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沛東 | 情感如何塑造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思想爭鳴與政治想像

評《情感共和國：中國知識分子與毛澤東時代》

編者按：涂航在哈佛大學出版的著作《情感共和國：中國知識分子與毛澤東時代》（Sentimental Republic: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oist Past，2025），深入探討情感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想與政治想像中的核心作用。該書通過分析知青一代及文化菁英，揭示「內疚」、「哀悼」、「憂鬱」、「怨恨」等情感如何被自由派、左翼、保守派及民族主義者用於回應毛澤東時代的歷史創傷，重塑國家認同及應對改革時代的倫理挑戰。涂航挑戰情感僅為私人經驗的觀念，將其置於政治論述核心，結合哲學、文學與媒介分析，展現情感如何塑造當代中國的思想與文化語彙。為此，在康奈爾大學孫沛東教授看來，這本書比較完滿地解決了一個尖銳而核心的問題，“對涂航而言，這個問題指向毛澤東革命的遺產如何被爭論——不僅透過意識形態與知識架構的辯證，更沿着後毛澤東時代知識階層的情感體驗，追索其背後深層而複雜的情感動態。”

本文原文為英文，刊發於The China Quarterly (2025) 1–2。孫沛東教授授權中文翻譯版本書評刊發，標題為書評編輯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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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共和國》為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者涂航的首部英語專著，深刻重釋情感在塑造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思想爭鳴與政治想像中的核心地位。全書分為三大部分，以知青一代為核心，描繪中國及更廣泛華語世界知識分子與文化菁英，在毛澤東時代遺緒陰影下所形成的情感結構與思想論爭。涂航旨在挑戰將情感視為純屬私人經驗的成見，指出無論自由派、左翼、文化保守派抑或民族主義者，皆有意識地調動「內疚」、「哀悼」、「憂鬱」、「怨恨」等情感資源，以回應歷史創傷。透過對過去四十年間重要思想家與文化作品的細讀，他揭示這些情感模式如何在回應毛澤東時代的遺產、重塑國家歸屬的想像，以及面對改革年代的倫理複雜性時，發揮關鍵作用。

本書最為突出的貢獻，在於將理論的縝密與詮釋的厚度融為一體。涂航並不將情感視作政治的附庸，而是置於理解政治承諾與意識形態分歧的核心位置。借鑑中西思想資源，他將情感納入政治論述的內在結構，從而挑戰理性與感性對立的慣常框架。其方法亦層次分明：將哲學思辨與文學、媒介的細讀交織，重構情感投入如何塑造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語彙與政治辯論。由此開展的詮釋，不僅揭示了當代中國思想爭鳴的情感底色，也重新界定了我們對政治生活道德質感的理解。

本書另一亮點，是作者運用「批判傳記」（critical biography）的方法，兼顧人物生平與成就，並深入剖析其作品、性格與文化影響，用以探討張曉波、方方、吳京、張召忠等具表演性與非表演性的親美或反美人物。雖然這些討論以四種意識形態光譜（自由、保守、左翼、民族主義）為框架，卻在不經意間揭示了中國文化菁英如何從自身視角理解 1978 至 2018 年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脈絡。書中亦觸及中國對美政策的文化基礎——這一政策在後毛澤東時代始終於合作與對抗之間擺盪。雖然此一洞見或非作者原初意圖，仍具啟發性。在討論大眾民族主義時，作者以「九〇年代民族主義高漲背景下的怨恨政治」（第 248 頁）為題，聚焦於 1996 年暢銷書《中國可以說不》。此章尤為精彩之處，在於揭示歷史遺產、政治與文化想像，以及媒體政治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中的交織關係。其更廣泛的外交政策意涵——尤其是此種情感如何影響中美雙方的對外策略——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對美國中國政策的觀察者而言，當下最鮮明的主題恐怕是「怨恨政治」。在美中超級大國競逐日趨白熱化的氛圍中——從近期「誰先退讓」的關稅角力，到不久前頒布的「大而美法案」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美國國內的政治變局與經濟下行壓力極易牽帶有種族化色彩的不滿情緒。相對地，在中國一側，習近平主席主導的意識形態運動、「戰狼」外交，以及強硬不移的政治立場，持續催化官方的民族主義論述，並透過社交媒體及各種表演性場域，為基層民族主義者所放大與內化。

然而，若能將討論的時間軸往前推移，探掘更早期的意識形態脈絡——例如王滬寧於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美國對抗美國》——則本章的論述將更為豐富。作為現任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從學者成長為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的首席意識形態顧問，他對美國自由現代性的系統性批判至今仍在塑造中國的政治想像。他的書比《中國可以說不》早幾年出版，為該書的大眾民族主義情感提供了高層次的意識形態補充。引入王滬寧的作品不僅有助於追索精英戰略思維與民間民族主義表達之間的連續性，也使人得以看見中國民族主義身份的生成過程——從知識菁英的構想，一路滲透至大眾情感的波瀾。

此外，作者對「民族主義生意」（The business of nationalism）的討論頗具啟發性。若能進一步觸及「離岸民族主義」——即中國僑民與海外影響者如何展演其民族主義身份——將更能深化論述。此一現象兼具自發與國家引導的雙重特質，既用以鞏固國內敘事，也旨在向海外投射軟實力。其具體形態包括唐人街的國慶遊行，以及台灣官員過境美國時所引發的抗議活動。無論源自自發情感，抑或經過精心策劃，這些事件皆揭示了民族主義情緒如何被表演化與工具化，以製造情感共鳴並產生地緣政治效應。若將此跨國維度納入視野，則可見民族主義早已越出中國疆界，化為一種與國家立場互為呼應的全球化情感實踐。

普通工人、農民與日常老百姓的聲音何在？這些聲音在知識分子書寫的歷史中，往往被忽略。二〇二五年，王德威在與作者的對話中即拋出了此一關鍵問題。我頗為認同這個追問，但對涂航的回應則感到意猶未盡——雖然其立場可被理解與接受。涂航強調，書中多位知識分子（如陳映真）深切關注「如何代表『人民』」的課題；然而，這種關注——無論多麼真誠——並不必然意味著他們確實代表了人民。意圖，終究不能與聲音劃上等號。

由此，或許還可追問另一層問題：為何「工廠車間哲學家」在中國的歷史記錄中幾近失聲？在美國，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這位「碼頭工人哲學家」——在歷經數十年體力勞動後，終於獲得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承認與地位。那麼，為何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史中，既未孕育出類似的身影，抑或縱使出現，卻未能長久保持可見？這種缺席本身，或許正揭示了知識生產與社會階層之間的深層斷裂。

畢竟，正如俗諺所言，養育一名孩童需要整個村莊的力量；然而，寫成一本書，則需將目光凝聚於一個銳利而核心的問題。對涂航而言，這個問題指向毛澤東革命的遺產如何被爭論——不僅透過意識形態與知識架構的辯證，更沿着後毛澤東時代知識階層的情感體驗，追索其背後深層而複雜的情感動態。就此而言，他以細膩且具創見的筆法，圓滿完成了自身的知識使命。我由衷推薦《情感共和國》。

本書評英文版首發於The China Quarterly (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