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林正丈｜開始臺灣研究時——在缺乏關注與被輕視之下

編者按：一九七○年代開始，臺灣的國際地位處境有巨大轉變，與日本斷交、中共與國際的關係趨於和緩。以當時的日本主流眼光，臺灣幾乎等同於歷史進程中殘餘。而就在這個年代，若林正丈考進研究所，踏入臺灣研究的開端。

若林教授在1971 年代初步入臺灣研究的學術生涯，他在1983 年於日本出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2117 年臺灣發行中文版），成為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人反抗運動研究的重要著作。此後若林教授的研究重點，逐漸轉向臺灣當代政治變遷，尤其是集中在威權統治到自由化、民主化而風起雲湧、詭譎多變的政治轉型過程。1992 年在日本出版的《臺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隨即於1994 年發行中文版，是若林教授在臺灣出版的第一本研究當代臺灣政治的專書。身為日本學界臺灣研究者第三代的領軍人物，若林教授從早期關於臺灣反抗殖民史到後來戰後政治史的著作，幾乎都是這些領域的學子與研究者必讀之作。這對於在臺灣研究剛開始發展的80年代末至90年代成長的一代臺灣讀者而言，更是如此。 （選自《若林正丈 | 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導讀。）

如今回首半個世紀的研究生涯，若林教授說：「現在，臺灣的政治很有意思。」「在我的印象中，臺灣的社會隨著每次的選舉都像蛻下一層皮般變化。」從戒嚴時期的肅殺、黨外的抗爭，一路走到逐步開放選舉、新政黨成立、第一任民選總統的出現……，半世紀以來，若林走踏過臺灣各地，實地考察各種選舉，他見證了臺灣民主的誕生與扎根，對此提出自己的一方見解與「臺灣化」理論，是若林將日本的臺灣研究從邊陲帶進了眾人的目光之中。這便是五月聯經出版推出的《臺灣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臺灣民主化現場》。書中除了臺灣人對於自身的探索、追尋和努力，也可以看到若林作為一個研究者對臺灣所投注的熱情與溫度。這五十年來的時光，不僅是臺灣民主化與臺灣化的歷程，更是若林研究生涯的縮影。若林正丈的研究人生，也成了研究臺灣的人生。

本文選自《第一章臺日斷交之際──臺灣研究的開始與首次訪問臺灣》，出版社授權刊發。

若林正丈 ｜臺灣政治有意思！若林正丈的臺灣民主化現場

按下「臺灣」這枚開關的時刻

　　最初我是為了什麼而開始臺灣研究？如果說人們是為了理解自身的「無知」而開始做學問，那麼我的臺灣研究也是如此。

　　在還是東大教養學部教養學科的大學生時代，當時是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日後為立教大學教授）的已故戴國煇老師（一九三一～二〇〇一）給我們介紹了臺灣作家吳濁流（一九〇〇～七六）的作品《亞細亞的孤兒》，我閱讀後感到相當震撼。故事的主角彷彿作者的化身，講述著地主之子胡太明，這位接受過殖民地教育的知識分子充滿糾葛的一生。主人公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被迫同化成日本人，但同時又遭到日本人的歧視，為了求得一處出口而前往中國，但當中國人得知他是臺灣人後便在背後指指點點，稱他是「日本走狗」。這種臺灣人背負的象徵主題，即便進入作者過世後的一九八〇年代，此書名仍屢屢被當作象徵臺灣人國際身分的詞彙。

　　不過，這些是後話。當時對我而言，較之內容給我的震撼，因閱讀此書而察覺自己對「臺灣」的「無知」更讓自己震驚。此外，戴國煇老師這位活生生的臺灣人——出身中壢的客家族群，後文將提及他是來自臺灣的二戰後日本留學第一世代，於日本研究機構取得職位，能夠無礙使用日語——站在自己眼前，或許也是要因之一。的確，「戴老師」對我而言，與吳濁流同為我理解臺灣的「原初體驗」之一。

　　當時也適逢開始思考畢業論文的時期，在映入眼簾的文字中，突然對「臺灣」二字帶有敏銳感受，因為在一九七〇年代前半日本報紙上鮮少出現「臺灣」二字，當時就是這樣的時代。要說我對這兩個字有多敏感，就是自己連見到報紙上的「台所」（譯註：廚房之意）二字都會特別留意，對於這種狀況自己也只能屢屢苦笑。這時候我關注「臺灣」的開關已然開啟。

　　在這種狀況下，滿足與筆者同時期投身臺灣研究的同世代友人所渴望的，就是在日臺灣人學者的成果。一九五〇年代末起二戰後第一世代的臺灣留學生完成學業，他們的博士論文陸續獲得東京大學出版會的出版，其中可舉劉進慶的《戰後臺灣經濟分析》、涂照彥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黃昭堂的《臺灣民主國的研究》、許世楷的《日本統治下的臺灣：抵抗與鎮壓》等等。這些研究的背景原因中，或許也有矢內原忠雄（一八九三～一九六一）的傳奇。矢內原是《帝國主義下的臺灣》（一九二九年刊行）一書的作者，此書被評為「臺灣研究的經典」、「社會科學研究的經典」，二戰之後曾擔任東大校長較長時間（一九五一～五七）。透過貪婪般閱讀矢內原的著作與上述的著作，讓我多少體會到何謂學術性的臺灣研究。

缺乏關注與被輕視

　　那麼，為何當時日本對臺灣缺乏關注，甚至到了連報紙都鮮少出現「臺灣」二字的程度呢？這是個相當深奧的問題，如果要從正面切入，絕非筆者所能解答。說得誇張些，這或許該稱為日本近現代思想史的問題。因此，此處只針對兩點，陳述筆者的推論。

　　其一，前述美國總統尼克森訪中、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日中建交與對臺斷交等國際政治的重大轉變，造成了包含日本在內的，當時國際政治上的氣氛。此時的轉變在國際政治上，明確「解決」的僅有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因此各國的外交當局仍苦惱於在實際層次上如何處理各種臺灣相關事務。即便如此，另一方面國際社會仍認為基本上臺灣問題已然解決，飄蕩著一股即便對臺灣問題不那麼在意也無妨的氛圍。

　　根據美國外交史專家金德芳（June Teufel Dreyer）的論文⁰¹指出，一九七二年美中發布〈上海公報〉之際，當時立下大功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顧慮的是，在臺灣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某種形式吸收為止，對一直以來支援臺灣的美國而言，重點要放在「這段過渡期不要搞得太難看」。因此，尼克森訪中之際並未直接推動建交，面對中國對臺灣的主張，談判時尼克森總統即便接受對方的發言，發表公報時並未提及「承認（recognize）」，而是要求中國使用「認知到（acknowledge）」。

　　關於日本部分，這是進入一九八〇年代後的事情，當時尚位於東京神谷町的交流協會（現在的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本部辦公室已顯侷促，筆者曾聽聞這是因為該協會設立當初大家都默認此組織並不會持續太久，很快就會遭廢除，因此才租用了如此狹小的場所。當然這種傳聞的真偽不明，不過從一九七〇年代初美中接近、日中建交這種時代氛圍來看，那些曾身處其中的人就感觸上而言，即便該協會成立之初有這樣的氣氛也不足為奇。

　　但，就在這種氛圍中，之後並未朝縮小「非政府間實務關係」的方向邁進，而是在「日中聯合聲明」的框架約束下，與臺灣各方面組織交流，且年年擴大，而居中處理業務，包含日方交流協會、臺灣方的亞東關係協會等在內的臺日關係務實者們，理當厥功甚偉。

共鳴的「過渡期」論與「反動的殘餘」論

　　另一點就是，自一九五〇年代起至一九七〇年代左右為止，左派影響力龐大的日本知識界對臺灣的認知。此處有段象徵性的軼事，這是前述的戴國煇老師在其著作中談及之內容，他在東大農業經濟學研究所留學時，與日本人研究生有段關於臺灣的交談。二人的談話中，日本學生明顯表現出臺灣不值得一談的態度。那是社會主義理念仍在學術世界擁有高度威信的時代，對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不僅左派，連所謂「進步的文化人」與他們的預備軍——學生，也給予中國高度評價。如此一來，如反射動作般認定蔣介石、中國國民黨敗給中國革命，是在美國帝國主義庇護下的反革命派、反動派，臺灣只不過是這種反動派潛逃據守的島嶼。這種臺灣觀念在當時可說是主流。對此，當時戴老師以如下發言進行反駁。「你們開口閉口都是人民、人民，那麼蔣介石反動派統治的臺灣下，難道就沒有你們所說的人民嗎？」

　　面對來自臺灣的一名留學生做出的反駁，當時日本的進步派學生如何對待，已不得而知。聽到這段軼事時，筆者已經開始進行臺灣研究，即便如此內心仍忽然感到一陣悸動，因為我察覺自己也無意識地帶有這種雙重標準：亦即，稱讚中國人民，但對於在反動派統治下，應該也生活於苦難中的臺灣人民，覺得即便不去考慮他們也無所謂。

　　這種狹隘的知識分子世界其實不容小覷。一九七〇年代為止，左派與進步的文化人士在日本學術界、文化界與出版界皆擁有一定影響力。類似此種對臺灣的先入為主式默認滲透甚廣，這也是當時日本認知上的習慣。前述的日中建交、對臺斷交造成的氛圍，可說再度對這種社會認知中的臺灣認知起到增幅的效果。

　　臺灣處於戰略家季辛吉基於地政學上勢力均衡觀點發想之「這段過渡期不要搞得太難看」認知下，這與日本左派認為臺灣總歸是遭社會主義勢力淘汰的反動派據守之島的邏輯，基本上類似並相通。這樣的看法或許過於穿鑿附會，但這兩者都有一個共同點：作為臺灣以外的政治主體或論述主體，在其各自的邏輯中都將臺灣視為歷史進程中的殘餘存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達成日中建交的外交狂喜（Euphoria，指「日中友好」）裡可說也存在這種共鳴。同時，一九七〇年代前半漸次問世的前述二戰後日本第一代臺灣留學生的上述著作，也可說是在寧靜地抵抗著此種傾向。

「您丈夫，沒問題吧？」

　　筆者一九七二年春向東大教養學科提出的畢業論文，係以一九二〇年代中葉臺灣文化協會（一九二〇年代臺灣漢人知識分子組成的民族啟蒙運動團體）的「左右分裂」為背景展開的「中國改造論爭」（中國應該依靠民族主義走上資本主義之道，或者立刻走上社會主義之道的論爭）為題。提出接受審查後，進入東大的社會學研究科的國際關係論專門課程。說是國際關係論專門課程，當時感覺還與區域研究併在一起，志在蘇聯、東歐研究、中國研究以及現代國際政治史研究的人皆進入此所，即便從事臺灣研究也沒有老師可以指導，如此反而可以隨心所欲進行研究。

　　筆者在研究所開始臺灣研究，所以打算先去臺灣看看，碩士班第一年結束後前往臺灣進行一個月左右的旅行，也請戴老師寫了介紹信，麻煩已經體驗過臺灣地理環境的河原功先生（現為臺灣協會理事）指引帶路，介紹人脈，包含臺北、臺中、臺南、高雄在內，還前往鵝鑾鼻、臺東、花蓮以及從太魯閣乘巴士經中央山脈橫貫公路前往臺中，在臺灣環島一圈。

　　關於當時的見聞與認識的人們將於後述，此處只想先說一件事。當時日本的經濟高度成長雖然大概接近結束，但仍處於日本男性前往臺灣、韓國旅行時常被冠以「買春觀光」等詞語來形容的時代，且往往遭人議論。一如預料，在臺灣各都市進入旅館房間休息後便有人來敲門，開門一看是飯店的服務生來詢問今晚是否需要人陪伴。一九九〇年前往廈門時也發生過相同的狀況。這是在一九八三年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時難以想像的事情。

　　該次訪臺是我新婚不久後的事情，回國後才聽說太太被認識的女性問道：「你丈夫沒問題吧？」之類的。記得在那之後聽聞某個認識的生意人得意洋洋地暢談「北投溫泉之夜」的「獵豔英雄事蹟」，讓我不禁啞口無言。這雖不是愉快的回憶，不過作為展示當時臺日關係的一環，仍於此記下。我的確記得進入一九九〇年代後，日本的電視上出現以年輕女性為目標受眾的臺灣觀光宣傳廣告，見到這些廣告也讓人深深感覺時代變化。

在碩士論文中撰寫「臺灣共產黨」

　　之後，我當然開始撰寫碩士論文，內容處理日本殖民地統治時期的臺灣共產黨。在碩士論文的口試上，現已過世的審查委員衛藤瀋吉老師問及：「謝雪紅戰後怎麼了？」我回答：謝雪紅在一九二五年從上海前往莫斯科受訓之後再度返回上海，是參與創立臺灣共產黨（一九二八）的女性領導者，於二戰後的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七）後偷渡香港進入中國解放區，組成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但之後在反右派鬥爭與文革中遭受迫害，日後似乎獲得平反。這種程度的事情當時也是能得知的，但如果再深入追問我大概就無法回答了，所幸老師並無進一步提問，口試平安及格。事後思考，老師大概想確認我撰寫論文時除了臺灣共產黨的直接相關資料外，是否也涉獵了周邊知識。

　　但，我當時因疏忽而忘了申請博士班必須接受健康檢查，雖然慌忙之中做了健檢並順利進入博士班，但是後來聽聞我的指導教授——已故的上原淳道老師在研究所委員會上，因為我的原因而低頭道歉。今日回想起來，實在羞赧至極。

　　在這樣的因由下進入博士班，但博士論文該以何為題卻讓我感到迷惘，甚至有段時間還罹患了自律神經失調症。大學三年級前往中國旅行時認識的友人此時竟然成了針灸師，在對方為我提供低價的治療下，總算渡過這個難關。後來開始鑽研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後述），並發展成為博士論文，不過這是稍後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