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 | 死魂灵——读徐干生《复归的素人》

（徐干生《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新星出版社，2010）

这本《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是著名学者、作家徐贲为父亲徐干生（1920-1998）编的一本文集，书中收录了他父亲在三个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六十年代所作的检查和交代材料，以及文革后的文章与译作。徐贲为文集所写的“编者序言”写得很好，但全书最打动人的是第三部分的一篇回忆文章《“文革”亲历纪略》，可以说是我读到的关于那个年代最好的个人回忆。

文集的作者徐干生先生是四十年代武汉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从介绍看大概可以归入当时的文艺青年，曾有散文和诗歌发表于报刊。按他后来的自述，在这一时期，他“对政治不感兴趣，而专心于西方文学，对逃避现实的唯美派文学感到沉醉。”

五十年代徐先生在苏高中（就是著名的苏州中学）做英语教师。1955年他曾经有过通信的一位文友曾卓成了胡风分子，他因此受到追查，由此他感知到危险，早早停止了文学写作，从此以一种完全顺从、甚至可以说是唾面自干的方式应对不断袭来的政治风暴——用徐贲在“前言”里的话说，就是“一个不得不在险恶的世路上周旋应付的可怜虫”——然而，他还是不能躲过1966年来临的风暴。

大概要感谢作者曾经是个作家，也感谢他心如槁木，不抱改善的希望，这篇《亲历记略》写得特别真实，让后来者能够身临其境去体会，那个时代对这些“牛鬼蛇神”造成的氛围。

比如他写到一位中学同事丁文功因为被人揭发、感到害怕而“畏罪自杀”，全家人知道之后，妻子儿女对他尤其多了一份担心惦念，那种亲人生死难卜的感觉令人读之凄然：

我每天早晨在路旁和妻子分手的时候，她总是犹豫踌躇，竭力装成无忧无虑的样子，叫我早去早回，其实很害怕我像丁文功那样轻生。七月中下旬，晚间规定到校学习，也就是各种形式的斗争。我的妻子总是带着我的长女到书院巷口等我回家。转角处有两根电信木，她们就躲在后面，以免被熟人看见。等得时间太长时，我的长女往往壮起胆子溜到苏州医学院的围墙阴影下进行侦伺。看看苏高中大门外是否有红卫兵在站岗警卫，借以判断斗争会是否已经结束。只要看到我的身影已经从三元坊口出现，母女两人就会悄悄迎上我，伴我回家，而我的岳母和另三个儿女必定都在等着我们。

在经历1966年文革初期的冲击和批斗之后，接下来半年里作者处于一种对外的隔绝状态中，这在《纪略》里也有清楚的描述：

我不记得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到七月二十日之间的这半年多时间内，曾经和苏高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点过一次头，这是我一生中一个奇异的经验。最大程度的孤立使我变成了一个彻底孤独的校园幽灵，独自在我心灵的囹圄里徘徊。

文章中这样生动的记述还有很多，难得作者如实记录下这些场景细节，让我们瞬间体会到了时代的那种氛围。说来荒诞的是，他能作如此清晰的记录，竟是得益于那期间他被要求写下的“汇报材料”，如他所言，“足够帮助我回忆并理清当时发生到我身上的若干重要事项。”

不过《纪略》最可贵之处还不在于记述真实感人，相比起来，更令人久久不能忘怀的是作者记录时的心态，由此传递给我们一种其他作品几乎没有的体验。

读完全文，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此前极少得到展现的人物：他在那个时代，绝非勇士和先驱，不具备他们的非凡勇气挺身而出、勇敢斗争；他也不是有信仰的教徒，可以把现世的磨难当成考验，知道未来还有幸福可以指望；他甚至不如那些有意无意施加迫害的人，他们还有强大的信仰作为支撑。他无依无靠，内在地没有任何信仰、真理或历史规律来武装他，以使他更好地承受苦难、度过苦难。

他仅有的是一点人文的素养，但这种素养不足以提供防御抵挡伤害。我们和他一样都看明白了，他只是一种可怜的生物，最重要的只是生存，哪怕是卑微地生存。

但他有一点最大的好处，就是真实、不装。他看清自己的处境，不抱一丝幻想，尤其是不对通过自己力量来改变命运报一丝希望。即使在文革之后，在他提笔写作之时，他也依然真诚，不想把自己装饰得更为高大，更像一个人。大概唯有这样的清醒，才使他愿意看清自己的卑微处境，拒绝了他同胞所习惯的心灵的麻醉；而首先地，就是不怯于如实地记录这一切。

所以在迫害发生的关头，当一位老教师私下跟他说要挺住、不要自杀，进而说出“把这场戏看完”这样通常算是鼓舞人心的话时，他一方面对对方的好意铭感于心，另一方面他丝毫不认为“把戏看完”这种“豪言壮语”符合自己当时的心情。他要活着，只为了活着本身（最多还有为他的亲人），而别无其他志向：

我之所以不愿求死，仅仅是因为不忍抛妻撇子。真正的仁人舍生忘死，不惜身试斧钺来反抗强暴。知耻的勇士以弃世来拒绝不义，绝望的弱者则以自杀来逃避痛苦。我是一个彻底的懦夫，能够采取的做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恬着脸不顾羞耻，来偷生人世。我的血管里流淌着奴性之血，够我维持下半世的生命。我毫不介意世人的讪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自动走进埋冤岛上的枉死城，参加那里的自杀人群。

这些都出自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在晚年写下的回忆文字。我们可以说我们能读懂它，但真的能体会它吗？

整个文章的感觉，像是一个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死魂灵，在云端记录自己肉体遭逢的一切；或者说，像是在彼岸世界提供的一份交代材料（就像他在此世写过的无数材料一样），为了把他身上发生的一切交代清楚。

正是这里，他又让我们感到，在脊梁被压弯处却仍有一小段隐蔽地挺立着。他的顺从不意味着他接受了一切，不意味着思想和内心的随波逐流；相反，他是把他所有敏锐的感官都封闭起来不用，只用肉体承受一切，只让时代的烙印打在他的肉体之上。他是清醒着度过那个时代的，他知道自己在承受什么。

也正是在这里，他让我想到索尔仁尼琴小说《癌病房》里的一位知识分子舒路宾。小说里，当主人公奥列格问他：“请问，在您低头折腰、背弃信仰的二十五年间，您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思考过了吗?”

“是的。我背弃了信仰，但不断在思考，”舒路宾机械地回答，没有一点表情，声音愈来愈微弱，“我把书往炉子里塞，也不断在思考。怎么？难道我付出了痛苦、背叛的代价，连一点点思考的权利都换不到？……”

在他们身上，我隐隐看到自己在那个年代可能的一种生活。

最后，献上埃利·威塞尔回忆他在集中营囚禁生活的一段话，献给那些消逝的、无声无息的灵魂：

我们根本无法思考任何事情。我们的感官变得迟钝，一切都像雾一样模糊不清。我们再也无法抓住任何东西。自我保护的本能、自卫的本能、自尊的本能全都抛弃了我们。在最终清醒的那一刻，我似乎觉得我们是在那个幽暗世界游荡的被诅咒的灵魂，注定要一直游荡在虚空里，直到人类最后的世代，寻求救赎，寻求遗忘——但却没有希望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