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 伊丽莎白·毕肖普：成为女人是一场不容许患得患失的独自远航
編者按：”这里是作家酒馆第二季，我是云也退。今天来访的是四处旅行的美国女诗人毕肖普。在她的诗中，有两片大陆，几座城市，和一些反差鲜明的异国风情。在她的诗中，成长在于一瞬间的意识，成为女人，是一场不容许患得患失的独自远航。“
本文为云也退播客”作家酒馆“的文字版。云也退被认为是中国当下最棒的文学评论者之一，他视野开阔，阅读广泛，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将读者带入一个一个作家的世界，体会一个一个独特的灵魂。本文为作者授权刊发，欢迎掃描直接订阅云也退播客”作家酒馆“，用耳朵听作家们的故事。
你好，这里是作家酒馆，我是云也退。无论你遭遇了什么，你都可以在文学中找到慰藉。
远处是山，近处是两个小孩，山把他们衬托得就像两个斑点，他们身后的房子也同样渺小如斑点。他们在玩儿，他们拿了爸爸的一把锄头，一把断了把儿的锄头，他们不知道，爸爸妈妈并没有房子。两个孩子举起锄头挖地，地很硬，锄头很沉，一失手锄头咣当落地。孩子们爆发出一阵笑声，却没有注意到，笑声散播到了天边隆隆的闷雷之中。
暴风雨正在逼近。孩子们的妈妈在叫他们回到房子里来，那叫声很难听，很丑陋，那也不是什么房子。雨水瞬间杀到。大雨倾盆之中，两个孩子仍然在专心地拿锄头挖地，雨水就是他们的房子。
Squat，这个英语词，意思是“蹲”，squatter就是蹲着的人，可以引申为那些无法坐下、只能蹲着、随时要起身走人的人。今晚来酒馆的客人，Elizabeth Bishop，伊丽莎白·毕肖普，用squatter这个词，来指那些住棚屋的穷人，他们搭一个窝棚安顿一家人。而他们的孩子们暂时还不了解住窝棚意味着什么，他们只知道有父母，有一个房子，房子里有一张可以睡的床，睡着时头上有一个房顶。
毕肖普长了一张孩子一般肉鼓鼓的脸。Squatters’ Children，是她的一首著名的诗作，可以翻译为“棚屋的孩子们”。在诗中，暴雨将至，母亲在叫喊，而两个沉浸在快乐中的孩子，对世上最可怕的事情——贫穷，毫无知觉。
伊丽莎白·毕肖普，作为诗人，她对于做孩子这件事，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棚屋的孩子们是她在巴西写的。她还有另一首诗，是写自己7岁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小城伍斯特，所经历的一个时刻。
那就1918年2月的一天，她跟着姨妈去牙科诊所。姨妈的牙病犯了。再有三天，她就7岁了，现在是严冬，诊所那时还没有中央供暖，人们都紧紧地裹着大衣。天色已晚。在候诊室里，伊丽莎白翻到了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她已经学会了阅读，这令她骄傲：打开一页，她就读懂了，那是漆黑的火山灰，下一幅图，是红色发亮的岩浆涌出火山口，可以想见它会吞没附近的村庄；翻到下一页，是两个非洲探险家，他们戴着头盔，穿着马裤，它们旁边的图片，拍的是原始部落的凶恶风俗：死人被吊在一根长杆子上；刚出生的婴儿，脑袋被铁丝一圈一圈缠起来，变成圆锥形。
《国家地理杂志》首创于1888年，一个多世纪以来，它的办刊主旨一直是讲述遥远地方的自然和生活，呈现一些往往骇人的人文景象……女孩再往下看，是非洲某个部落的土著女人，从下巴往下直到胸脯，缠着一个个金属环，把脖子拉长得，就像灯泡的螺丝口。
忽然，诊室里的姨妈发出“哦……”的一声痛苦的呻吟：女孩觉得，那不是姨妈的声音，那是从我自己喉咙里传出的声音。她说：我就是我那个愚蠢的姨妈， “再过三天，我就七岁了”，我正在成为我的姨妈，我家族里的人都会变成同一个人，所有人正在成为同样的人。我不想向他们——向那些大人的方向坠落过去……我想阻止这种冲动，但内心知道，自己早晚要成为无依无靠的他们之中的一员……
女孩又看了一眼那本《国家地理杂志》，出刊日期是1918年2月15日，此时的欧洲还在炮火连天之中。诗中的最后一段写道：“战争在进行。外面/是伍斯特，马萨诸塞州的/暗夜，积雪和寒冷。”
毕肖普的这首诗叫做《在候诊室里》。诗中，那位“啊……”了一声的姨妈，是她自己的抚养人。她和姨妈很好，可她不想沾染一个成年人的痛苦，在她听来，发出那个声音的人真是胆小可怜。然而，那声音，似乎又是从她自己喉咙里发出来的。这意味着什么？
成长无需一个过程，只需要一瞬间的意识。小女孩听到了成年人的恐惧，看到那些黑皮肤的古怪女人，脖子被拉长，胸前还挂着两个乳房，有的高耸，有的干瘪、凌乱。她还不具有那样的一对胸脯，但她已经能感受到一种羞耻，甚至可以说是恐怖。通过疼痛，她成为她的姨妈，而通过古怪的羞耻感，她《国家地理杂志》展示的那些非洲女人中的一分子。
对女人来说，最重要的成长，莫过于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女人。毕肖普被一个女人收养，是因为她与另一个女人分离，那个人，就是她姨妈的妹妹——也就是她的妈妈。
这又是一件毕肖普很晚才想起来要讲述的童年故事。1914年，她3岁，母亲带着她，住在马萨诸塞的另一座城市塞勒姆。塞勒姆是美国东北角的一个港城，那里发生过的最有名的事件，就是1692年的女巫迫害，那是父权社会迫害女性的一个经典案例，当时，人们把19个女人指认为女巫，说他她们散布妖法毒害市民，法庭宣布罪名成立，将她们处死。从此，“女巫之城”就成了塞勒姆的别称。
1914年6月25日下午，塞勒姆的一家皮革厂冒起了黑烟，火势迅速蔓延到了波士顿街。晚上，毕肖普从梦中醒来，觉得口渴难忍，她呼唤妈妈，妈妈却不在，她的搪瓷白的婴儿床，被火光照成了红色的一片。
在那次大火中，整个塞勒姆一共毁掉了一千三百多座房子，全城不到五万人口，有一万八千多人在灾后无家可归或是失业，市中心最漂亮的林荫道，众多茂盛的大榆树全部被毁。3岁的女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找不到妈妈，就摇摇摆摆地走出家门，看到街上，黢黑的街上搭起了临时的窝棚和帐篷，杂七杂八堆着烧毁的衣物和家具，熏黑的板材，打碎的镜子……她在一堆破烂中，看到一只黑色的长筒袜，她伸手去拿，就在这时，母亲的一声尖叫：“把它放下！”几乎刺破了女孩的耳膜。
在火灾的晚上，毕肖普究竟看到了什么，她真的看到，母亲端着咖啡和食物，到海滩上去救助那些逃到海边的居民了吗？火焰腾空而起，煤渣和灰烬在空中飞舞，妈妈的白色长裙，和她自己白釉婴儿床一样，都在火焰中闪烁着红光——这种种画面她真的记得如此清晰吗？或许，母亲那一声尖叫都是她事后虚构的。然而毕肖普通过诗来告诉人们，那个晚上，她和母亲之间开始有了难以逾越的距离：就是从那一句训斥开始，我总会感到“异常的饥渴”。
毕肖普是在一首题为《酒徒》的诗中讲这场大火和母亲的一声训斥的。她想起来讲这件事，最终好像为了告诉人们，她为什么沾上了酗酒的习惯。
就为了缓和那场大火中分离的刺痛感，也是为了弥补孤独时的“异常口渴”的创伤。
我给她上的是一款波旁威士忌，这款酒不仅是她的最爱，而且能不断地从她成熟的精神状态里，激发出天真、任性的一面。她说：“我身上残存的母亲就是那只黑袜子一样大小，”两年以后，母亲就因为严重的精神分裂被送进了医院。她的父母现在都不在了，毕肖普被送到了姨妈的家里。下一次再听到母亲的消息，就是死讯了。十八年后毕肖普正在大学里，她对一位好朋友说：我妈妈去世了，这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
为了摆脱分离带来的被遗弃感，她就主动表示：我毫不在意。在读大学的时候，她就认为，自己应该去过流浪的生活。而酒精是流浪生涯的必备。在沉溺于酒精的时候，毕肖普意识到了耻辱感，一种包含了性别歧视的耻辱感，因为在那个年代，海明威可以在《太阳照常升起》中大谈男人酗酒的浪漫，菲茨杰拉德可以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宣说酒精带来的迷醉；可是决心成为一个诗人的毕肖普，却只能隐藏自己的酒瘾。
因为一旦过于张扬，她作为诗人的生涯很可能尚未起步就要夭折。因为不管女人做点什么，是否早早接受社会安排她们去承担的人妻人母的角色，女人喝酒都是不体面的，那将意味着她骨子里的叛逆不从。
1951年，伊丽莎白·毕肖普即将出发，搭一艘货轮去做环球航行。此时的她，有过好几个亲密女友，她喜欢在女人的圈子里分分合合，大恨大爱。而男人，她的心里只有一个，那就是比她小六岁的波士顿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他们认识了有三年，然而很快就将分开，将最深厚的感情寄托在隔开一道海洋的往来书信里。
离开美国前，伊丽莎白·毕肖普写了一首十分神秘的诗，叫做《浪荡子》。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在猪圈里度日的男人，墙上满是猪粪，地板正在腐烂，但是他似乎并不需要“恢复正常”，他“把一品脱酒藏在一块窄窄的箱子板条后面”，靠着酒醉他看到：
朝阳把谷场的泥土染成红色
烧焦的水坑似乎让人安心。
这时，他觉得自己几乎可以忍受
再忍受一年或更久的流浪的日子。
1951年，她登船出海，然后在船靠岸的第一个国家——巴西，她就留下不走了。在那里，她坠入了爱河。她遇到了一个名叫洛塔的女人，全名是洛塔·德·马塞多·苏亚雷斯（Lota de Macedo Soares），和毕肖普之前最要好的女友一样，洛塔长了一头瀑布般的黑发，一张中性的面孔。洛塔是个在巴黎出生的富家女，自学成才的景观建筑师，她在萨曼巴亚设计了热带丛林里的别墅，她领着毕肖普，进入了巴西最高级别的政治和艺术圈子。
毕肖普继续写诗，此时，有妥帖的爱涌入了她的内心，这是一个诗人渴望的时刻，她可以望见，这里有太多的瀑布，溪流汇聚，云雾在山顶盘绕，用柔和的慢动作从两侧溢出，从山体流下闪光的泪痕；如果溪流和云朵没有堆积起来，而是一直在旅行，旅行，那么山，就像是一条倾覆的船，船身布满了污泥和藤壶……
精细的用词和比喻，反映了她的耐心，她有的是时间来打磨文字。她继续写道：
想想离家后的长旅，
我们是否本该待在家里，想着这里？
我们今天应该在哪里？
该不该在个这最陌生的剧院里
观看陌生人表演？
啊，我们多么天真任性
当体内有着生命的气息时
我们却要反其道而行之，急着跑去看太阳？
去看世界上最小的绿蜂鸟？
去看一些看不透的古老石雕
看不透也琢不透的石雕，
去盯着看任何景象，
任何瞬间就能看见，随时让我们心花怒放的景象？
哦，我们一定得梦着我们的梦
并拥有这些梦吗？
而我们还能容得下
一轮折叠起来的，依然如此温暖的落日吗？
她的欣喜到了令她自己都感到心虚的地步——她有些接不住眼下的幸福感，她说：我们是不是本该坐在家里，畅想着这里？言下之意，和亲爱的人一起生活在巴西的萨曼巴亚，这种感受是过大的恩惠，简直是不应该真实的。她说：我们是多么的孩子气，一说去看太阳，一说去看蜂鸟，立刻把正在进行中的欢乐丢下不管。
这里有太多的瀑布，还有太多的squatter——住着棚屋的人。是的，穷人无论在哪里都是最多的。在大型和中型城市，像是圣保罗、累西腓、里约热内卢里，穷人选择河边、入海口、运河、溪流边，搭起了各种简易的棚屋，有些棚屋在距离城中心的很远地方形成了一片棚屋区。像帕拉州的首府贝伦，完全是一个木棚形成的城市。孩子们在土路中间踢足球，要是看到可疑的人，拿着电锯、斧子，奉政府或者大商人之命想来推倒这些非法搭建的屋子，小孩就尖叫起来，大声嚷嚷着，拿石块儿扔他们，赶走他们。
毕肖普在这里写下了“棚屋的孩子们”。看到喊着孩子们回家的母亲，毕肖普不会想到自己的幼失双亲，她想到的是：我有了洛塔。她和洛塔之间，是恋人，是配偶，也是母女。毕肖普的脾气，就像那张总也长不大的娃娃脸一样，就需要一个有刚硬的长辈气质的人守护，同她依存。
她和洛塔曾经想过有一个孩子。但是1953年年底，毕肖普写信告诉洛威尔说：我不要孩子，我彻底放弃，因为这里的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是病着还是健康的，是杀了妈妈的还是没杀妈妈的，都起码有八个孩子。
她们两个也经常收留孩子，照顾他们的吃住、洗澡甚至还有教育。1959年，毕肖普又一次告诉洛威尔，我们这里住了祖孙三代人：“洛塔是个好外婆，我却不是好妈妈，我教孩子们葡萄牙语，可是我自己的葡萄牙语说得很不怎么样。”
在1958年的一次亚马逊的内陆之旅中，毕肖普再一次为身在这片大陆而欢喜：她在一首诗中写：“一月，大自然精确地向我们的眼睛致意/就仿佛它必须如此：/每一平方英寸都填满了叶子——”当然，她还见到了印第安人。这些最原始的亚马逊丛林里的印第安人，他们那么友好，那么平和，总是那么快乐。在茂密的树叶、巨大的花朵之间，那些女人像鸟儿一样彼此呼唤。十六七岁的少女，她们新长成的乳房，就裸在所有人面前，坦坦荡荡。
在巴西的美好岁月里，她还凭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北方与南方》获得了美国诗歌的最高荣誉之一——普利策诗歌奖。这本诗集里的每一首诗，都是用细腻入微的观察，精确的词句，经过慢慢研磨而成的。细碎的、闪烁的痛楚，在她的梳理和摆布之下，放射出了无边的个人经验，和有历史感的悲情之中。假如她一直生活在巴西，她的诗作里的时间也将不再推移。
可是，她回去了。和所有的关系一样，在起初几年的天堂的日子过去后，共处就会越来越难。当洛塔开始接手一个在里约热内卢建造城市公园的项目时，她们的关系开始降温——这座公园，将建在填海而成的陆地上，不仅纳入一个现有的现代艺术画廊，还要包含一个机场。这需要洛塔投入全部的精力。但毕肖普，就像孩子要求母亲关注一样，要求洛塔关注。一旦她觉得洛塔分了心，那么，对分离的预感，对被疏远、被遗弃的过分担心，就让她再度沉入了酗酒之中。
她是1967年回到美国的。回去之后，她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图书馆，寻找一本1918年2月15日的《国家地理杂志》。她想找到那本杂志里的土著女人。想看一看，她印象里，脖子上缠着一个个项圈的女人在不在那里。那些女人古怪，难看，畸形，她们裸体的样子，被拍下来展示给读者，作为一种“异国风情”取悦他们。而毕肖普所认识的亚马逊村庄里的土著女人，她们的裸体不取悦任何人，她们从内心到外表本身就是喜悦的，贫穷的暴风雨不能威胁到她们的快乐。
这些人似乎是不需要长大的。但杂志里的那些女人则不一样，她们面部端庄平静，脖子却被一环一环地箍紧，拉长，她们所处的社会，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迫使她们意识到自己是女人，通过疼痛和羞耻来确认自己的身份。人都要经历成年礼，但女人的成年礼，往往是通过疼痛，通过恐惧，通过创伤和对创伤的种种处理，来完成的，因此，女人也就成了一种被社会建构的身份，女人的身上，女人表情和气质之中，都清晰地烙着一个社会的风俗烙印。
在看到她们的照片时，在感到恐惧和疼痛的时候，一个马萨诸塞州的七岁女孩，也进入了她自己的成年礼。毕肖普终于找到了那本杂志，但是，其中并没有那张照片。记忆显然不可能那么准确，发生在先的印象和在后的其他印象，难免要混在一起。她翻着那本杂志，有些内容她似曾相识，大部分则都是第一次看到。她必须思考更多。
这是一首她要写上很多年，才可能完美的诗：《在候诊室里》：再有三天，我就7岁了；我在翻看一本《国家地理杂志》，我的姨妈在牙医的病床上发出一声“啊……”1967年9月25日，跟随毕肖普来到纽约的洛塔，在毕肖普的公寓里吃下了大半瓶安眠药。她被毕肖普视为配偶，更视为妈妈，不过这位妈妈一生都自主选择自己的身份，她选择成为一个离经叛道的景观设计师，也选择成为一个用自杀来结束生命的人。当悲剧发生后，毕肖普才知道，她的任性，对于洛塔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将近十年以后，毕肖普写成了她的又一篇名作，那是一首很短的诗，题目叫《一种艺术》。在诗中，她说失去——losing，是一种并不难掌握的艺术：我丢失了门钥匙，丢失我母亲的手表，我虚度了时光，因为我掌握了失去的艺术；我失去了两座城市，失去了一些我所拥有的王国、两条河、一片大陆，这都没有什么，因为我掌握了失去的艺术。
唯一让她看重的、不舍得失去的，是什么？不是生命，也不是与自己深爱的人，毕肖普身边从来不缺少对她一见钟情的女人。她不舍得失去的，是那种小孩玩闹时、没心没肺的声音，她在巴西听到过，见到过；哪怕自己早已满头灰发，她都希望保留住那种，能够对成年时代的暴风雨置若罔闻的天真的力量。
伊丽莎白·毕肖普踉跄离去。她的诗，是英语世界最有标志性的女性声音之一，但她似乎很少想过，怎样让与自己最亲近的女人避免受伤。
这里是作家酒馆，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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