在它的权力范围内是“最高的（supreme）”。

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宋代尽管被陈寅恪先生誉为华夏文明造极之时，但如从国家的政治制度架构看，宋代并没完成实质性突破、实现华夏文明的再造。

必须说，这样的问题意识是现代的人的思想，它丝毫不表示今人要去苛责古人。毋宁说，这样的问题意识无关乎古人，因为无论苛责古人还是理解古人，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古人根本没有意义可言。“意义”——尤其是历史研究的意义，几乎主要是对每一代现世的活着的人们的意义，宋史研究亦然。如果考虑到前文提到的当代中国“政法”话语所表征的政治对法律实现绝对一体化控制这种权力格局实际上是帝制中国政治法律一体化传统的一种现代变体，那么，对历史的研究就更不是纯粹知识考古，而是有真诚现实关怀、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的思想之旅。

就我个人来说，对北宋历史的心向神往还缘起于在西方法制史教学研究中我面临的一个双向比较任务。众所周知，与北宋中期变革处在同一大历史时段的欧洲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一个重大节点，一方面，统治了欧洲几百年的基督教早已成为全欧性的统一政治意识形态，基督教会当局就像一个超大规模的、跨地域的准国家机制（就是罗马教皇领导下一个无形的教会国），另一方面，以意大利自治城市为主的欧洲很多自治城市先后出现一种持续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欧洲出现一个庞大的商人群体、随之而来的是广泛的罗马法复兴、律师职业的兴起以及形式多样的民间为“权利”开展的斗争。

彼时的基督教当局面对这些趋势及其造成的政治压力、思想压力作出了极为复杂反应，此处无法展开，有必要指出的是，西方教会与世俗政治统治者、与社会各界民众从此陷入复杂长期的历史博弈，博弈情况及其结果在欧洲诸日耳曼君主国家并不相同，相似的是，教皇及教会当局的统治权力开始受到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质疑或限制，这是观察后世西方全部领域历史都不能避开的基本事实面。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思想与社会趋势既是这些历史博弈的原因，也是被这些力量博弈进一步强化出来的历史效果，正是在这一轮历史博弈基础上，从15/16世纪开始，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洲诸日耳曼王国逐渐出现由“纯粹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型。

在比同期欧洲诸日耳曼王国更富庶、更繁华、同样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气息的宋代，为什么最终没产生一种态势将中国从“纯粹皇朝国家”引领到向“民族中国”转型的轨道上去呢？历史研究应如何看待中西方历史这些方向性的分野？宋代，是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还是，宋代那会的中国压根还没发展出足以能引发政制转型的诸种必要社会条件？这些必要条件是什么？“作为法学的法律史研究”又该怎么评价这些历史分流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被这些问题困扰的我，从萧瀚老师《熙丰残照》这本新书里获得了很多有助于更深入理解前述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历史知识，他本是一位公法学者，现在写了一本宋史著作，这属于典型的跨界。跨界，展现了作者博雅的视野，也意味着在学术上他要面临更大挑战。读跨界的书也如此，作为一名法学教师，我对专业史学界就北宋历史尤其熙丰变法形成的诸多研究理路及学术传统不熟知，无法准确判断萧瀚老师研究进路与主流宋史研究理路之间的联结点或分歧点，本文仅谈谈本书给我个人带来的纯粹智识启发。

帝制中国皇朝的体制通病与北宋政治文化的特殊性

《熙丰残照》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总体叙事思路，我认为是该书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之一，它是在一个很宏阔的帝制中国所有皇朝的政治史总体图景中去把握北宋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其基本层次有三。

首先，总揽式地阐述了帝制中国两千多年所有皇朝的体制共性：即普遍患有一种叫作“皇朝中期综合征”的病，了解这个病的病理对理解北宋熙丰变法的成败得失极为关键。作者以中国历史上国祚接近或超过200年的六大主要朝代为例，分析指出帝制中国的皇朝中期综合征主要症候有：一个朝代经过开国后休养生息和早期积累，中期时走向经济繁荣、军事强盛、文化强势，统治者充满自信，“朝野上下一派舍我其谁的昏然顾盼自雄”的气象，但所有曾经不可一世的皇朝过不了多久都会陷入相似的各种内外危机，最后走向衰亡。这些帝国制度疾病是结构性的很顽固的，以致在1911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共和革命发生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真正成功的改革从根本上治好了这种病。

这个通病的具体病象在历朝历代不完全相同，但病理是一样的，主要包括但不限于：（1）对皇权没有建立起制度性的健康的制衡从而导致皇权恣意与滥用；（2）不受制度化限制的皇权没有制度化地解决皇位继承蕴含的政局风险，皇帝既要设置储君又要防备储君，因为权力的本性决定了储君也可能是削弱皇权的最重要力量；（3）皇权独大的权力格局造成历朝历代到本朝中期时在财政制度上都无法避免所谓“黄宗羲定律”，即在前代历次合并税制基础上不断重复征税，但对作为财政之源头活水的社会经济的管制又渐深，这导致历朝中期财政政策实际上无法长久。（4）官僚胥吏集团不仅腐败，并且权力触角弥漫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独占辖区治权的官僚胥吏集团却对皇权从来无法实现制衡。

第二，基于皇朝中期综合征这个判断，作者进一步分析帝制中国所有皇朝的重要改革呈现出的一般特征：即没有一个是从帝国民众的利益出发的，皇朝时期的所有改革通常不直接关乎人民的利益，所有改革的出发点无一例外都是帝国财政和维系皇权的需要。“正常的人类都无法相信，站着颐指气使的人会为了匍匐在自己面前的奴隶的利益而殚精竭虑，即使这些改革有惠及人民之处，但也只是改革目标本身的副产品、或附件。”

因为所有皇朝改革都不是为了真正刺激一个自由的经济社会的生长，因此帝制中国各代皇朝尽管发动过很多改革，但大多数改革都像是“泥足巨人的迈步”，帝国有巨人的气象，却是一个泥足巨人——泥足迈不过“皇权集权”这个硬关，因而“就不可能迈过不稳定的皇位继承，也不可能迈过与皇权集权相应的财政制度、更不可能迈过如蜘蛛网般无处不在的帝国官吏网络，这位泥足巨人走不出多远就会倒下。”

通过“皇朝中期综合征”这一诊断，形象地引出帝制中国历代皇朝走不出周期性衰亡定律。然而，更复杂的是，为什么古代中国总是走不出皇权集权的制度循环？这个追问会将我们带向更复杂的层面：绊倒泥足巨人的制度既是因，其实也是果，是什么的果？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熙丰残照》一个观点：那就是古代中国始终没有打破制度设想的天花板——“即使如宋代开国者赵匡胤等许多统治者都想到了要约束权力，但他们思考的终点是皇权，换句话说，一切权力都应当限制，但皇权除外，这就是他们制度设想的天花板。这样的天花板下，能够建成什么样的制度大厦，不必想也知道结果。”

在这样的思想天花板下，去看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重要改革，就会发现一个必然的悖论：“即改革需要权力，而权力应当受约束，不然会作恶，旧制权力如何通过适当的权力行动构筑一个既能约束权力又充满活力的健康制度，对于缺乏比较政治视野的古人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古人甚至根本不可能去思考这个问题。”这里的古人当然是指包括北宋在内的古代中国的人，有趣的是，放眼世界历史，在与北宋同期的西欧基督教—日耳曼西欧，出现了旨在挑战教皇绝对权力的正当性的政治冲突与思想争鸣，同期西欧生发出这一持续态势的动因又是从何而来呢？答案很复杂，从政治与法律上讲，彼时西欧封建制下世俗君主与各大封建领主享有基于其土地财产权而衍生出来的政治权力，是一个关键函数，也即是说彼时西欧历史地形成了一种能对抗任何教俗绝对权力中心的经济—社会结构。

这种基于财产权衍生出政治权力的经济—社会结构在古代中国即使不是从来都毫无踪影，也可以说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发育不全的，但这并不能推出经济—社会结构决定某个特定思想天花板这种单一决定论，因为经济基础单一因素决定论无法解释：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济-—社会结构本身又是所在社会相应思想观念的实践样态，无论秦以来的郡县制的中国还是中世纪封建制的西欧，都与中西社会当时的思想观念传统有关。因此，经济-社会结构与思想、伦理应该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

《熙丰残照》的思想天花板之喻可以表明，在思考帝制中国为何走不出治乱循环的原因时，作者并不完全赞同经济基础单一因素决定论，而是更倾向于在诸因素的互动结构中去考察这个总体问题以及北宋中期改革对解决这个问题有哪些特殊贡献这个分支问题。

第三，在以皇朝中期综合征为主要特点的皇朝政治史总体图景中，《熙丰残照》重点分析了宋代政治的两大特殊之处，这两个特殊之处都与观念或政治伦理有关。一是自北宋初年以来逐渐形成了以太祖誓言“不杀大臣和言官”为保障的“君臣共治天下”的权力哲学及士大夫文化，按照余英时先生的观点，这种共治天下的权力观乃是宋代能获得“后三代”美称的一个主要根据。宋代的共治传统到仁宗朝日趋成熟，以道侍君、人臣以公正为忠、从义而不从君的士大夫信条在这个时期真正长养起来，保障这些观念信条能长久并得到践行的一个保障措施就在宋代皇权奉行的不杀大臣和言官的善政传统。作者认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传统保留了大臣独立的个体人格，在中国政治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汉文帝、唐太宗虽然也有善待肱股的贤名，但他们没有能保留数百年的制度性的政治传统，从道不从君，在别的朝代只是句漂亮话，但在宋代则是士大夫们经常的实践。

另一个是在宋代尤其是北宋政治文化中，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均崇尚以和平的利益交易方式来达成共识与和平，而不是只知道以暴力去解决内政外交纷争，本书将这种重视用利益交换的方式去应付危机的思维概括为“独迈千古的贿买政治”，这种非暴力的处理问题的思维主要体现在：宋代有礼遇前朝宗室、善待旧臣、怀柔将领、建立厢军制度作为多功能的赈灾与民政机制、基于互惠互利的理念处理外交。

以后世眼光看，前面所指的政治宽容与后边所指的政治妥协，实际上恰是现代以来人类社会政治追求的两个文明指征，因为无论政治宽容还是政治妥协，都意味着想减少、避免血腥暴力。总的看，宋代政治文化上最重要特点是，通过重文抑武、分散事权、科举制等手段，建立了比较均衡的中央集权，相对宽容、温和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一个国祚时间最久、皇位继承相对平和、“民间造反量最少烈度最低”的宋代。

作者认为最关键的制度设置是，一方面，“中央政府更加集权了，通过新增转运使以及军事制度改革等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包括相府在内中央政府各机构的权力却比前代更为分散，同时独立的台谏制度也使得权臣至少在北宋很难出现，加上君臣共治天下、不杀言官、礼遇大臣等政治传统加持，宋代的中央集权并未走向明清时期那种“皇权集权”，这使得宋代士大夫官僚阶层有较大的政治发挥空间。

然而，《熙丰残照》充分注意到，宋代政治文明的成就从一开始就高度依赖于太祖太宗帝王个人开创的制度实验，这对帝王个人素养与性情都提出了苛刻要求，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种个人化程度很高的仁政。

何谓“个人化程度很高”——从这种仁政不是依靠自下而上、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的斗争得来的这个意义上，从这种仁政尽管也采取了一些制度化，但这些制度的根基不牢固这个意义上，都可以看出它是高度个人化的，因而带有偶然性，所以，“即便宋代总体的政治状况是相对文明的，也无法否认神宗朝、哲宗朝的扰攘与徽宗朝的黑暗，更无法否认南宋、高宗朝即开始了远比北宋复杂和不稳定、阴谋也更多的朝政。”

这就将问题推到了另一个层面：北宋开局以来相比前朝更加宽容、温和的政治伦理环境，是王安石这样的天才改革家得以涌现、并得到重用的一个历史前提，但，即使是在政治伦理宽容温和得多的北宋，制度化的制衡皇权的机制还是没能真正建立起来。放眼社会主流面，虽然文化风尚上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气息，但那依旧是皇权崇高至上那个思想天花板之下的微观变化，还只是微观的量变，在宏观的制度的质和观念结构的支柱上，“皇权至上”依旧处于绝对上风地位，这就是导致帝制中国所有皇朝的改革都摆脱不了本书所指的“补丁式改革”宿命的思想天花板。

“思想天花板”与“补丁式改革”，这是一组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回溯近现代中国百年革命史与政治发展，人们可以看到，那种思想天花板实际上还存在着，并且也深刻地影响着近现代中国的若干改革，决定着那些改革是不是也是补丁式的。

帝制中国最早构建民族国家的改革面临的体制障碍

《熙丰残照》隐含了一个认识，即只有同时把握帝制中国所有皇朝的通病和宋代政治独有的个性，才能公允地评价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全局性改革即熙丰变法（由熙宁变法加元丰改制两个阶段组成）的特殊意义。

以王安石为改革总设计师的这次北宋中期变革，既是作者从政—法视角去解答宋代政治个性之谜的一把钥匙，也是他走进改革总设计师精神世界的关键历史界面。在综合大量史评分析的基础上，作者还引入了经典宪政理论思维和制度经济学思维对熙丰变法的历史背景、思想基础、制度成果、成败得失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宪政理论思维和制度经济学思维的引入使本书与传统主流宋史研究会不同，但由于作者注意将理论的运用建立在对史实的公允评述基础之上，因而使该书作为史学论著的严肃性有保障，那些不同于主流史学的理论剖析则为其增添了思想个性。

作者认为“熙丰变法是中国帝制时代最后一次朝廷在皇朝中期就进行的大规模的全局性的自我改革，此后就没有了，延续2100多年的皇权官僚帝国，无论征诸前史，还是求诸后世，都可明了在一个长期封闭的帝国体系内，观念变革的困难”。帝制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改革要到20世纪初的晚晴新政，与北宋中期改革相距近九百年。关于北宋中期变革的研究很多，本书的独特看法是，无论王安石提出的那么多一揽子变法举措的实效如何，都不能否认他的改革思想在实质上已经接近一种“准民族国家”构想，这是这位改革者的伟大之处和这场改革的历史意义所在。

本书勾画出的王安石的精神气节、政治理念、道德文章，引起笔者不少联想。按照作者对熙宁变法主要内容（十六项主要变法措施）的解读，被梁启超先生誉为千古第一高人的王安石，到底高在哪呢？是他颇像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因为他意欲通过青苗法和市易法建立宋版国有银行去支持农业、刺激商业发展；通过保甲法构建宋版公共安全机制，通过保马法去建立一种准政府采购机制；通过重禄法建立吏士合一的职业公务员制度，通过太学三舍法打造全新的文化教育制度。还是，因为他同时又有点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斯密式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不仅坚决反对禁榷制并推行解除铜禁的自由政策，而且已经充分意识并力求去实践——皇朝的财政开源能否建基于有利于刺激经济发展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熙丰残照》对变法主要内容与实施情况包括面临的反对、阻挠进行了细致分析，作者并不认为王安石是凯恩斯式的国家干预主义者，也不同意将其归为斯密式的自由主义者，但作者坚决反对将王安石视为法家式的国家主义者，因为从王安石治国理政的总体理想与他推行的变法措施综合看，在政治思想上，他是向往内圣外王的儒家典范，是反对空谈心性之学，重视专业才学的新儒家；在经济思想上，他是极力推崇朝廷与人民应当分利的国与民分利主义者；在文化教育上，是懂得要创设武学、律学、医学等专业学科去培养多元化人才的良相，推进政府官员专业化，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思想与实践，类似的举措第二次出现在中国，要到20世纪初清末改革。

《熙丰残照》认为王安石意欲推行的政治、军事改革和财政经济政策实乃一种“经邦济世”的超前构想，旨在构建一种接近后世“民族国家”意象的全方位的国家制度架构，以超越纯粹皇朝国家的窠臼。

如果用一种现代政治学与法学思维去理解，按照王安石改革那套政策构想打造出来的国家，虽然要继续保有皇权，但改革后的皇权不再是绝对专制主义的统治路子了，而是一种更理想的皇权——它是一种必要的政治集权或中央集权的形式，但它不是绝对的皇权集权，而是一种以皇权为支点之一的均衡的中央集权，它应依靠一套更理性更务实的官僚制度，即一套不排斥技术思维的忠于法律的理性官僚制，而不再是一套只知道忠于皇帝个人的家产官僚制；它应秉持“一道德、同风俗”的国家—社会伦理共识、由皇帝与了解地方实际情况的务实的士大夫们共治；它应该允许中央政府（朝廷）、各地官府与百姓共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红利、应该不拘一格培养启用多样化的专业人才。

然而，这种准民族国家改革构想即使在政治文化相对很先进的宋代，也还是太超前了，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有的变法措施不仅莫名其妙，而且根本就是一种可怕的很坏的“破坏”，尽管在现代人看来，那些措施可能有点像是熊彼特意义上那种“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即一切能冲击传统观念与制度机制、孕育新的观念与制度机制从而带来持续增长的力量。

由于直接推动改革的关键人物宋朝皇帝宋神宗和宰相王安石所处时代观念水位的限制和宋代皇朝体制必然还有的内在局限——包括神宗随着年岁增长专制思想也日增，这场改革总体上是“失败了”，甚至注定是会失败的。如《王安石“强辩”考》一书所言，“北宋政治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这个时代和这套制度竟能允许王安石、司马光这样的儒家理想主义者升到真正左右国家命运的高位，并且在获得权势的过程中，他们几乎没有受到权力腐化的侵蚀，单是这一点，北宋政治也足以得到很高的评价。”然而，北宋政治中出现的那些了不起的特殊性还是不足以改变一个政治的基本底盘：北宋毕竟也还是同样携带了导致“皇朝中期综合征”病理的一个中国皇朝，皇权依旧是至高无上的所在，遇到有的皇帝，可能有时会主动地不专权，但只要皇帝想要专权起来，那也是没什么能阻挡得住的。

因此，也许，给王安石戴上任何一种主义的帽子，都不如给他戴上孤勇者这顶帽子形象。在改革措施失去皇帝个人直接的政治支持、无法得到推行的意义上，变革注定要失败，他注定要承受误解与谩骂。本书运用制度经济学思维分析了宋神宗为何没能将自己和王安石在熙丰变法中的“专用性政治人力资本”转化为“通用性的政治人力资本”，从而使得他们这一对君臣组合打造的机制在神宗驾崩后很快变为了毫无价值的政治资产。众所周知，史学上对熙丰变法评价呈现非常两极化，梁启超先生眼里华夏民族千古第一高人，在反对变法者的人眼里成为了千古第一小人、甚至第一罪人，评价的极端化也从侧面反映那场变法的复杂性与全局性。

不过，如果从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措施及理念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深远而无形影响看，他非但没有失败，而是成功了。改革总设计师的治国理政的理念精神一直被后世研究、缅怀，君不见当下中国农业银行在“金融助力春耕备耕”的官方宣传中还将一代宗师王安石请出来作形象大使，为何？因为他变法中推出的《青苗法》被公认是中国古代史第一次运用金融思维减轻农民负担的经济改革，试想，帝制中国历史上还能找出第二个有这样思维的士大夫吗？

借对熙丰变法实效和复杂后续负面与正面影响的分析，萧瀚老师表达了一种富有洞见的改革观：“许多史家独以权力上的成败论成败，是对改革成败评价的扭曲。一项行之有效的好制度被撤销，只能说它在政治上失败了，并不是改革本身没有成果，相反，一项糟糕的改革措施即使在权力支持下长期推行，也并不能表明它是成功的改革。”

包容性政治制度：从《熙丰残照》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的繁荣之道

《熙丰残照》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罗宾逊撰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看上去是完全不搭界的两本书，然而，如果潜入到前者思维的深处，则可以说《熙丰残照》以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方式演绎了后者阐述的制度选择决定繁荣增长与否的理论。本文最后一部分结合阿西莫格鲁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基本理论阐释《熙丰残照》最深层的家国关怀。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指出每个社会都是由国家和公民共同形成和实施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制度推动的，但决定了人们生活在什么样的经济制度下的却是政治过程与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成文的宪法，也不限于社会是否是民主社会，它们涉及国家治理的权力与能力，决定政治权力如何分配的因素包括：不同社会集团集体行动追求自己的目标或者阻止其他人追求其目标的能力，这些政治制度决定国家的成败和社会的贫富。

这本书是经济学著作，却带有浓郁的历史和政治色彩，诚如该书提到的经济学家阿巴勒纳（Abba Lerner）所言，经济学是在选择解决政治问题作为其研究领域后获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称号的，尽管经济学同时也假定：即使政治问题解决了也不能得出对世界不平等的全部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依旧认为，实现繁荣依赖于解决某些基本的政治问题，因为解释世界的不平等仍然需要经济学首先去了解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及社会安排如何影响了经济激励和行为。

通过选取古往今来世界各种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即繁荣还是贫困）作为素材，阿西莫格鲁们推演了一系列富有意义的命题：（1）经济制度对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非常重要；（2）但是，是政治和政治制度决定了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3）传统经济学不研究政治学实属不当，因为政治与政治制度对解释世界不平等和各国内政层面各种不平等实际上比经济制度极其重要。（4）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最终都是社会的选择，制度可能是包容性的、鼓励经济增长的；也可能是汲取性的，阻碍经济增长的。当一个国家存在妨碍经济增长的汲取性政治制度所支持的汲取性经济制度时，国家就会失败，社会就无法实现持续的繁荣增长。（5）包容性经济制度与汲取性经济制度相对，是在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包容性制度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但是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对有些人或利益集团而言建立汲取性制度会富裕得多，那么，当存在制度冲突时会出现什么结果就取决于哪些人或集团赢得了政治博弈，谁会在经济制度抉择中胜出取决于政治权力在社会中的分配。（6）包容性政治制度把政治权力广泛分散于社会并限制权力的滥用，它使得篡权和破坏包容性制度的基础更加困难，控制政治权力者不能够轻易运用这种权力为他们自己的利益建立汲取性经济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使资源分配更加平等，因而反过来有利于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存续。

阿西莫格鲁等将同时能满足政治集权和政治多元的政治制度视为包容性政治秩序的两根必要支柱，只要其中一个条件不满足，就被称作汲取性政治制度。需要说明，他们所指的足够的必要的政治集权是指：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政府体系和法律秩序，而不是指政治权力和政府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

这个理论框架对解释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繁荣增长颇有价值，中国自帝制时期以来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发展出了坚固的政治集权，即已经有了具有足够权威的政治与政府体系，这是支持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但政治集权绝不是持续繁荣增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因此借鉴新制度经济学思维又可以进一步解释帝制中国之所以走不出成长衰微周期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帝制中国严重欠缺政治多元，即帝制时代中国社会各阶级严重缺少进入政治权力决策的制度化机制及平台。按照阿西莫格鲁等对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基本定义，帝制中国皇朝政治制度毫无疑问属于汲取性政治制度，至少不是包容性政治制度。汲取性制度下也会有增长，但这种增长在性质上不同于包容性制度引发的增长，最重要的是它不可持续，就其性质而言，汲取性制度不能容忍有“创造性破坏”之效的变革，并且最多只能产生有限的技术进步，因此这种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只能达到有限的规模。简言之，政治制度的选择，是研究一个国家成败原因的核心。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这些基本理论能有效呼应《熙丰残照》通过历史叙事演绎的历史难题：汲取性政治制度基础上的帝制中国会有阶段性增长，但因为汲取性政治制度无法支撑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育，因此帝制中国的阶段性增长也会阶段性地停滞。如果在停滞后的阶段能出现哪怕一丁点有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过程，停滞的局面都能有所缓和。然而，历史的无情在于，不是每个关键节点都能导致成功的政治革命或促使政治朝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很多时候一场激进改革发生后的结果不过是一个皇朝被另一个皇朝取代，进而陷入特别有害的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看，帝制中国的国史也是检验寡头铁律之有效性的历史。正如阿西莫格鲁等指出的，政治制度没有理由自动多元化，同样，也不存在集权政治自然变化的倾向，真正要走出恶性循环，一个必要前提是观念的根本转变，也就是《熙丰残照》所说的思想的天花板必须被打破，然而悖论在于，这首先需要有政治宽容。

《熙丰残照》考察帝制中国皇朝体制通病时，明确区分了中央集权和皇权集权，这个区分非常有必要、有意义，根据前述新制度经济学思想，适度的中央集权都是一个社会繁荣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皇权集权”不是，皇权集权本质上是不能容忍政治多元主义的绝对集权，因而是影响一个社会繁荣与增长的政治阻碍。秦以来中国古代的皇帝，都没有建立严格限制皇权的刚性的制度。除了皇权可以为所欲为，其他权力至少在理论上都丧失了独立自主恣意妄为的能力。只要没有外在的硬性约束，掌权者鲜有谨慎节制善用权力的能力，在宋代后越来越加剧的“皇权集权”过程中，受损最深的除了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能动性与独立性，首当其冲的是人民。帝制中国皇朝体制通病的衍生后果是：“永远没有权力的始终是人民”，由于在这种汲取性政治制度下无法发展出包容性的经济制度，因此元明清时代中国社会即使有过短暂的增长，但繁荣终究无法持续。

既有政治集权又有政治多元的政治制度，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标配，唯有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才可能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而唯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才会带来持久的繁荣增长，这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反复阐述的繁荣增长逻辑，作者们运用了古今中外世界各大洲历史上各种繁荣增长的样本与各种贫困停滞的样本，也多次提到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繁荣的根本原因，该书第八章的有关论述表明这两位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也了解到中国宋代既有特殊性又有所有其他皇朝的一些体制共性。

他们写到：“中国宋朝的经济增长是在汲取性制度下实现的，在社会中，除了皇帝，没有其他集团的政治代表，也没有类似议会或国会的制度。在中国，商人的处境总是缺乏稳定性……在宋朝之后的明清时期，国家的权力收紧了。从根源上说，这是汲取性制度通常具有的逻辑。由于绝大多数的统治者掌控着汲取性制度，所以中国专制的皇帝们反对变革，他们寻求稳定，从本质上讲就是害怕创造性破坏……不仅是明朝、清朝的统治者们相信这一点，宋朝的统治者们也有此观点。尽管他们愿意自主技术创新，允许更大程度的商业自由，但是前提条件是一切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也许是因为文化与语言的隔膜、限制，他们看上去并不知悉北宋曾有过一场带有“创造性破坏”色彩的全局性的制度变革，《熙丰残照》一书带着历史深处的忧虑对北宋中期改革进行的历史分析可谓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增添了一个关于古代中国增长与停滞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