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思 | 我的困而知之
《顶残：中国市场和产权的构造及逻辑》自序
編者按：“我辈幸也不幸，生在思想管控空前严厉的时代，校内外所学纯是官方理论，而所学与所见往往相悖：柳叶名下见到的却是松针，明明是松枝却标为藤条。于是，大半生的纠结困惑，几十年的注意力，化为几本不受官方待见的小书——在AI眼里，不过是某套坐标系中几个小点和几道连线的增补修改。”本文為吳思最新著作自序。本書在日本出版，購買點擊鏈接。
我生于1957年，今年67岁了。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两年在农村人民公社当大队副书记兼生产队指导员，十年在《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两年在《桥》杂志当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十七年在《炎黄春秋》杂志社当执行主编、总编辑和常务社长，四年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当理事长。
《炎黄春秋》是一本关于中国现当代史的民办杂志，与同类相比，当时在中国的影响力数一数二，2016年被官方接管，寿终正寝了。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家民间智库，201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世界各地智库排名中居于103位，2019年被官方取缔了。我的手臭，我主持过的四五家机构都不得善终。
我出过的三本关于中国历史的书：《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每本书的销路都不错，可惜《陈永贵》和《血酬定律》不让再出了。
我写作计划中第四本书，应该叫《官家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型》。“官家主义”这个概念是我独创的。借助这个概念，复杂漫长的中国历史，可以看作一种简明的逻辑结构的展开。这个模型，我断断续续做了20年，大升级五次，小升级无数。涉及官家主义经济体制时，我一度陷入一知半解的茫茫昏暗，史料多得令人生畏，我也徘徊踌躇，不敢动笔。2020年，迷茫被一个简单问题砸中击穿，这个问题引出的一连串问题吸引我追踪了三四年，最后的成果就是眼前的这本《顶残》。
第一个人生困惑和第一本书
年轻的时候，我对历史不感兴趣。我的本科专业是中国文学。深入中国社会后产生的人生困惑一步一步把我引向了历史。
我的第一个人生困惑是关于“人民公社”或“公有制”的。
1976年初，我高中毕业，到农村人民公社“插队落户”。这是毛泽东时代的专有名词。许多当时的专有名词已经随着本体构造的消散逐渐被人遗忘。年轻读者不妨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想象为一所大兵营，在农业战线，农村人民公社好比一个团，下边的生产大队是一个营，生产小队是一个连——五六十户人家，二三百人。城市的工商业战线缺乏就业岗位，城市中学毕业生就像新兵一样被派遣到农村的生产队里插队落户，这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卷入这场运动的大约有1800万中学毕业生，我就是其中一个。
当时农业战线最著名的团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领导人叫陈永贵。他能让社员认真干活，“斗私批修”，擅长启发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他自己也带头苦干，在大寨的山坡上修建成一排排长城一般雄伟壮观的梯田，粮食大增产，他也被提拔为中国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共产党和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认真学大寨，中国农村就会繁荣起来，一代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新人也会成长起来。有心人还能看出一句潜台词：立功者受赏，可能像陈永贵那样飞黄腾达。
我很想建功立业，但有一大困惑：官方描述的情景和许诺的前景，和我实际看到的大不一样。我在农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公社社员在公家的地里普遍偷懒，在自家庭院和自留地里才认真干活。全面怠工导致农民穷得吃不饱饭，我们都吃不饱。我后来当了生产队指导员，近似农业产业军的连指导员，但我再怎么带头苦干，再怎么宣传启发鼓动，也不管多大用。农民照样在公田里偷懒。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说法，情况应该正好相反。
我问一位老贫农为什么不好好干活，他反问我：有我多少？我说你是集体的主人啊，劳动果实都归你。他不回答，根本就不理睬我。在普遍怠工的氛围中，我看不到任何乐观前景。大寨之路似乎走不通。我估计，世界各国的国营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类似的问题。后来，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改革开放，把公家的土地分到各家各户，在自家的土地上，“自作自受”了，农民立刻好好干活了。农业大丰收，全国人民都能吃饱了。
我想理解自己的失败、毛泽东的失败、大寨和陈永贵的局部成功和全局失败，于是追究历史，用两年时间写了一本陈永贵传记，大致了解了毛泽东时代的农业政策史和人民公社史。我的困惑和个人失败第一次把我引向了历史。
历史告诉我什么了？传记是用事实和故事解答困惑的。如果非要提炼出一句话作为答案，这句话就是：财富创造与自由正相关。自由在此的定义是：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自作自受”，多干多得，少干少得。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自由是一种约束条件下的激励机制。
那位老贫农问我，有他多少？我用官方灌输给我们的集体主人翁之类的大话回答他，他不理睬我。十多年后，有了一点西方经济学关于“集体行动”和“搭便车”的知识，我才明白，我们生产队有57户人家，劳动果实大体由57户均分，我们刨土翻地播种，57镐只有他家一镐，反过来，他少刨57镐只损失一镐。这种“自作而他受”的制度很有力地激励偷懒、惩罚勤劳。干部带头苦干或许可以感召一些人多刨两镐，思想教育和道德鼓动或许可以激励另外一些人多刨十镐八镐，阶级斗争和各种批评处罚或许可以迫使更多的人多刨二三十镐，但“自作自受”的缺口仍然难以补足。
再说，干部又不是地主，多打的粮食也不归自己，管理者凭什么多刨几镐还要去批评人得罪人？职务升迁可以激励国企的官僚代理人，但国企管理人的责任心远不如民企老板。更何况，中国农民户口不能“转干”，大队书记与公社书记之间隔着一道身份鸿沟，只有极个别陈永贵式的明星能跳过去，升官激励的效力还比不上国企。
总之，这套激励机制层层有缺，不能形成闭环。陈永贵的成功表明，短期内局部缺口是可以用非经济手段填补的。大寨模式的失败表明，长期大范围填补缺口近乎乌托邦之梦。共产党和毛主席说得再美好，再高尚，实际结果都是大面积的怠工和贫穷。
“财富创造与自由正相关”，这句话，我称之为“自由定律”。写完陈永贵传记17年后，我奉命写一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文章，再次追究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失败和邓小平的成功。这些共产党的领袖气魄惊人，拿中国做社会主义试验田，拿几亿民众当小白鼠。试验的规模如此之大，试验时间持续了一两代人，试验报告呢？我细读官方文件和高官讲话，好比回顾试验前提出的假说、预言、许诺和结果，试图补写一份试验报告。在这份试验报告里，我提炼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自由度与财富创造的这种相关性。相关度有多少呢？在当今世界，相关度将近80%。这个论证过程说来复杂，以后有机会再细说。
以上就是我的第一大困惑和第一本历史书的来历。
第二个人生困惑和第二本书
我的第二大人生困惑是关于中国社会真实运行规则的。
1982年，我大学毕业之后到《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当时人民公社制度正在解体，农田分到一家一户。公有产权转向私有了，农民认真干活了，但市场制度尚未建立健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在这种体制下，农民生产的大部分粮食必须以低价卖给国家，与此相应，农民到供销社也可以低价买到化肥。两者的数量挂钩。但这只是名义上的规定。《农民日报》的读者来信说，他们按规定交售了低价粮食，却买不到低价化肥。大部分低价化肥都流到市场上卖高价了。
我们三个记者追踪调查了一个月，发现农民说得对，政府明文规定的正式规则并不管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中央政府掌握了全国的化肥资源，按计划分配到各省市县，哪个省市县收购的低价粮食多，分到的低价化肥也多。但每一层官僚都会把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化肥批给自己的亲朋好友。谁能批，谁不能批，什么官能批多少，占多大比例，都有一套官场内部的规矩。如此层层批下来，农民在供销社里就见不到低价化肥了，绝大多数化肥是在自由市场上用高价买到的。后来，追踪化肥流向的报道发表了，还获得了当年的全国好新闻奖，中纪委和商业部也介入调查了，批条子的一位官员还被撤职了，重申了制度规定，但是，多年之后，条子依然在批，官方规定依然不管用。
从局部看，我成功了，好比陈永贵的局部成功。从全局看，我失败了，好比大寨模式在全国的失败。当时我的困惑是：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际看到的规矩与政府的明文规定，差距如此之大，生命力如此顽强，莫非，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是这种情况吗？中国社会真实的运行规则到底是这么？怎么称呼它们？它们又是怎么产生、怎么改变、怎么消失的？
如果写新闻报道，弄清楚一件事或许要好几个月，从头到尾跟踪下来或许要好几年，还会遇到各种政治经济障碍。如果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呢？几个月的时间，足够我看清楚某个领域的真实规则的生死轮回。这种性价比优势，再次把我引向了历史研究。中国的历史记载非常丰富，官方的私人的都有，一辈子也读不完。我就钻到这些记载里了。这一轮研究用了我四五年的时间，成果是我杜撰的一个汉语新词“潜规则”，还有十几篇相关文章。
所谓潜规则，就是一套不能明说的规矩。不明说，因为这套规矩既不道德也不那么合法。在中国历史上，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套规矩，而不是官方冠冕堂皇宣布的种种法规，支配着社会运行。但这套不明说的规矩到底是什么，怎么产生的，一直没有专著讨论过。《潜规则》是2001年年初出版的，风行一时，第二年被禁，2009年出了修订版，至今销量超过百万册。潜规则这个汉语新词，2001年底，谷歌搜索只有550个结果，现在百度搜索超过一亿。由此看来，我的困惑，我在表达时遇到的词语困难，其实也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困惑和困难。我给出的答案，也成了大众广泛接受的答案。
第三个困惑和第三本书
我的第三个困惑是造就潜规则的力量。直接说最后结论：那就是暴力。
刚才说了化肥分配的潜规则，大致是依据资源掌握者权力的大小批出大大小小的条子。这是依据权力大小截留中央承诺给农民的利益。另外一大类潜规则，不是截留中央政府往下分配的利益，而是各级官员依据他们盘剥底层民众的能力的大小，搜刮民众获取利益。例如，按照法律规定，农民上缴的皇粮占产量的3.3%，但实际征收的数量有时竟高达十倍。这种法规与现实的悬殊差距不仅见于历史记载。1999年-2005年，我两次参加全国两个省四个县300家农户的调查访谈，坐在农民家里一笔一笔地细算，中共中央三令五申农民上缴的税费不得超过总收入的5%，实际上普遍达到了20-25%，高出四五倍。
潜规则既不道德又不那么合法，为什么如此大行其道？因为收税合法，抗税有罪，古代不按时交钱粮可以打板子催逼。官吏用斗收粮，可以淋尖、踢斛、加征鼠耗、仓库保管费等等，这些手段一起上，多收百分之三五十很容易。还可以每天只收三四个小时，让远道而来的农民排队数日，为了省时省钱不得不行贿托人早收。这类手段在历史记载中可以找到数十种。我把官员利用这些合法或不必违法的手段多收税费的能力，称为合法伤害权。更准确的说法是“低成本伤害权”：谁不按时完粮纳税，就抓到衙门里打一顿板子。隔上五天十天再催再打，这一切都是合法的。借助这些国家权力，代理人乘机受贿、多收、多罚款，还可以搭合法之车乱收费。农民反抗官府的成本很高，风险很大，成功率很低，于是低头认账，潜规则由此形成。
那么，合法伤害权是怎么来的？统治权是怎么来的？在中国两千多年轮回登场的十几个王朝里，政权的更替全凭武力。用中国古话说，就是“打天下坐江山”。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暴力团伙流血拼命，扫清敌手，打天下坐江山，然后立法定规，获取利益。
如何称呼这种收益？劳动要素带来的收益叫工资，土地要素带来的收益叫地租，资本要素带来的收益叫利息。暴力要素带来的收益叫什么？汉语里没有这个词，但确实有这种东西，我就自己造了一个汉语新词：血酬。中国土匪的江湖黑话称钱为“血”，我办杂志，每个月发稿酬，于是我把这两个字合并起来，这就是血酬。血酬就是流血拼命暴力掠夺的收益。
什么时候会有暴力掠夺呢？在暴力掠夺的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这就是血酬定律。这里涉及生命与生存资源的关系的换算，涉及流血拼命与流汗劳动的关系的换算，还涉及良心和价值观与成本收益的关系，这里不细说。我想强调的是，在追究潜规则形成背后的力量、深入分析潜规则形成的成本和收益的时候，我看到了血酬，找到了血酬定律。2004年，我写成了一本书，对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做案例分析，描述了血酬定律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书名就是《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这本书和《潜规则》一道，在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30本书，在2018年又入选改革开放40年的40本书。但《血酬定律》比《潜规则》更深入一些，十多年前已不让再印。
第四个困惑和第四本书
我的第四个困惑是：中国到底算什么社会？换个大问法：我们到底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写完《潜规则》之后，我好像戴上了一副眼镜，通过这副眼镜看到的中国，大不同于官方描述的中国。写完《血酬定律》之后，我好像有了一架X光机，通过X光透视看到的中国，古往今来的内脏和骨骼结构居然一样。对比欧洲，对比俄国、中亚、西亚和南亚这些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却有许多重大的不同。由此产生的困惑是：对比欧洲的绝对主义，从西亚到南亚的专制主义，中国应该如何称呼？
2004年，《血酬定律》出版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一个词，这就是“官家主义”。20多年来，我断断续续地追究官家主义在各方面的表现和特征，最后成果就是《官家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个模型》。
前边说了，《顶残》只是官家主义模型中与经济制度建构有关的部分，属于官家主义大树的经济分枝，为了模型的完整不能不写。
在中国经济史领域，西汉桓宽的《盐铁论》是绕不开的存在，我对官家与盐商和私盐贩子的三方斗法也很感兴趣，隐约闻到了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味道。但这种兴趣与以往的困惑不同，缺乏个人失败的痛感和经验基础。2020年的一天，我和卖书的朋友聊天，听到书号大幅削减和出版市场“总量控制”的几个数字，一个问题猛然砸中了我：这叫什么市场？电光一闪，几十年在媒体领域的摸爬滚打、一次又一次失败、种种个人经验，突然与流行的经济学理论和古代经济史联系起来了。顺着这条路，我可以在个人经历中理解官家、盐商和私盐贩子的三方斗法，也可以在汉武帝的盐铁垄断之中看到我亲身体验过的统购统销和媒体管制，还可以拿实际经验对比考察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如此简单的问题，如此明显的联系，这么多年我怎么都没想到？真所谓骑驴找驴，骑马找马，天安门前找北京。“困而知之”甚至“困而不知”的三等钝才（注釋1）就是这样吧。
“认出北京”之后，我从最熟悉的出版市场切入，以切身体验支撑，追溯以往，古今互证互补，一发不可收拾，将计划中的五六千字写到了六万多字。眼看官家主义的经济分枝比树干还粗大了，不成体统，于是先截下来发表。2023年7月，首发于台湾的《思想》杂志，后来又补充了三万多字，将一篇长文做成了眼前的这本小书。
第五大困惑和未来的第五本书
我现在的困惑，第五大困惑，就是中国未来会怎么走。这是当代很多中国人心中的大困惑：一个专制甚至独裁的政权，怎样才能完成宪政民主转型？指望这个政权主导转型，自己革自己的命，岂非与虎谋皮？在逻辑上如何可能？至于民间主导转型，在民众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条件下，面对高科技武装起来的政权，一个对民众运动严防死守、露头就打的政权，在逻辑上又如何可能？
要解答这些困惑，必须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和问题，还要对照中国历代王朝兴衰循环，对照世界各国的转型史。官家主义模型恰好提供了便于深入分析和全面对比的框架。借助这个框架，我理清了官家主义转型的逻辑，解释了中共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得出了一个自以为逻辑严谨的结论或预测，即中国宪政民主转型的前景非常乐观，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官变或来自上层的革命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第五大困惑的全面深入的分析讨论，属于《官家主义》专著的内容，这本专著尚未完成。本书编辑张适之先生建议我介绍一下官家主义模型，简笔勾勒那棵长出顶残式经济分枝的大树。2023年，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做过一次演讲，介绍官家主义模型，讲稿篇幅不过七八千字。遵照编辑建议稍加增删，代为本书后记，还可以看作《顶残》的中国史及世界史背景。
我到底在折腾什么
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读到一段“拆解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的文字：“在人工智能眼中，收到的信息并不是人类语言所呈现的形式，而是一种数学模型。如果把人工智能看做一种生命体，那么在它的意识里，万事万物，每一个概念，都是一个立体多维坐标中的某个点。”（注釋2）我忽然意识到，我所杜撰的概念，所做的历史描述和分析，其实都在辨析立体多维世界中的“某个点”，确认文明进化树上某个枝杈某片树叶的坐标，再给它取个名字或换个名字——假如旧名不妥的话。定律和公式之类，就是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好比连接叶片的枝条。
我辈幸也不幸，生在思想管控空前严厉的时代，校内外所学纯是官方理论，而所学与所见往往相悖：柳叶名下见到的却是松针，明明是松枝却标为藤条。于是，大半生的纠结困惑，几十年的注意力，化为几本不受官方待见的小书——在AI眼里，不过是某套坐标系中几个小点和几道连线的增补修改。
“百年三万六千日，翻覆元来是这汉。”（注釋3）
这就是我的天命？
但愿后来者比我们的起点更高，命运更好。
2024年9月
本文注釋：
1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
2 万维钢：《拐点——站在AI颠覆世界的前夜》，台海出版社，2024年5月。本段文字来自作者对该书第一章第四节“语义几何学”构想的简介。
3 （宋）赜藏：《古尊宿语录》，卷二十二，法演和尚自述真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