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映虹｜二战中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劲旅
编者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两种对中国人的不同看法，何尝不是对近代以来不绝于耳的所谓“国民性”之讨论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的回应？如果你认为有所谓“国民性”， 那就可能像朗东暗示的那样，相信除非对中国人进行种族意义上的改造，甚至使用外力，否则沉沦已久的中国难以凤凰涅槃。如果你把“国民性”一类问题束置形而上的高阁，眼里看到的是普世人性，就会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只要给予作为人的尊严，满足作为人的物质需要，他们就能成为勇猛的士兵和优秀的民族。”本文为书评专栏作者程映虹教授最新文章，原创首发，未经许可禁止转载。免費訂閱請發郵件：boshidunshuping@gmail.com
照片是Charles R. Romanus 和Reily Sunderland 合撰China-Burma-India Theater Time Runs Out in CBI 一书的附件
这张照片由美国军方记者拍摄，时间是1945年一月二十三日。根据照片背面的说明，左面的士兵是中国驻印军新一军三十八师的士兵，右面的是中国远征军的战士，地点是缅甸和中国云南交界处的Muse（木姐或木遮，隔界就是中国云南的瑞丽）。当时在木姐附近的中国远征军是第一一六师，照片上右面的战士可能属于这个部队。
照片的历史背景是1945年初，在印度训练的驻印军（代号X Force）经过在缅北的一年多苦战，击溃了威胁中国南大门的日军，逼近了缅中边界，和从中国云南打进缅北的远征军（代号是Y Force）会师，标志着二战期间中印缅战区盟军反攻的重大胜利。拍摄者的简要说明是“会师后中国远征军的士兵和第三十八师的士兵比较各自的武器装备。”
驻印军和远征军：二战中国出国作战的两支劲旅
中国驻印军是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由美军顾问训练的, 配备美式装备和着装。照片上第三十八师的这个士兵戴的是美式钢盔，使用的是易于携带的自动武器，穿的是轻便保暖的羊毛衫，脚蹬厚实的皮靴。 而远征军的士兵使用的是老式步枪，戴的是布帽，穿的是厚重的棉布军衣，光脚穿草鞋。此外，驻印军士兵军容整洁，而远征军士兵看来很长时间没有理发了。两个士兵唯一的共同点是都打着绑腿。
虽然装备落后，衣着寒酸，但远征军的士兵没有一点自惭形秽。相反，在显示自己的草鞋时，他神色自若，甚至很自得。而驻印军的士兵则在好奇的同时似乎有些不解：这就是那些从云南一路打出来的战功显赫的兄弟部队？
驻印军和远征军的会师是战时新闻界的大事。与两军会师同时，印缅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在缅中边界附近与原来的中缅公路连接，标志中国战时陆上国际通道的恢复，盟国军援可以通过它进入中国的大后方。一月二十八日，由113台各种军用车辆组成的第一支车队进入中国。车队是由驻印军一路护送而来，根据美方的安排，每辆车上都有一个美军司机和一个驻印军的司机。
会师和通车是战时新闻界的大事，来自各国的记者或是随军或是临时赶赴现场做采访。在聚焦于两支部队各自的战绩和缅北战役的胜利对世界战局的影响的时候，一些人也注意到了这两支军队在装备和服装方面的明显区别。
西方记者眼里的中国军队
《纽约时报》的记者蒂尔曼·德丁是《纽时》驻东亚的特派记者，中国人应该知道他的名字。1937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德丁正在南京，他脱身去上海后发出了报道，是两位首先报道这次战争暴行的美国记者之一，也是他在报道中使用了“大屠杀”一词。太平洋战争发生后，德丁也跟踪印缅公路进程和缅北战役。关于这次会师，他发回了长篇报道，一周后刊登时的标题是“印缅公路的第一支车队抵达中国”。报道褒扬了这两支表现突出的中国军队，说就在会师前一天，从中国出发的Y部队在竞赛中击败了自己的对手X部队，清除了前方的日军，先行抵达会师地点。报道说，“当两支军队用欢呼喝彩向对方致敬时，来自缅甸的中国军队身穿整洁的咔叽布军装【咔叽布料是美军二战中制作军服的布料，相比普通棉布，它的优点是轻便、耐穿、耐洗，外表也美观】，而来自云南的中国军队则仍然穿着沾满尘土的军衣。”
几天过后，二月二十八日，印缅公路的第一支车队跨过缅中国界，到达中国一侧的畹町。中国方面在这里举行盛大的仪式，庆祝公路通车和两军会师，中国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和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等一众中美高官和将领出席。在阅兵仪式上，同时亮相的远征军和驻印军之装备和仪表的不同更是引起了注意。
在场的爱德华·费切尔是美国军方的记者，他从第一支车队自印缅边界出发时就随军报道。两支中国军队的对比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回忆说：
“那些在印度由美国人训练的中国士兵看上去营养充足，军容整洁，身穿日晒雨淋后有些褪色的咔叽军装, 脚上是士兵皮靴，头戴钢盔，配备的是英式步枪和美式汤姆冲锋枪。那些从中国一路打出来的则看上去有些缺乏营养，穿着略显破烂的蓝色棉布军衣，头戴皱巴巴的布帽子，光着脚穿草鞋，配备的还是老式的德国步枪和日本的三八式步枪。他们用惊讶的神情打量着他们从印度来的兄弟，而后者则显得对自己的面貌和装备有一点引以为豪。”
美国外交官眼里的中国军队
又过了几天，二月四日，车队进入昆明，在这里受到了倾城而出的欢迎。昆明是抗战时期的中国仅次于陪都重庆的外交中心，盟国在这里设有代表和办事机构。美国驻昆明总领事朗东（Wm. R. Langdon）当然不会缺席。这个仪式不但具有政治象征性，作为外交官，朗东也身负从中观察现场各方之反应的外交使命。几天后，他给驻重庆的美国大使赫尔利发去了报告。报告不长，但一多半的篇幅却在描绘车队中的远征军士兵并抒发感想。
朗东告诉美国大使，在这个欢迎仪式上，最吸引观众的是车队里那些身穿美式军装配备美式武器的中国士兵：
这些士兵来自在印度兰姆加由美国训练的单位，多数是参加过缅北战役的老兵。他们身穿咔叽和羊毛制服，头戴英式钢盔【注：应该是美式钢盔】，强壮、整洁、自信、自豪，看上去和他们的身穿中国军服的兄弟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很难相信仅仅是不同的伙食、待遇和训练就能让普通的中国农民在生理和心理上完成如此巨大的转变。毫无疑问，在这些中国士兵身上，那些旁观的中国人看到了在一个现代化的、追求效率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政府的统治下中国的未来。正是这种希望让这些中国的旁观者为这些士兵感到骄傲（尽管此刻他们仍然把这些士兵视为异类）。
朗东还告诉大使，云南省长龙云将军当晚在官邸举行盛大的欢迎宴会，特意邀请车队中所有的中国士兵出席。美国领事相信在贵宾云集的场合，这些由他的国家训练出来的普通中国士兵的行为举止将不会显得有任何唐突和不谐。
中国士兵能打败日本武士吗？
在那个年代、那个场合，朗东的观察和感想并不是个案，也不难理解。
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和精神面貌一直为西方观察家所诟病。在承认两国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的巨大差异的同时，有些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有些人则认为是人种的问题。中国军队在中印缅战区的表现，使得很多人对中国士兵刮目相看。而改变对中国士兵看法的关键人物，是美国在这个战区的司令史迪威将军。
在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为英军解围的战役和后来的撤退行动中，作为指挥中国军队的盟军司令，史迪威看到中国士兵的勇猛善战不亚于任何国家的战士。他后来对罗斯福政府提出在印度训练六十个师的中国军队，用于在亚洲大陆甚至登陆日本作战略决战的主力。此后，虽然这个宏大的计划没有实现，但由于美军在中印缅战区基本没有地面部队，他争取到在蓝姆加训练十万中国驻印军、作为美军的替代的机会。就是这支部队成为1944年盟军在缅甸反攻的主力。二战期间美国在世界各地盟国众多，它们给美国提供了后勤、情报和辅助性的军事支持，唯有中国的远征军是美国实现它在某个战区战略目标的作战部队。
驻印军能如此神勇，没有任何秘密，核心就是四个字：“同等待遇”。史迪威相信只要给中国士兵同样的物质待遇、同样的训练条件、同样的武器装备，对他们给予充分的信任，他们就完全可以作为美军的替代力量，打败日本武士。史迪威的这个态度和立场，不但在中印缅战区他的同僚中，而且在很多西方开明人士中都不是个别的。“中国士兵，只要让他们吃饱穿暖，给予足够的训练和武器装备，仅仅是他们的体力和忍耐力就可以超越日本士兵。如果这样对比中国士兵和日本士兵，我把自己这一票投给中国人。”这是当时在印缅战区观察时局的英国军事史家艾伦·布鲁里克的看法。
众所周知的是，史迪威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和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在诸多政治和军事问题上有分歧，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亲共反蒋”，要为后来美国“失去中国”负责。史迪威虽然对蒋不满，但作为指挥驻印军的美方司令，经过一段磨合，具体战役他基本交给中方战场指挥官独立决定。这一点受到驻印军将领如孙立人等的高度评价。所以笔者相信，史迪威是和蒋介石过不去，而不是和中国人过不去。他是当时美军将领中最具平等意识的，也是对中国人最没有种族偏见的，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鹤立鸡群、青史留名。
史迪威和蒋介石乃至中国政府之间的分歧，一定程度上源于他深信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士兵和人民尽责尽心，其中既有客观条件和制度的束缚，也有对自己人民和士兵缺乏信任甚至起码的人道关怀之因素。而作为美国人，他价值观不同，也没有他们的政治顾虑。
信任和待遇决定军队的战斗力
在史迪威麾下，蓝姆加训练营地给中国士兵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似乎成了一个与中国社会隔离的“飞地”，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是在本国环境下难以想象的待遇和信任。一些参加过训练的中国官兵回忆说在那里经受的是一种脱胎换骨的改造，首先改变的，是对他们自己作为士兵和作为人的价值的认识。在训练中，美方顾问强调保全士兵生命重于一切，每次战斗演练和实战后，美军顾问首先要问的也是人员损失了多少，而中国的长官和上级关心的首先是武器装备损失了多少。这种态度虽然不能说和双方在物质条件和人力资源上的差别无关，但是价值观之不同更重要，何况中方虽然比美方人力资源充足，但只要看一下抗战历史，没有一次重要战役可以说中方的兵员绰绰有余，有的甚至打到最后一兵一卒。
“战争至今已经证明，中国士兵如果有足够的伙食、充足的装备、正确的指挥，完全是现代战争所需要的一流战士。”这是美军在中国战区负责后勤的迈克科劳将军1945年一月接受采访时的话，和史迪威将军的看法完全一致。当时随着盟军在印缅战区的反攻节节胜利，美方考虑将训练营地从蓝姆加逐步转移到中国，迈克科劳正负责此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透露说，作为筹备工作的一部分，美方营养专家小组已经抵达重庆，考察拟定中训练营地周围地区市场上的食品供应情况，如果发现有不足之处就要提出如何从美方后勤部门调运罐装和脱水食品进行补充的方案。
没有什么“国民性”
在美国驻昆明领事朗东眼里，驻印军与一般中国军队的差别，尤其是精神面貌的不同，是美国人对中国人这个种族进行改造的结果。换句话说，从蓝姆加出来的驻印军士兵已经不再像是所谓“黄种人”了。但在史迪威等人看来，这些中国士兵和他们的同胞一样，仍然是原来的中国人，只是他们受到了作为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和对待。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两种对中国人的不同看法，何尝不是对近代以来不绝于耳的所谓“国民性”之讨论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的回应？如果你认为有所谓“国民性”， 那就可能像朗东暗示的那样，相信除非对中国人进行种族意义上的改造，甚至使用外力，否则沉沦已久的中国难以凤凰涅槃。如果你把“国民性”一类问题束置形而上的高阁，眼里看到的是普世人性，就会相信中国人和美国人一样，只要给予作为人的尊严，满足作为人的物质需要，他们就能成为勇猛的士兵和优秀的民族。
(作者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教授。文中照片是Charles R. Romanus 和Reily Sunderland 合撰China-Burma-India Theater Time Runs Out in CBI 一书的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