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 | 被忘却的纪念：被湮没的严州府

編者按：对于历史学家杨斌来说，挖掘“被湮没”于水下和历史中的严州府，撰写出一本不一样的地方史与家乡史，是历史叙事的努力，也是出走万里、回望故土的思古幽情。其最新著作《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以其家乡浙西南建德县为中心，探讨严州府两千年的历史变迁及其“被湮没”的命运。严州府位于新安江上游，历史上因水路交通与物资供应（如木材、木炭）在东南地区具有重要地位。建德县以乌龙山为界，梅城作为千年府城，因新安江水道与杭州、徽州连通，宋代尤为显赫，南宋时为京畿要地。然自宋亡后，严州渐趋衰落。近代太平天国战争重创严州，人口锐减，战后移民重塑当地人口与方言结构。民国时期公路兴起，取代传统水路，而新安江水电站（1959年）与富春江大坝（1969年）的建成，导致遂安、淳安古城沉入千岛湖，传统水路断绝，建德人文地理面貌巨变，堪称“两千年之变”。全书从微观、地区、国家、跨国视角切入，分析建德独特的地理文化坐标——“江南以南”，既非典型江南，亦非沿海东南，强调其与徽州的文化联系及跨国交流中的角色（如元代旅行家鄂多立克记录的浮桥）。书中通过严光、方回、汪吴氏等人物故事，以及浮桥、村落、修桥传统等，展现建德的地方性与历史张力。作者提出，地方史应突破传统通史模式，在多维互动中理解地方认同，严州府的“被湮没”既指地理上的水淹，也指行政与文化记忆的遗忘，折射历史书写中“遗忘即湮没”的本质。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标题为书评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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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之变

笔者五六岁，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外婆会反复说一句反语：“建德县严州府，吃了早饭再洗脸。”按常理，行政次序从大到小依次应为严州府建德县，而早起的正常次序也应该先洗脸而后吃早饭。小朋友贪睡起得晚了，有时候图方便就先吃早饭再洗脸，这当然有违常情。因此，建德县放在严州府前面就错了。外婆的这句话就是教笔者做事要先大后小，有条有理。没想到，建德县还在，严州府却不见了。

建德县位于浙江省西南山区，境内有著名的一水一山。一水指新安江，也即钱塘江的上游，那是福建、江西、安徽和浙南进入江南的水路要道。新安江往下便是钱塘江，到杭州与大运河相连，唐宋以来便是南方和外国进贡的水路，千百年来意义重大。一山则指乌龙山，因为北宋徽宗年间方腊起义而闻名，特别因明代小说《水浒传》的流传在市井广为人知。大致而言，东西纵向的乌龙山将建德县分为南北两部，建德县城同时也是严州府城的千年古镇梅城，位于乌龙山的南麓山脚，坐北朝南，其南门外便是从西南向东北流淌的新安江，所以千百年来既受益于也受害于滔滔江水。笔者的家乡乾潭则处于建德北部山区，其中心位于乌龙山北麓下一块微型盆地。建德北部丘陵连绵，又有几十里的子胥溪从西向东穿过，最终沿着乌龙山北麓山脚汇入建德江。山水交错，盆地、山坡和河滩点缀，这便是笔者家乡乾潭的地理特征。

浙西南的开发比较晚，虽然建德的地名来自三国的建德侯封地。三国吴大帝黄武二年(223)，孙权取“建功立德”之意，封开国将军孙韶建德侯，置建德侯国，建德之名因之诞生，但早期文献记载很少。简单而言，唐天宝设新定郡，乾元年间改成睦州，北宋宣和之后称严州或建德路，下辖六县：建德、桐庐、分水、寿昌、淳安、遂安。南宋知严州董弅概述道：“自东汉之末，孙氏据有吴粤之墟，始分歙县之地，建为新安郡；逮隋而更郡名新定，大业改为睦州；唐初，即桐庐县别置严州，寻废州，以县来隶。至国朝宣和中，始复今名。”唐宋以来，严州是东南望郡，故明代之《水浒传》《金瓶梅》《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三刻拍案惊奇》以及清代之《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小说均提及严州。

到了民国，严州行政隶属几经分合，最终被取消。1958年11月，由于建设新安江水电站的需要，决定将建德县治由梅城搬到了白沙镇（现新安江街道），同时遂安县并入淳安县，寿昌县并入建德县，分水县归于桐庐县。水电站建成后，淳安一部分和原遂安大部分均沉入新安江水库，即千岛湖底（包括两座千年古城，也即海瑞曾驻的淳安县城——贺城，以及遂安县城——狮城），而桐庐、建德和淳安划归杭州市管辖。1992年4月，建德县撤县设市，成为建德市。

建德历史上曾经有几个关键的时期，对其历史影响很大。北宋的方腊起义发生在睦州（严州）境内，一度震动东南；可是，相比于南宋南渡苟安对于严州和建德的影响，这件事实在不算什么。方腊起义失败，宋徽宗改睦州为严州，建德军为遂安军，改乌龙山为仁安山，似乎仅此而已。靖康之后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钱塘江上游的严州依山傍水，处于南宋都城临安的腹背之地，战略位置非常重要，被视为宋室南渡后京畿三辅。两宋有三位皇帝登基前遥领过严州职务，可见其政治和军事之角色。宋亡之后，严州和建德也逐渐沦落为一般的府县。不过，由于新安江和钱塘江水道为东南的贡道和官道，其交通位置依然重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严州位于杭州上游，为杭州这个东南重镇提供了重要的物资资源，如青石、木材、木炭、桐油、漆等物资。其中木材和木炭是杭州数十万人口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冬季不可或缺的关键物资。明代冯梦龙（1574—1646）之《醒世恒言》第三十五卷“徐老仆义愤成家”便讲述了严州府淳安县义仆阿寄贩卖山中生漆经新安江到苏州获利的故事，可为佐证。

到了近代，对建德影响至大的有两件事。一个是政治事件，那便是民间所谓的“长毛之乱”。1860年10月，李世贤率领太平军从安徽歙县进入浙江，攻占严州府。到1861年底，浙江除温州、衢州两府城及龙泉、定海等五县未克外，其他均被太平军占领，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基地之一。1862年，浙江巡抚左宗棠由安徽进攻浙江，浙江成为两军反复厮杀之地。到1864年8月，清军次第收复太平军所占府县。在两军交战中，杭嘉湖平原、金（华）衢（州）盆地、宁（波）绍（兴）平原、处州府北部地区生灵涂炭。左宗棠收复浙江后说：“龙游、建德、淳安、桐庐、寿昌、分水、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汤溪、诸暨等县，皆被贼窜踞最久，蹂躏殆遍。”又说：“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绍兴次之，台州又次之，至金华、衢州、严州、处州等处，孑遗之民则不及从前二十分之一矣。或壮丁被掳而老稚仅存，或夫男惨亡而妇女靡托。”《光绪严州府志》记载：“同治元年克复城池，郡中户不满百，丁不盈千。各邑惟淳、遂之民稍多，建、寿、桐、分尤为凋敝。”严州是浙西名郡，府城虽然狭小，但城内外人口约在2万上下，战后存者十不过一，实在凄惨！

地处浙西南山区的严州府受患极深。根据曹树基等推算，1858年严州府人口数为101.9万，而战后严州府人口数为46.9万,人口损失55万 ,损失率为54%；直到1953年严州府人口数也不过是87.3万，尚未达到一百年前的人口数。 的确，由于战乱和战后的移民，乾潭本地的许多小姓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从附近府县移入的，这就大大改变了当地原有的人口结构。1935年底《东方杂志》发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来稿《浙江建德的农民生活》，其中写道：“大概因为洪杨时代屠杀过多，人口非常稀少，而且大部分是由温州、台州等处来此开垦荒地的侨民。东南北三乡，邻邑浦江县人也占一小部分。”可见，在“长毛之乱”六七十年后，外来移民成为建德的主要人口，这也和笔者的印象相符，因为笔者小时候经常听到谁谁是台州佬，谁谁是浦江佬，谁谁是青田佬，谁谁又是从东阳来的。

正是由于地理环境和移民的流入，使得建德目前的方言体系非常复杂。笔者家乡的乾潭话和隔着乌龙山的府城梅城以及与梅城隔江而望的三都，其方言大同小异，和建德以北的桐庐方言基本相通，但和建德南面的寿昌话几乎不能交流。有学者的研究指出，严州方言内部的异同情况相当复杂，差异性极大，甚至超过了被认为是浙江吴语中内部最复杂的方言之一的婺州片方言。首先，严州地区的方言，根据原来的县级行政划分（淳安、遂安、建德、寿昌），大致上可分为淳安话、遂安话、建德话（以梅城话为代表）、寿昌话四种土话，其中淳安话和遂安话基本上没有文读现象，而建德话和寿昌话各有一套完整的文读系统。其次，严州方言在县与县之间、乡镇与乡镇之间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给人的印象是似乎一直缺乏相互之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淳安话和遂安话比较接近，建德话和寿昌话比较接近。其实，即使建德话和寿昌话也难以沟通。笔者1984年去县城新安江中学上初中的时候，就发现和寿昌的同学无法交流，必须使用普通话。再次，明清以来不能上岸居住的“船上人”——九姓渔民有其自己独特的方言。最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外地移民也带来他们自己的方言，如台州话、青田话、东阳话，等等。

第二件事便是民国时期公路和汽车的通行，公路逐渐与新安江—钱塘江这条水路并行并取而代之。从杭州经萧山、富阳、桐庐到建德、寿昌、淳安并向西连接江西和福建这条公路，在抗战前便已经修葺，这使得建德以及浙西南的交通出现了根本性的变革。唐宋以来，严州虽然有陆路驿道通往杭州，从府治梅城往北经乌龙岭过乾潭，四个驿站到达桐庐界后向杭州进发，但这在近代以前不过是新安江—钱塘江水路的补充而已。即使在近代公路修建以后，水路依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内发挥着主要作用。直到1935年底，有人注意到：“在未筑公路以前，建德是这三区交通上的必经要道。现在浙皖公路虽已筑成，但因为运费低廉的关系，货物大多还是由水道运输。”

1959年9月，建德南部的新安江水电站建成发电，淹没了原来遂安淳安两县的大部分区域，形成了千岛湖水域，这给严州和建德的地理面貌造成了千年未遇的变化。遂安和淳安两座县城沉在水底，当地百姓多数被迫移民，两县行政设置也被撤销。更为重要的是，新安江上游不再通航，自古以来徽商经严州到杭州的水路断绝，持续千年之久的经济活动和文化联系也至此消失。1969年，建德和桐庐交界处的富春江大坝合龙，使得原来滩高水急的七里泷江变成了江阔水深的富春江水库，而其两岸自汉唐以来形成的村落几乎全部没入江底，舟旅不行，风光迥异，人文难续。如此，严州水路先与徽州绝，再与杭州绝；而与杭州之公路囿于时代，其承载量根本无法与传统水路交通相比。这实在是建德历史上的两千年之变！

微观、地区、国家和跨国视野下的地方史

近几十年来，中国历史的研究当中，地区分析的框架逐渐为人接受，虽然我们不能说这完全是施坚雅（W.Skinner）的倡导，但中西学术均在地方史的平台上交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施坚雅提出的九大宏观区域[华北、西北、东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或长三角，也即江南）、东南沿海、岭南、西南当中，江南（以及华南）独树一帜，关注最多，成就最多，影响也最大。

江南是一个历史概念，从秦汉到现代所指称的地理范围变迁极大。学术界讨论的江南，狭义上说，则指镇江以东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地区，也就是太湖流域，大致为镇江府、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杭州府。这七府，以苏州为中心，是明清时期富甲天下的区域。在这七府当中，杭州府居于最南面，和镇江府一样，其经济实力不能和其他五府相提并论。而严州则恰恰在杭州以南。

由此而论，浙西南山区的严州府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历史上严州府和杭州府并立，因而严州不属于杭嘉湖所在的江南；同时，严州山区并不滨海，以山林经济为主，其他各个行业均不发达，而山林经济因为体量有限，似乎也没有多大影响。因此，从地理上看，严州虽然属于施坚雅归纳的东南（也就是闽浙），但从文化和经济上看，严州府与浙江沿海和福建省千差万别。实际上，与严州地理、族群和文化上最接近的，还是新安江上游的徽州，但严州地狭人稀，无法像徽商那样在江南如竹根一样深入展开。以此而论，严州似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值得一提的了。

如此，严州之不属于江南不同于江南，明矣。不过，严州之所以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上与杭州府相提并论，当然有其地理、文化与政治的考量。因此，笔者带着自己的独特情感与视角，决定写一本不一样的地方史与家乡史。

全书除了“序”和“后记”之外，共分为十四章。第一章介绍了建德的地理特征，正是“七山二水一分田”这个地理基础产生和制约建德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长时段轨迹。第二章考证了建德北部伍子胥崇拜的来源，指出虽然伍子胥本人未曾经过建德，但其水神/潮神这一文化现象从滨海的江南水乡传到了浙西南的山区，这恰恰揭示了建德“江南以南”这个地理文化座标。第三章从神到人，介绍了东汉隐士严光在严州（和建德）的事迹，特别是分析了“严光”这个隐士符号随着历代政治变迁而逐渐形成的两个文化象征：高洁与忠烈。前者自汉代以来逐渐形成，后者因宋末谢翱的哭祭而与高洁并列。

第四章注目于严州的高光时刻，也就是南宋定都临安之后严州成为京畿腹地，在政治和文化上大放异彩。第五章追踪与南宋相始终的两位严州籍杨太后，继续展示严州作为名邦望郡对风雨飘摇中的赵宋之重要性，而第二个杨太后在越南成神，更凸显了严州在跨域文化中不经意留下的雪泥鸿爪。第六章介绍了南宋时代严州府城外的一座浮桥。这座严州府城外横跨新安江的浮桥，几次重修，前后三百年，早被建德遗忘，但中外旅人偶有记录，元代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Friar Odoric，1265—1331）曾经亲历，因而得以被欧人知晓。第七章为南宋末年知严州并降元的方回辨污。方回在建德任职七年，而后又居住五年，加上他因以建德降元而数百年来被污名化，自然不能与严州历代贤牧如范仲淹、陆游等比拟，但方回之建德情结最浓厚。第八章由人及江，综合历代文献，从人文地理的角度分析了严子陵钓台所在的七里泷江这条水路，严子陵所代表的高洁与谢翱所代表的忠烈，两千年来成为士人极其宝贵的精神源泉，令人肃人起敬。在其绝佳山水之背后，七里泷江也是一条官道、贡道、传教士之路以及难民之路，东南琉球岛国与西洋大英帝国居然首次在此相遇，为严州再添一抹跨国的传奇。

南宋之后，严州因土瘠民贫，泯然众矣。其间虽有商辂之三元及第，但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第九章注意到了明清之际严州出了两位进士和二十多位秀才的马氏家族，科场一时众马嘶鸣，但在清初之后倏然消失。究竟原因，不过在于战乱与疾病，从中或许可以管窥科举之成本与风险。第十章以笔者的家乡乾潭为例，分析了建德因山区开发与水路交通而逐渐形成的珠连玉串般的村落群。乾潭之地名不见于唐宋，其聚居成村可能在明代，而其名首载于康熙县志。自明清以来，乾潭之经济、地理乃至人文最大变化者来自于1969年富春江大坝的建成，沿江的乾潭村落因此大抵湮没，乾潭之商业中心也成为稻田。笔者根据采访，重绘了1969年前的乾潭镇，算是对家乡的一点告慰罢了。第十一章继续对家乡的探索，挖掘了湮没江底五十余年的千年古村坌柏。坌柏村在宋代严州文献即有蛛丝马迹，其形成与新安江密切相关，村民几乎全部汪姓，是徽州经济和文化沿江而下的产物。坌柏虽然靠江，其经济却是以山林为基础，大致为参差十万人家的杭州提供燃料（木柴和木炭），为抵挡海潮保护浙江的海塘堤坝提供建筑原料（硬柴）。如此，小小的坌柏居然对东南也有相当贡献。第十二章则引入了性别的话题和微观史的角度，不厌其烦地介绍了嘉庆时期坌柏村一位寡妇汪吴氏捐田的事迹。捐田的背后，是这位青年丧夫、中年丧子丧媳丧孙的女性对择嗣自主权的捍卫。汪吴氏的痛楚、忍耐与智慧，体现了弱者对父权社会的抗争。汪吴氏达成了心愿，成功了；然而，被她激励的许许多多的未亡人还在虚无飘渺的幻想中挣扎。第十三章回到了建德的人文地理面貌，那就是许许多多跨溪的桥。修桥自唐宋以来便是建德的传统，而民间修桥是其中关键。本章讲述了建德北部许多乡村和家族近千年来一直修桥的事迹，凸显了传统社会地方的自治和张力。这一座座桥，可谓是山区社会联系的纽带和走出去的隐喻。第十四章则以笔者的家族故事来补充“洪杨之乱”后的建德社会状况。

本书的写作，最初并无一个全盘计划，而是随着兴趣、阅读以及研究的深入，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地进行，但主题的选择亦颇费苦心。等到全书大致有个眉目时，笔者突然发现暗藏的一个主线便是微观、地区、国家和跨国视野下的地方史。这个角度，既正视了建德这个浙西南山区小县的地理独特性，也就是不同于北邻的江南地区，又揭示了这个地方是在与国家建构的相互过程中得以形成的，同时还努力地勾勒了建德这个不沿海的内陆山区如何在跨国的交流中有其一席之地。微观、地区、国家与跨国数者互相结合，塑造了建德两千年的历史，虽然它们的贡献因时而异，各不相同，当然更非均质。当然，两千年之变也蕴含着本书乃至许多长时段历史研究的核心, 那就是：自然环境（主要是地理环境和气候）既是某地社会产生、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也束缚了这个社会的发展框架，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吧。另一方面，外来的（包括邻近地区的、国家的，乃至跨国的）因素和影响时常打乱本地的日常秩序，给本地以刺激（包括破坏）、机遇和灵感；同时，本地的因素和势力有时也因缘际会，在他乡乃至异国得以延伸或移植。总而言之，在稳定不变的自然环境下，经济、文化的互动即使在一个封闭的山区依然是主线。

长期以来，地方史的书写是在国别史（也就是王朝—民族国家）的大框架下进行的，大致先述其行政设置与变迁，再述及经济文化人口等，其前提与立场便是：某个地区其内部是均质的，在国家的框架下形成显著的地方特色，因而可以拿出来自成一体，从古至今顺流而下。这就是地方史书写的通史模式。这种模式是有道理的，它和一两百年来学术界关于文明史与族群史的书写是一脉相通的。以往的学者，他们强调某个文明或者某个族群因为其内部特殊的特征而区别于他者（特别是相邻的他者），所以文明史和族群史就是按照这个界定展开的。某个文明某个族群自有渊源，自有特征，自我认同，从而区别于他者。这个范式，最近几十年来遭到了挑战和修订。以族群为例，人类学界意识到族群并非因为其内部均质而区别于他者/邻者；相反，这些族群恰恰是因为互相往来、互相交流（有时包括互相敌对、仇视、隔离和想象）而互相区别，因而产生了自我认同。如此，文明和族群必须在互动的立体网络中才能得到相应的理解与同情。

我以为，地方史的书写也理应如此。某个地方/地区是在和相邻以及不相邻的其他地区、国家以及跨国的势力多重维度的联系和交往中形成了自我的特征与认同。没有他者，就没有我们；没有互动，就没有个体。正是在这样的思路下，这本书和此前的《季风之北，彩云之南》不谋而合，从西南到江南/东南，企图尝试地方史和区域史书写的新范式，有其特定的旨趣和意义。

如上所述，拙作的文眼在于“被湮没”。这个“被湮没”，既是形而下者，也就是说严州府的很大一片区域被水淹没了；也是形而上者，也就是说严州府绵延一千多年的行政编制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恰恰都与历史的真谛不谋而合：遗忘就是沉没；湮没即是忘却。因此，被湮没的严州府便是历史的具体而微者。历史学家的努力，历史的叙事，究其本质，不过是被忘却的纪念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