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刊特別策劃：海內外學者、書評人一人推薦一書

本文為《波士頓書評》2024-01期文章，本期刊物電子版下載。

編者註：自《波士頓書評》決定2024年1月1日正式出刊後，得到海內外許多學者、作家、媒體人、讀書人的支持，本文為創刊特別策劃，海內外數十位學者、讀書人一人推薦一本書。

葛兆光： 《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

我最近在重讀新譯本《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Joseph Levenson，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3），覺得這本1960年代的書，仍然值得重讀，因為他提出的問題，我稱之為“列文森問題”（儒家是不是進了博物館，中國是不是已經從天下到國家，中國知識人為什麼理智上背棄而情感上依戀傳統，儒家中國的傳統與共產主義之關係），現在仍是我們需要討論的。另一方面，從他的書出版之後60多年中國大陸的現狀，反過來看他的結論和預言，似乎並不是完全如他所說，為什麼我們不得不一再回到出發點？他書中的結論和後來歷史的變化的差異，並不是說一個歷史學家的判斷不對，而是說歷史進程的複雜性，以及中國的複雜性遠遠超出學者的曆史認知，這裡是不是還有可以思考的問題？（葛兆光 ，復旦大學教授。）

Perry Link：The Woman Back from Moscow

I think Ha Jin's new book The Woman Back from Moscow is wonderful and would be a good one for Chinese readers, both inside China and outside, to read.   I reviewed it for VOA ：《林培瑞: 哈金的新作，戳破中共的神话？》（Perry Link,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and Emeritus Professor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徐賁：Survive and Resist: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Dystopian Politics

在威權主義和極權主義重新抬頭並結成暴政同盟的今天，不願意隨波逐流的人們更迫切需要認真面對兩個嚴峻的問題：我們要怎麼活下去？ 如何在逆境和絕境中拒絕屈服和順從？ 這就是艾米·阿奇森（Amy L. Atchison）和肖娜·沙姆斯（Shauna L. Shames）在《生存與反抗:惡托邦政治權威指南》一書中討論的“生存”和“ 反抗”問題。 這本小書透過經典和當代的一些惡托邦作品，對與極權壓迫和叛逆有關的政治概念作了明快而通俗易懂的解釋，探索如何將虛構的惡托邦敘事轉化為對現實惡托 邦政治運作的認知與反抗策略。

全書最有啟發性的是第四至第六章。 第四章探討獨裁政府用來「完成其卑鄙行徑並繼續掌權的一系列戰略和戰術」。 第五章介紹在極權統治下的抵抗策略，「首要任務就是生存下去，即使這意味著要嚥下惡性管制帶來的苦楚」。 其次是多樣性的反叛和抵抗，「從較小的、日常形式的個人層面的反抗開始，如眼神交流和移情，進而發展到較大的形式，如被捕或自發抗議。…所有這些 行動都很重要，但最終是…長期的非暴力抵抗運動」。 第六章討論如何才能“不畏強敵”，那就是讓盡量多的人參與進來，“單個蚊子很容易被拍死，但你有沒有被一團蚊子包圍過？你不可能拍死所有的 蚊子。集體非暴力抵抗運動也是如此」。（徐賁，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社會學家）

Shauna L. Shames and Amy L. Atchison. Survive and Resist: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Dystopian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9.

劉小磊：《藕香零拾》

張旭東《藕香零拾》，以個案考證的形式，討論知識分子的出處與氣節。 以「藕香」作書名，殆取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之意？ 所舉案例，如顧頡剛之妻張靜秋因為顧頡剛學習不進步、表態不積極，而發動全家批鬥之，甚至掌摑之，牟潤孫在顧頡剛陳垣之間兩頭不討好，陳曾壽跟鄭孝胥保持私交但絕不去東北 ，楊綛由怕鬼到不怕鬼又復怕鬼，甚至唐代詩人小李杜之不和諧，亦因出處氣節所致，多聞所未聞。 顧頡剛、鄭孝胥日記，都是長篇巨制，如非反覆研讀，細心考證，很容易就滑過去了。 書中云“不講故事的學術史是騙人的”，蓋夫子自道也。 所謂“寓義理於考據之中”，當如是。（劉小磊，《南方週末》編輯）

費左右：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Recovering the Classical Legal Tradition

在《共同善憲政主義 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Recovering the Classical Legal Tradition》，哈佛法學院教授Adrian Vermeule論證為何在左派民主黨流行的法理學「活的憲法」不對，另一方面，共和黨絕大多數所信服的原旨主義，也是問題重重，唯有回到古典法學，回到以共同善最為標準與目的的憲政主義，才能有良善的政治。這本書可以配合2022年的一部電影《塔爾Tár》一起看。這部電影非常值得一看，其中有關於woke，取消文化，米兔等等，也有關於馬勒、巴哈，貝多芬等，令人趣味橫生的古典音樂討論，總之是一部多層次多元可能解釋的電影。（費左右，學者，居日本）

Vermeule, Adrian (February 2022). Common Good Constitutionalism: Recovering the Classical Legal Tradition. Medford, MA: Polity Press.

季風書園：《後真相》

擺在眼前的《後真相》，就像《駭客任務》中擺在尼奧面前的紅藍藥丸：選擇藍色藥丸，便是選擇感受與立場為先，它為你製造舒適安全的氣泡，伴隨 時刻破碎的危險；選擇紅色藥丸，就必須直面令人不適的事實，調動足夠的理性與勤於反思的真誠心態。

藍色藥丸唾手可得，紅色藥丸周圍卻陷阱密布：當我們把科學視為某種真相的標準時，有人想用“科學”打敗科學，他們放大極少數異見，向大眾“播撒懷疑的種子”以獲取 現實利益；本以新聞專業主義為目標的媒體，打著「均衡報道」、呈現「故事的兩面性」的旗號，使真相愈發撲朔迷離；在事實破壞一個人的信念感時，為避免感情受傷害  ，自我被動搖，絕大多數人不願意根據事實調整認知，而是創造一套新的解釋，只要能將衝突合理化，再荒謬也沒關係，逆火效應甚至讓他們加倍相信自己的錯誤理念 ，拒絕一切不同觀點。 在所有這些現像中，真相的價值都被視若無睹，更有人認為，在社群媒體時代，我們本就生活在被製造的幻像中，真相不僅不重要，也根本不存在。

《後真相》清晰而有力地破除了這種觀點。 作者指出，所謂後真相，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霸權，出於個人或集團利益所製造的幻象必須受到質疑，我們要在任由謊言發酵之前，就去挑戰一切混淆事實的企圖，以免更多 人陷入脫離現實的危險。 但更重要的是，要指出別人不想看到的真相很容易，但我們有多少人準備以同樣的標準審視自己？（季風書園）

梁捷：Hayek: A Life,1899-1950

我想推薦一本新出版但還沒有中譯的書，那就是杜克大學考德威爾（Bruce Caldwell）所著《哈耶克傳》（Hayek: A Life,1899-1950）。  考德威爾是當代最著名的哈耶克研究專家，過去也已經寫過不少關於哈耶克的書，例如《哈耶克評傳》（Hayek's Challeng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A. Hayek）。 但這次不一樣。

最近這幾年，考德威爾有機會獲得大量一手的哈耶克的資料，所以他要重寫一本最詳細、最豐富、可以完整展現哈耶克生活和思想細節的傳記。 這本800多頁的大書讓人愛不釋手，我花了好幾天才讀完，還覺得意猶未盡。 書裡實在包含太多精彩細節，不僅有哈耶克，也涉及哈耶克周圍諸多學者，堪稱史詩性的傳記，也解開眾多歷史之謎。 而這還是《哈耶克傳》的第一冊，只寫到1950年，而哈耶克活到了1992年。 我一直在等待第二冊。 哈耶克的後半輩子經歷了太多歷史時刻，也獲得了諾貝爾獎，傳記內容必然更加精彩。（梁捷，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博士后，现任教于上海财经大学。

唐小兵：《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

曾長期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任的熊景明老師在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家族史著作《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是一本力透紙背的鉤沉20世紀一個雲南地方精英家族歷史 的著作，除了作者對親身經歷的家族往事的追憶、記錄和感悟，還有她基於多年沈浸在收集、整理和解讀現代中國各種回憶錄、口述史過程而獲得的文史研究的能力，對於她出身 的家族的史海鉤沉和情境再現，這些富有生命體溫和歷史反思的文字，對於我們理解和反思20世紀中國的歷史、政治與文化不無意義。 作者所記述的曾祖父、外公、姨外婆、姨媽、姑姑、田伯母等家族親友長輩的故事，在娓娓道來的敘事中如同一顆顆熠熠閃光的珍珠，這些經歷了各式人生所凝聚而 成的生命故事，無論是悲喜或離合，無論是人性的良善，或是世道的險惡，都詮釋了雲南地方精英在漫長而短促的20世紀中國的處境、抉擇和命運，他們以自己獨特的 方式參與也同時見證了歷史，而相對於更多完全沉沒在歷史深處的人來說，他們又是幸運的，因為被講述出來的人生就成為了某種具有永恆性的存在，講述本身不僅 僅是對歷史的記憶和對長輩的致敬，也是對自我人性的治療式救贖和對未來的某種歷史責任。 即此而言，我很贊同作者印在書的封面上的一句話：「留下長輩的故事，比留下他們的骨灰更有意義。」我也相信讀者諸君會深深認同地認同這個 理念，也期望更多的讀者走進自己的家庭、家族的歷史深處，去聆聽、挖掘和理解長輩的故事，因為，在那裡隱伏著你理解生命的源流和奧秘的全部暗碼。（唐小兵，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成慶：《語錄的思想史》

研究禪宗的著作汗牛充棟，但小川隆《語錄的思想史》的研究卻能穿過語言的障礙，直入禪思想的內部。（成慶，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禪文化研究中心負責人）

朱桂英：《現實感——觀念及其歷史研究》

一旦開始深入地敘述，我們立刻會發現，我們自以為確定的經驗，在遺忘與虛弱之中被搖擺和瓦解；我們所持守的觀念，彷如虛擬而易碎的積木城樓。 試問，有多少人能真正清楚地講述我們在這個春天所經歷與承受的一切？ 曾被廣為引用的那句話“時代的灰塵，落在每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何以衝擊我們的內心？ 真實需要追尋，它要求追尋者擁有足夠的知識儲備、敏銳的洞察力和精密的判斷力。

以賽亞·柏林是20世紀頂尖的觀念史學家，他的深刻之處在於，洞悉人們熟悉的觀念所包含重要假定，將其分離並加以探究，追溯至它們形成時的歷史現場與具體生活經驗 。 閱讀以賽亞‧柏林嚴謹細密的文字，一種嘆息會浮現在讀者的心裡：所知即所限，甚至有時候，偏見比無知更可怕。

然而，無論是偏見或無知，經常是某種特定社會文化的產物，而不全是個人的認知缺陷。 每一代都有自己的偏見與傲慢，一代人曾無比確信的信念，在另一代人看來不過是過眼煙雲；一代人曾終其一生奮鬥的理想，在另一代人看來不過是荒誕的 幻覺；一代滿心敬畏小心侍奉的力量，在另一代人看來不過是可笑的謊言。 當我們的所感所想之根據的核心假定之一被觸及，被清晰談論，我們才可能擁有免於愚蠢與偏見的自由。 也只有在這種自由中，我們才能獲得關於我們生活世界的現實感。（朱桂英－前媒體人，心理學研究者)

楊斌：《哥倫布交換：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後果》

克勞斯比（Alfred W. Crosby Jr., 1931—2018）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交換：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後果》 (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Greenwood Press, 1972] ）和1986年出版的《生態帝國主義：900-1900年間的歐洲的生物擴張》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19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是科技醫療 史和環境史的開創性的經典著作，也是全球史的必讀書目。 阿爾弗雷德·克勞斯比成功地首先將跨學科研究方法應用於全球史的研究，和其他一些學者一起，奠定了環境史、醫療史和全球史的基礎。

克勞斯比敏銳地觀察到了為什麼歐洲相對輕鬆地征服了新大陸和澳大利亞（他稱之為“新歐洲”），而目前人類的財富就主要集中於歐洲和新歐洲，而後開始探討這個兩極化現狀的 歷史淵源，尤其是歐洲征服成功後面的生物因素，其中的關鍵一點便是疾病如何影響了人類社會。 早在1970年代，克勞斯比就已經意識到了疾病在人類歷史上的作用，如埃爾南·科爾蒂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對位於今天墨西哥的阿茲特克文明的征服 和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1471 或1476—1541）對南美的印加帝國的征服； 他還研究了1918年的大流感, 可以說是疾病醫療史的先知先覺者。

「哥倫布交換（The Columbian Exchange）」和 「生態帝國主義 （Ecological Imperialism）」因其首創而成為學界廣為接受和沿用的概念和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哥倫布交換》這本書書稿完成後，沒有一家大的出版社感興趣，幸虧位於康州Westport鎮的一家默默無聞的小型學術出版社Greenwood Press慧眼看中，得以付梓。 這也說明了全球史和全球史學家篳路藍縷的艱辛。 筆者十幾年前認真閱讀這本書，受到了驚人的腦力激盪衝擊。 筆者當時不能想像，居然有如此博學之人！ 《生態帝國主義》的第一句話便是「歐洲移民以及後裔遍布各地，這個現象需要解釋 （European e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are all over the place, which requires explanation）」。 原文不過短短十三個單字，卻如泰山壓頂，讓人喘不過氣來,印象極其深刻。 筆者在寫《海貝與貝幣：鮮為人知的全球史》時，首句便套用了這個句式。

克勞斯比的研究融合了歷史、地理、生物和醫學，美輪美奐，令人目不暇給。 筆者以為他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歷史）學者。 他的研究和著作，突破性地擴展了歷史研究的對象和範疇，直接提出歷史研究的許多關鍵且經久不息的問題，刷洗了世界史的許多認知，樹立了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典範， 其影響巨大，而且在很遠的將來仍然會被廣為閱讀。 大家熟悉的暢銷著作《槍砲、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就受其深刻的影響，甚至書名都模仿了克勞斯比的另一本 書，即《病菌、種子與動物：環境史的若干研究》 。（楊斌，香港城市大學教授）

施京吾：《在经验和超验之间》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京大学景凯旋教授迻译米兰·昆德拉的《告别圆舞曲》后，投身东欧文学研究三十余年，翻译多部东欧作家作品，同时发表大量文章介绍这些作家作品、生平及思想。《在经验和超验之间》是作者长期研究东欧文学的总结性成果，

如果以集中营、古拉格、夹边沟作为参照，二十世纪无疑是一个暴政的世纪，以前所未有的野蛮向人类展示了极权主义的残酷。东欧的不幸在于，两种不同形态极权统治轮番上场，尤其苏联超过四十年的统治，给东欧国家、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心灵以重创。

作为苏联附庸，东欧知识分子以文学为载体对苏联统治进行了反抗：“反抗历史目的论以及一体化社会造成的非人化现象”。《在经验与超验之间》一书选取昆德拉、哈维尔和克里玛三位不同类型捷克作家为代 表。米兰·昆德拉提出“存在无意义”的命题，具有明显解构色彩，他以一种“弄臣”姿态对理性主义的整全性进行了解构式批判。瓦茨拉夫·哈维尔是一位具有牧师般庄重的剧作家，其基本观念是：价值与事实应当一致，否则会造成社会与人性在同一性上的分裂，构成荒诞的戏剧因素。介于昆德拉和哈维尔之间的是伊凡·克里玛，是坚持人文价值的理想主义者，其创作“对于捷克社会的民主转型，在精神上起到了促进作用。”（施京吾，文史學者 ）

《在经验与超验之间》，景凯旋  著，东方出版社，2018年12月第一版

程映虹：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

第一批非洲留學生為什麼離開中國？ 推薦加納在華留學生海維的《一個非洲學生在中國》。

1960年，隨著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取得獨立，中國政府第一次向非洲學生提供獎學金，從一些非洲國家招募了100多名學生來到北京，從旅費到生活費用全部包了下來。 但大多數非洲留學生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多以後不但要求回國，甚至發起罷課和絕食，和中國官方發生衝突，最後如願回到非洲。

這些非洲留學生為什麼在中國「留」不下來，甚至不惜和待他們「不薄」的中國政府鬧翻也要回去？ 整整50年過去了，大陸官方沒有公佈任何資料。 當時「領頭鬧事」的加納學生伊曼紐爾·約翰· 海維1962年離開中國後很快就出版的《一個非洲學生在中國》從非洲學生的角度為那段歷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身為非洲學生的骨幹分子，海維對當時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描述，對今天的人們認識那個時代仍有一定意義。

海維的中國敘事內容非常豐富。 他雖然沒有受過系統的人文和社科教育，連正規的大學本科都沒有上過，而且來自被很多中國人看不起的非洲，但他對上個世紀60年代初中國社會和製度的一些根本問題的 觀察與評論——從教育制度的缺陷到公社化失敗的原因——即使今天讀來仍然很精闢。 懷著加納絕不能走中國道路的強烈的信念，他一回到非洲就寫出了這本書並交給一家英美合作的出版社，很快就問世了。

身為一個來自新獨立的非洲的留學生，海維的政治經驗不僅為我們今天如何評價毛時代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角度，而且對於自覺或不自覺的透過種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世界的中國人也是一個 提醒：在對待政治體制和國家前途的大非面前，非洲人并不见得比中国人缺乏辨别力。（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An African Student in China

Author: Emmanuel John Hevi

Publisher: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New York, London. 1962

胡平：The Human Condition

推薦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這本書有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我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讀到這本書的片段譯介，很有共鳴，當時就把一些感受和思考寫進《蘇格拉底之死散論》（1985年）。

阿倫特區分了勞動、工作和行動。 勞動是人類為了自身和下一代的生存所必需從事的活動；工作是人所執行的創造性的勞動，建造一個相對的非即時消費的東西以確立和社會的連接；而行動則是人與人聯合 起來的一種政治性活動。  阿倫特認為，行動本身是人類獨有的特權，動物和神都不具備這一點，只有行動完全依賴他人的在場。

根據阿倫特的觀點，只有政治活動才能賦予生命的意義。 人類最精華的本質在於追求不朽；而達成不朽的唯一方式，便是憑藉著自己的語言和行動的能力，進入公共交往領域，並在與自己同類的他人的評判與見證，使自己的言行留存 於人類的記憶即歷史之中而贏得不朽；為此他甚至甘冒生命的風險。 這和中國古人所提倡的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不謀而合。（胡平，學者）

楊瀟：《控制自然：面對洪水、火山、泥石流，我們站在哪裡？ 》

麥克菲是何偉在普林斯頓大學創意寫作課的老師，結構的大師，絕佳展現了為什麼現代非虛構是一種「刻意的自然」。 麥克菲也是美國最高產的非虛構作家之一——在偏見者看來，「高產量」大概不是什麼好詞，但我的理解是，這意味著他一定有極其強大的方法論，而不可能只 靠靈感或激情來寫作。 我喜歡這樣的寫作者。 寫作是長跑，耐力往往是最被低估的品質。

大概是因為題材關係，麥克菲的作品在中文世界被嚴重低估，這一本《控制自然》是他最早被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更是少有人知。 但它值得被讀到，你會從中深刻體察到人類的力量與局限，你也會看到，借用他自己的話，作者如何把「如此眾多而互不相同的要素──角色、描述、對話、 敘述、已有定論的文章、幽默、歷史、科學等等——放進一個包袱裡」。 （楊瀟，記者、作家，著有《重走：在公路、河流、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

約翰麥克菲《控制自然：面對洪水、火山、泥石流，我們站在哪裡？ 》，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5月

劉曉蕾：《金瓶梅》

《金瓶梅》是奇書，也是“凡人生死書”。很多人都說《金瓶梅》是本小黃書，也有人說這本書不過是西門慶家的“帳薄”，都是他和女人們的故事。 說這話的人，卻不知這本書在瑣細的日常生活之外，有多少煙波浩蕩。

色情的部分，在《金瓶梅》裡，充其量只是滄海一粟，作者真正想要寫的，其實是世情和人心，還有死亡。 我第一次讀《金瓶梅》的時候，就是被裡面的死亡震撼的。

論寫死亡，我還沒看到比《金瓶梅》更殘暴更冷靜也更精彩的。 即使偉大如《紅樓夢》，也拒絕跟死亡迎面相對，採用了側寫。 晴雯之死，終結了大觀園的詩意生活，暴露了現實的殘酷，依然有寶玉寫了《芙蓉女兒詔》，想像著她當了芙蓉花神。

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被認為是人類文學上描寫死亡的巔峰的神作。 法國的莫泊桑為之折服，感嘆道：「我看到，我的全部創作活動都算不上什麼，我的整整十卷作品分文不值。」伊凡·伊里奇在經歷了非人的疼痛 、怨憤和孤獨之後，最後跟自己實現了和解，臨死時，他看到了光。

然而《金瓶梅》裡的人是看不到光的。 李瓶兒、西門慶、潘金蓮們的死，都是硬著陸，沒有光，沒有彼岸，沒有救贖，什麼都沒有。 即使從世界文學史的範圍來看，李瓶兒之死，也是獨一無二，極其硬核。（劉曉蕾，作家，現居北京。）

羽戈：《生命的厚度：江緒林文集》

《生命的厚度：江緒林文集》是江緒林的遺作。 書中一些文字，如第三輯收錄的微博，在他生前與死後，閱讀感受竟大不相同。 死亡加重了思想的分量：他在生前屢屢談及死亡，有時未免顯得自怨自艾，然而當他以一種決絕的方式告別了這個冷酷的世界，那些死亡書寫忽然重若千鈞，不僅展示了生命的 痛苦，還指向命運的荒謬。 由此來說書名“生命的厚度”，這是十年前作者讀《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所提煉的說法：“無論我們的脆弱處境如何艱難，我們都有必要像梁漱溟 那樣擁有思 想與生命的厚度，才能夠豁達地委身於政治理解或事業而不至於為其所傷。只有從豐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達而充滿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歷史和 政治的幽暗之處。而且，脆弱的處境並不絕望。」需要注意，與生命的厚度相應，還有思想的厚度。 二者互相成就卻不容混淆。 擁有思想的厚度未必代表擁有生命的厚度，反之亦然。 如果思想的厚度匹配不了生命的厚度，生命將趨向混沌；如果生命的厚度匹配不了思想的厚度，思想者將愈發痛苦。 不幸的是，江緒林屬於後者，最後困於絕望，自縹身亡。 他留下的這本書、這些思索，充分呈現了一個虔誠的獨行者在生命與思想的落差之間的徬徨與決斷。（羽戈，學者、作家）

《生命的厚度：江緒林文集》，江緒林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2年6月第一版

李晉：Plato Goes to China: The Greek Classic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Shadi Bartsch, 《柏拉圖去中國：希臘古典學和中國的民族主義Plato Goes to China: The Greek Classics and Chinese Nationalis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這是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23年的一本新書。 Shadi Bartsch是早已享譽盛名的古典學家，目前在芝加哥大學任教，有趣的事她不光研究古典學，如塞涅卡，也關注性別研究。 近年來，她的研究專注於了中國，特別是近20年，劉小楓，甘陽等推動的博雅教育和施特勞斯主義是如何和中國傳統以及當下的政治相互融合的。 顯然，Shadi Bartsch自己在序言中就已經說明，她並不是研究古典學在中國的學理性的發展，而是關注更公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環境的變化。 作者是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了兩個有趣的現象更進一步促使她寫作本書，1、在中國，人們常常把它們當作與中國的政治、政府、文化和倫理直接相關，換句話說，國內的 學者是如何「古為今用」用希臘的思想建構當下的意識形態。 其次，這些學者其實也依賴這些古代典籍來支持對想像中的 "西方 "，也就是很大程度上，對古希臘的文本解讀塑造了我們理解西方的觀念。 這是一個從「他者」的視野中提供給我們重新理解改革開放30年中國思想界的交鋒和變化，我個人覺得這是一本值得閱讀的書。（李晉，學者）

Marvin Li：《二手時代》

《二手時代》由白俄羅斯記者斯維特蘭娜·阿列克西耶維奇撰寫，深刻描繪蘇聯解體後人民生活。融合個人敘述與歷史紀實，阿列克西耶維奇採用非傳統敘事結構，將數十位蘇聯人的口述歷史編織成多視角敘事。這種方式類似科學研究中的定性分析，強調個體與整體情境的關聯。書中豐富細節與深入分析，成為理解複雜社會現象的重要資料，特別吸引理工科背景讀者。它不僅回顧歷史時期，也探索社會變遷、技術發展與個體命運的相互作用。對科技與社會發展關係的探討，揭示科技如何影響社會結構和個人命運。書中展現動盪時期生動畫面，個人命運與歷史緊密交織，提供對現代社會由歷史塑造的洞察。（Marvin Li, Ph.D. in Civil Engineering, Rutgers University.）

王兵：《人地之間：中國成長模式下的城鄉土地改革》

關於「中國模式」的討論多年前一直是國內外經濟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隨著中國經濟經歷了一連串的下行壓力而趨於疲軟，似乎再談模式就有些不合時宜。 然而，對於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來說，一旦出現多年下行趨勢而無法短時扭轉，那麼釐清增長期的基本邏輯並以之關照經濟下行期的種種弊病，就順理成章了。 陶然教授的《人地之間：中國成長模式下的城鄉土地改革》正是試圖從此前多年經濟學界有關中國經濟的眾說紛紜的解釋中，提煉出一個新的具有超越性的解釋模型——「三 二一模型”，幫助人們理解中國經濟的成長邏輯，並解釋了成長的因果機制與結構變化。

該書認為，中國經濟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之所以能快速成長，關鍵在於抓住了已開發經濟體增加中國產品需求的機遇，同時國際資本和技術大舉進入中國。 這種以投資驅動與出口貿易為導向的經濟成長方式及利益分配機制，被作者恰當地給出了系統性分析與解釋。 國營銀行、上游國營企業、地方政府分別掌握「金融部門、上游製造業與非金融高端服務業、都市商住用地三領域行政性壟斷」；中央與地方政府強力推行的「國際、國內兩層逐 底式競爭”，有效降低了中國製造產品的成本和國際市場價格，從而有力地支持了“出口導向非公有製企業的一類市場化競爭”，使中國製造產品逐漸佔領全球消費品市場，尤其在 已開發經濟體消費品市場擁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 同時，持續的大規模出口創匯累積了龐大的外匯存底。 最終，「逐底式競爭」所創造的巨額財富，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取得稅收與非稅收入，為從三領域行政性壟斷抽取高額租金奠定了基礎。 （王兵，「勿食我黍」編者）

賀碧霄：《遊戲的人》

［荷蘭］約翰‧赫伊津哈:《遊戲的人——文化的遊戲要素研究》.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8.

像許多偉大作品一樣，作者赫伊津哈開頭就提出一個多數人習焉不察的問題：為什麼遊戲中嬰兒的笑聲會顯得愉快？ 進而他追問遊戲的本質是什麼。 他探討了遊戲和法律、戰爭、學識、詩歌、哲學、藝術等的關係，總之：遊戲和人類文明的關係。 他反對生理學家和心理學家的定義，強調遊戲的自足性，認為遊戲本身就是目的，樂趣非常重要。 遊戲彷彿給了另一個平行世界，代表生命的另一種可能性。 而文明本身在遊戲之中成長、在遊戲中展開，文明就是遊戲。 民間傳說、詩歌、哲學，或是形形色色的社會生活，都是遊戲退居幕後文明留下的結晶。

在跨越多個世紀與國家的旁徵博引中，讓我印象較深的是他對11世紀以來大學體制的遊戲本質分析。 他認為大學是年輕的西方國家對「一切生命和存在的瘋狂慾望」的體制化表達，這種情緒後來支配了接下來幾個世紀的文藝復興。 用推理和語詞探討「普遍問題（university）」的實質是不同觀點學者之間的競賽性的、遊戲性的論辯，這種論辯也成為一種傳統的學術禮儀被保留下來。 “不同學派的形成、分裂與分庭抗禮”，都是一種遊戲和競賽。 這種競賽越是激烈，所處的時代就越是權威跌落、新思想競相勝出的時代。 （賀碧霄，四川大學）

趙渡渡：《早期中國的鬼》

鬼在歷史，鬼在人心，鬼在人間。

這是中國文化與社會的顯見事實。 然而在「正統」的話語系統內“鬼”是缺失的，要么是政治話語賦於的“封建迷信”，要么被學術話語當作一種可鄙可棄的“陰暗意識”。 果真如此嗎？ 中國哲人與文人的真實狀況並非“敬鬼神而遠之”，而是“談狐說鬼尋常事”（周作人），對他們來說鬼既是一種自古形塑的心靈習性，也是一種超脫於現實 又諷喻針砭現實的憑藉。 鬼史貫穿中國思想史，也是中國文化中最具殊異性和本土特色的意識形態之一。 蒲慕州說“鬼……既有現實，也有想像出來的現實（imagined reality），都可以對社會和文化產生真正的影響”，它影響的不僅是學者精英，更是生活於中國社會歷史與現實中 的普羅大眾。

人們有愛就有怕，有光明自然有幽暗，有崇高意識就有懺悔意識，有道德勸教就應有道德敬畏，只不過後者總是隱而不彰，它在中國文化中是由“鬼 「供給的，前者講多了就變得富麗堂皇且滋生虛假偽善，不如大眾人心懼鬼更真實更有效。 《早期中國的鬼》不只是講從先秦至魏晉南北朝的“鬼史”，更從多維度剖析拆解中國人的人性、內心與社會秩序構造，研究鬼本質上是“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來 研究產生鬼的文化」。

我們這個世界，「到底人多是鬼多？」（清.吳照）（趙渡渡，東南大學）

《早期中國的鬼》 蒲慕州著，黃諮玄譯，新星出版社，2023年

朱白：《大膽使用了綠色》

谈波的写作是最不容易被混淆的写作。在中国当代小说家中，你很难找到一个类似的文本，以及他在故事中执着的角度和人物之间匪夷所思的关系，都是相当罕见的。谈波更像是出于本能，而不是依靠技术或者教化之类的后天东西去发现写作灵感。换言之，谈波的写作既让人很难发现其“源头”或者师承之类的关系，也让其他写作者想学习也无从下手。

读《拜年》会让人有一种精神病院一日游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正是来源于我们对现实生活虚妄粉饰后的一种理解。真实的可能正是这种荒诞场面一个又一个的连接，而非我们惯常理解中的那么道貌岸然和清晰纯粹。《五洋抓鳖》、《我是保镖》有着一股迷人的古典评书气质，传奇在历练的文字下变得更加意犹未尽，在揪住人心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让人一叹再叹的文学韵味。此类小说在我看来句句都是神来之笔。《我是保镖》中那股子“来历不明”的阅读快感，也相当程度地满足了叙事者的一种野心。

只有一千多字的《英雄好汉不借钱》，将一个落寞的甚至有患上了老年痴呆之嫌的原娱乐城保安部长形象勾勒了出来。前保安部长大健娶了歌厅小姐为妻，他失业后变得落寞迟缓，但这种令人“叹气”的生活并非肉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萎靡造成的，一旦让他重操旧业，那种神气可能就会重新上身。当他将老婆的情人打翻在地的一瞬间，他的神气劲儿和昨日威猛又重新回来了，那个悲观落魄的保安部长将过去的沮丧、忧愁、焦虑瞬间统统放下了。大佬逃命，成了亡命之徒，传奇就此结束，这样的背影成了一种从古至今人们都无法摆脱的宿命。

坏经验（不动容、不审美的扫描式判断）正在和轻薄的阅读（新媒体、新形式下的更有效“阅读”），合谋一起摧毁我们的传统阅读审美。而这种消失可能要比本雅明感慨“韵味的消失”还要迅猛和仓皇，人们对之的不待见和矫情两股情绪并存，这才格外造就了当代大众审美的绝妙图景。庸众一边咄咄逼人催人泪下地怀旧纸墨印刷品那充满芳香的迷人气质，一边打开了“罗辑思维”所在的收音机APP打算来听一本历史书。

而谈波的写作，不管风尘中的那点破败腐朽之气，还是都市传奇中那接通神鬼电话的生猛记录，都犹如一幅幅巨画一般直挺挺地戳在了读者面前。这是对上述新媒体主义、成功至上主义的一次实打实的造反。谈波是当代汉语写作的另类作者，同时也“中国作家”标签下最为形迹可疑的一个人。（朱白，作家）

《大胆使用了绿色》

作者: 谈波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23年8月

李永峰：《與古同遊：項元汴書畫鑑藏研究》

作者: 封治國

出版社: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出版年: 2013-3

顧頡剛說中國的上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最近突然發現，中國的書畫流傳，更是層累地造成的。 距離李成不到一百年的米芾說，「李成真見兩本，偽見三百本。」到了晚明，顧復在《平生壯觀》中所認定的李成作品有六幅，超過了 米芾的「真見」。 五代的董源，在辭世一千年後，經過張大千“發掘”，二十世紀名下又多了兩幅作品《溪岸圖》與《江堤晚景圖》。 中國書畫傳統中的參與者們，其實不像經學家們，會為顧頡剛的觀點而激烈反應，他們對「層累地造成的」畫史心知肚明。 甚至，中國的美術史，就是圍繞著「層累地造成的」畫作進行鑑定、欣賞與補充。 到了晚明，董其昌依賴項元汴與韓世能兩家的收藏提出了“南北宗論”，才讓中國畫史有了基於“美”的譜系標準。 為什麼轉折之處在董其昌這裡呢？ 《與古同遊：項元汴書畫鑑藏研究》研究項元汴這位中國史上最大的收藏家。 基於強大的文獻能力，作者對從項元汴到董其昌的晚明江南文化圈進行了可靠的梳理。 不像今天的藝術史著作，從作品到作品進行分析，或是基於有限史料進行想像發揮。 藝術史譜系的建構，如果沒有可靠的史料，還是在繼續參與那個「層累地造成的」歷史的遊戲，離真相越來越遠。 所以這本書值得推薦。（李永峰，四季書評創辦人）

昆吾：Above The River: The Complete Poems

[美] 詹姆斯‧萊特《河流之上：詩全編》

James Wright

Above The River: The Complete Poems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2.

詹姆斯·賴特生於俄亥俄州Martins Ferry的底層家庭，他在寫給詩人Robert Bly的信中稱他的故鄉為“那個無法形容的老鼠洞，我就是在那裡長大的……廢渣堆、黑 樹、被糞便沖刷過的河流，還有惠靈鋼鐵公司、布勞-諾克斯公司、漢納煤炭公司工廠裡的化學物質……這是我對童年的唯一印象。」（That indescribable rat hole where I grew up ...... Scrap heaps, black trees, rivers washed with feces, and chemicals from Wheeling Steel, Blau-Knox, and Hanna Coal plants ...... That's the only thing I remember about my childhood .）他在詩中所描述的故鄉，到處都是礦工、死去的姊妹、強暴犯和被淹死的孩子。

賴特患有憂鬱躁狂症，15歲就進過精神病院，一生都在與酗酒做鬥爭，經歷了多次精神崩潰，接受過電擊治療，53歲死於癌症。 幸運的是，他在11歲時接觸到了拉丁文和拜倫詩集，在二戰尾聲中服役退伍後上大學（政府對退伍軍人的優待）並一直讀到文學博士，在閱讀期間即在美國詩壇贏得 聲譽。 除了詩人身分之外，他也以對德國、南美和法國詩歌的翻譯而聞名。 但是，由於無法獲得長期的大學教職（屢次喝醉而無法授課），以及其他任何穩定的職業崗位，他終身都深受貧窮——不僅是物質層面，更是心理陰影——的困擾，非常 符合「自我毀滅的天才」的形象。

賴特自稱用「俄亥俄英語」寫作，1963年出版的詩集《樹枝不會折斷》（The Branch Will Not Break）被公認為美國「深度意象詩歌」（deep image poetry）的經典，以一種非政治 的抒情田園詩風格描述了以俄亥俄州為代表的美國中西部景觀，從他翻譯的外國詩歌中藉鑒甚多。 然而，在五年後出版的下一部詩集《我們在河邊聚集嗎》（Shall We Gather at the River）中，賴特開始直面貧窮、警察、資本主義、厄運、黑暗水域、流浪者聚居地 等政治化的題材，風格亦趨向鬆散隨意，在一些讀者看來過於自我沉溺，不夠“詩意”，而其支持者則認為這體現了賴特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突破。 賴特的晚期作品延續了這種“潦草的憤怒”，對於這些詩歌的價值，評論界一直存在爭議。

在詩集《我們在河邊聚集嗎》中包含了一些奇特的詩作，例如《向埃德加·胡佛懺悔》（Confessions to J. Edgar Hoover），埃德加·胡佛是聯邦調查局的創始 人，是無所不在的、致力於「抓間諜」「逆滲透」的國家監控的象徵。 這首詩稱胡佛為「大大」（father），第三節寫道：

我努力去死，大大，

我騎著巨石，

我躲在星星和楓樹下，

然而我找不到自己的臉。

在黑色高爐的山中，

樹背對著我。

I labor to die, father,

I ride the great stones,

I hide under stars and maples,

And yet I cannot find my own face.

In the mountains of black furnaces,

The trees turn their backs on me.

（昆吾 ，作家）

林猛：The Secret Piano：From Mao’s Labor Camps to Bach’s Goldberg Variations

Zhu Xiao-Mei, The Secret Piano:From Mao’s Labor Camps to Bach’s Goldberg Variations. translated by Ellen Hinsey, Amazon Crossing, 2012.

平心而論，女鋼琴家的早年經歷並不算多特別——突如其來的文革暴力，下放勞動，然後努力出國留學並取得成就——這是很多人走過的路；真正特別的，是過去的經歷和 創痛在她心靈裡落下的分量，這一點很容易為讀者感受到。

尤為難得的，是她並未把自己作為一個因為遭逢不幸而理應索取報償的受害者，相反，她努力撫平自己的傷痛之餘，還能體諒到別人。 她曾陪父親給他的老友上墳，父親在墳前喃喃自語，在那段歲月裡，只有這位老友給了他信任和照顧。 鋼琴家女兒聽到他的話，心裡湧起的全是自責，自責包括自己在內的家人在父親遭難時沒有給他支持。 這樣的傾聽和自省，在那代人中是多麼難得。

在書裡我們也讀不到這類回憶錄常常會有的那種與名家的交往、成名同學的逸事，以增添作品的吸引力。 對作者的生命歷程而言，那些都太不重要了。 相反，她把很多篇幅給予了在特殊年代曾和她生命發生交錯、讓她銘感於心的普通人，比如音樂學院裡一位普通的文革遇難者Zheng Mama，比如受到公開批鬥而被迫放棄藝術 生涯的同學Cunzhi…

這一切，都讓人感到她身上有一種深沉的、溫柔的力量。 這也是書裡最打動我們的地方。 它讓我們在壓抑之餘，又感到一絲撫慰和希望，讓我們意識到倖存的生命依然可以繼續追求，不失尊嚴。 （林猛，學者）

勞倫斯：《活出意義來》

書的原名是Men’s Search For Meaning，其實更應該翻譯成：人對意義的尋找。 去年上海封城前夕，我曾向周遭的朋友推薦這本書。

作者維克多·弗蘭克爾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倖存者，也是著名的精神科醫生。 在這本書裡，他透過敘述自己在集中營的經歷，探討了生命的目的和意義，提供了對人類精神韌性的深刻洞察。

弗蘭克爾說，送進集中營之後，在目睹最初的殘酷，並親身經歷非人的折磨和無時無刻的死亡威脅之後，很多同伴便進入一種漠然狀態，對周圍的一切習以為常。  悲劇是，忘卻個人價值而進入動物性生存模式的囚犯，雖然痛感減輕了，但集中營生活對他們「內在自我」的摧毀也會更徹底。 他們失去信念，把一切交給命運，甘於成為行屍走肉。 相對於那些在集中營裡還有精神追求的囚犯，失去自我意識的漠然者的存活率反而更低。

這本書不僅記錄了弗蘭克爾的個人經歷，還引入了「意義療法」的概念，即強調在生命的各個方面尋找意義來實現心理治療。 他探討了苦難、自由和選擇權等命題，挑戰讀者去反思他們生命的本質，以及如何在最黑暗的時刻找到目的，重新擁抱生活。 弗蘭克爾以簡單的散文技巧、真實的個人觀察、深刻的哲學思考，使這本書成為跨時代的傑作，成為人類精神力量的感人證明。 （勞倫斯，博客寫作者）

胡人：《燕東園左鄰右舍》

推薦徐泓的《燕東園左鄰右舍》。 此書必將成為研究20世紀中國知識人生活史與命運史的必讀書。 作者運用自己燕二代的身份，對生活在燕園的知識分子的人生命運做了精彩呈現。 此書既是父輩知識分子的學術芳華錄，也是父輩知識分子的思痛錄與懺悔錄，也是同儕知識分子的青春年華錄。 作者的父輩徐獻瑜於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求學教書的時候，可謂他們歲月流光中的學術芳華錄。 此後，朝代更替，在改造檢討的時代，自然也就成為了風霜劍戟的思痛錄。 倘使僥倖熬過了史無前例，迎來了改開時代，那些良知未泯而有被迫批判過別人的知識人，留給世人的也就是懺悔錄了。 不特如此，本書還寫到了大量燕二代在暴風雨歲月的掙扎與不屈，在改開年代的春風得意與寂寞落魄。 從父輩的角度而言，此書不僅寫到了周一良、馮至、陳夢家、張東蓀等知識人的抉擇與命運，還寫到了董鐵寶、段學復、胡經甫等理工科的科學家的人生往事與命運沉浮。 從性別的角度而言，這本書在呈現這些第一流知識分子的人生時，也非常注重對妻子人生命運的呈現。 從傳承的角度而言，在敘述了父母輩的命運後，還著重勾勒燕二代的人生起落與酸甜苦辣。 由此，作者為我們梳理並打撈了大量不為人知的人與事。 這些歷史的細節，既彌足珍貴，也動人心弦。 （胡人，問史學家）

Riming Nie：1949年後的中國高層政治互動過程與後果

Coalitions of the Weak: Elite Politics in China from Mao’s Stratagem to the Rise of Xi ,By Victor C. Shi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232 pp.

Revolutionary Legacy, Power Structure, and Grassroots Capitalism under the Red Flag in China, by Qi Zhang and Mingxing Liu.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348 pp.

20世紀後半葉中國政治與經濟的波動是一個迷人的議題。 以往學者針對具體事件和個人有很多研究，但很少有人用統一的邏輯進行長期視角觀察，很多研究也忽略了同樣事件中不同地區、不同個人的處境和應對上存在巨大的差異。

Victor Shih(2022) , Qi Zhang and Mingxing Liu(2019)先後出版的兩 本著作，從高層精英政治與地方經濟發展路徑差異兩個維度，為讀者拼出了一幅中國自1949年以後高層精英政治互動的過程及其後果，這有助於我們理解為何在革命的口號下，有反革命分裂主義的紅四方面軍的老兵可以在文革中屹立不倒，並且身居高位，作者更大的貢獻在於用了統一的理論架構去解釋1960年到最近的最高領導人與其它政治菁英的互動模式差異，這也意味著改革開放和2012年以後的政治格局變化並不是因為某個人的性格特徵導致，而是權力的歷史遺產及其它結構變動的結果。高層政治菁英的結構變化直接塑造經濟與社會以及地方的權力結構及具體的政策，但這種影響會因為地方革命歷史傳統的差異而造成差異，這種差異形成了2000年以前，我們熟知的浙江與江蘇兩省在民營企業成長、發展模式、教育投入等方面的差異。這種解釋框架是如此有力，讀者可以很方便的在其它地區、其它領域按同樣的框架去解釋相關現象的產生。（Riming Nie, Financial Times Chinese columnist, Ph.D. in economics, 長期從事公共政策研究，主要關注中國政治與經濟、商業創新）

慕容雪村：《鹽鎮》

在人權與自由時時受到侵害的國家，女性的境遇往往更加悲慘，特別是那些生活在『陽光照不到的角落』中的女性，她們終生勞作，終生被忽略、被輕視、被羞辱和折磨， 她們也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 易小荷的《鹽鎮》所描述的就是這樣一群人，她們被隔離在世界的盡頭，在荊棘叢中艱難跋涉，從16歲到90歲，她們無一不是傷痕累累，血淚斑斑。 而這樣的書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它向世人揭示了一個真實而難以直視的世界，就在這盛世繁華的表象之下，就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邊。（慕容雪村，作家）

朱天元：A People’s Tragedy

A People's Tragedy: The Russian Revolution: 1891-1924

by Orlando Figes（奧蘭多‧費吉斯）

Penguin Books,1998.

註：這本書沒有正式出版的中文譯本，zlibrary的自译中文版。

和學院派的歷史寫作不同，費吉斯的這部關於俄國革命的鴻篇巨制，更像一部歷經風霜的舊俄羅斯貴族根據親身經歷寫就的歷史小說。 無論是掌握民族命運的掌舵者，或是在舊制度下的呻吟、滿身鞭痕的農奴。 費吉斯都試圖在自己筆下給予他們一席之地，因為這場20世紀歷史的最大悲劇，既是他們彼此在無意識中集體寫就，也是俄羅斯民族在今天也難以逃脫的命定軌跡。

在這部書裡，這場被歷史學家一再解讀，甚至意識形態視角中高度對立的革命反而像是一種附屬品。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試圖阻遏命運，卻不知不覺滑向深淵的決策者。 淳樸單純，以至於被各種職業政客早早淘汰的李沃夫親王，滿懷絕望的殉道感以至於被命運吞噬的尼古拉二世，還有懷著軍人的榮譽感和對鄉土的熱愛走向生命 終點的布羅希洛夫將軍。 還有那些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走出來的職業革命家，他們是歷史的勝利者、書寫者，卻用自己的靈魂和未來的生命換回了民族一個世紀的沉淪。 蔑視良知與自由，相信歷史早被意識形態鎖定的列寧、季諾維也夫，還有從革命中浴火重生，用更結實與無情的枷鎖套在一個民族頭上的斯大林。 19世紀的歷史試圖告別的，卻是二十世紀的政治家們求而不得甚至躍躍欲試的。 他們開啟的新政治，在冷戰後看似被終結，卻而今天可以隨時召喚出相同的狂熱。 列寧墳墓猶在，遺產卻改頭換面借用憤怒與控訴的面具，用更隱蔽卻更殘酷的方式繼續挑戰並試圖挑戰這個世界。 歷史是一位不厭其煩並且嚴厲的教師，每當我們稍有遺忘他就會永尖利的嗓音再三提醒我們的健忘。 1995年本書剛出版的時候，費吉斯就用歷史學家的隱憂戳破歷史終結論膚淺的樂觀。 而今天烏克蘭的硝煙和加薩廢墟中孩子的哭聲，以及今天歐美知識界對於戰爭和正義的模棱兩可的定義，已經寸步不讓的爭論，則使得我們不得不再次注視著列寧與帝國緩緩上升的 幽靈，那個極端的年代似乎又將開啟，曾經的代價與悲劇似乎又要在新的舞台由新的演員改頭換面之後重新上演。（朱天元，留學日本）

張雪華：Hiding Alinka

書名：Hiding Alinka

作者：Alice C. Schelling

透過Opus Self-publishing出版，Politics and Prose Bookstore，2022年.

在眾多納粹佔領區和集中營倖存者的個人回憶錄中，2022年剛出版的《Hiding Alinka》是遲來的瑰寶。 起心動念於古稀之年，最終在鮐背之年自費出版，作者Alice Schelling以其獨特的兒童視角，將讀者帶回1939-1945年二戰期間，跟隨小女孩Alinka（後來的Alice）流離失所、東 躲西藏，從波蘭到德國，從七歲的垂鷲稚童長成13歲少女。 沒有宏大敘事，沒有刻意還原年表的準確性，老年Alice選擇按照她的記憶來講述Alinka的故事。 在平和生動的敘述中，始終透著一種恐懼，Alice所言的「一種我當時沒有意識到的恐懼」。

此書成書較晚，出版更晚。 現年91歲的Alice告訴我，如果沒有她深愛的丈夫Tom（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極力支持，「強迫」她每日閉門2-3小時，她不會在年過七旬之後 開始寫作。 蘇聯解體後，Alice第一時間回到波蘭羅茲市重訪兒時居住的公寓，如果公寓當時的主人沒有將她拒之門外並宣稱「過去住在這裡五十多年的人是我， 不是你”，恐怕就沒有這本回憶錄了。 拒絕喚醒了Alice的諸多記憶，在公寓大門被關上落鎖的瞬間，焦慮的Alice 心中升起一個越來越響亮的反駁聲：是我，我要記下歷史！ 小小Alinka復活了，記憶之門緩緩開啟。

有人說寫作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過程。 此書不僅是晚年的Alice寫給兒時的自己和自己的後代，也是寫給在各種戰亂和衝突中掙扎生存的孩子，讓他們從中看到曾經或當下的“自己”，獲得在亂世 中生存與成長的力量。 歷史不能被忘記，個體記憶令宏大的歷史敘事血肉豐滿，我很期待能夠將此書譯成中文，讓更多的中國人看見。(張雪華 史丹佛大學環境跨學科專業博士，從事環境與氣候的研究，「中國社區廚餘堆肥試點計畫」的創始人。)

翟明磊：《青銅之道》

要說我這十年頂佩服的學者，張遠山是第一個。 他原是上海亞文化運動核心人物，海上詩群的發起人。 上海民間文化運動他曾是弄潮兒，並為上海亞文化運動設計了詩歌部，繪畫部，學術部。 然而他激流勇退，退回書齋，用三十年做了件大事：搞清楚上古圖案學，寫了三本書《青銅之道》，《玉器之道》，《伏羲之道》，這兒我僅介紹 《青銅之道》。

上古圖案學有趣的是用了一套科學的圖案分析整理系統從圖案上使上古人們的思想與信仰及思維方式復活了，從而使上古中國人靈魂切生生走到我們面前。 舉一個例子，以前學者認為青銅器上那個巨眼獠牙的臉是饕餮，一種惡獸。 其實這種說法源自宋金石學家，而宋金石學家依據只是根據呂氏春秋一本書。 宋人認為他《呂氏春秋》離週不遠應有所據。 現代專家馬承源等首先提出疑議：古人為什麼把討厭的惡獸塑在青銅重器上崇拜而不是最敬的神呢？ 與理不通與人情不通。 他推測可能是個高神。 阿城根據學者們新思路提出這是上帝神的可能。 而只有張遠山根據上百個「饕餮」神圖案分析，令人信服地指出：饕餮紋其實是上帝乘龍紋，饕餮的鼻子是上帝紋也就是天極神，原型是戴三角冠的兒神，而 兩邊是兩隻側面龍。 張遠山又從數百張玉器與遠古石器圖案中映證良渚玉器與青銅虎抱娃中的主角正是遠古上帝。 原來我們的上帝竟然是孩子，象徵生長生命，這與原始道教大德曰生又映對起來，德：古意乃得到天道意，而中國普遍的社最早也是拜生長神的，原來我們不是老大 中國而是少年中國。

張遠山書中這種透過圖像重新詮釋上古神意的例子不勝枚舉。 我十多年漢聲工作累積了不少疑惑大部分在此書中迎刃而解。 當然張遠山的所有觀點不能說就定於一尊。 但他三十年的努力與科學分析，使上古圖案學有了奠基之作，這是可以說的，而且這是一個民間學者完全自費研究的成果。 代表民間學術研究的最高水準。 民間學術常有六經注我的習氣，遠山之作卻沒有，這和他嚴格的在華東師範大學學術訓練有關係。

我對張遠山說：“青銅之道，玉器之道，伏羲之道。我如果只寫出其中一本都足以自傲，何況你寫了三本！”

張遠山，了不起。

(翟明磊，文化工作者，曾任漢聲雜誌編輯。)

蕭軼 :《每一句話語都坐著別的眼睛》

在禁忌叢生的下沉年代，寫作和說話隨時都如赫塔·米勒所言：「在每一次說話的行為中，都坐著別的眼睛」。 由於語言被污化的結果，導致同樣的話語遭遇不同的態度，對待同一事物總是存在著不同的隔閡，更是由於“事件在發生時，無法容忍事後用以記錄它們的詞語”，最終“ 我知道的永遠比我能說出的多得多”，而寫作乃至話語“就是在洩密與保密之間走鋼絲”，這是一種隨機倖存的生活，甚至連愛也可能在鞠躬之時變成 加害的工具。 故而，更多人選擇與周圍的事情“保持著恰當的距離”，條件反射式地將事物及其承受者之間的關係迅速解釋成“理所當然”，否則就會讓內心感覺是在“與外界 亂倫，與自己通姦”，進而，“我們既厭惡自己，又不得不愛自己”。

在對自我內心進行保密便是保命的現實境遇中，不僅寫作是沉默的姿態，閱讀亦復如此：「句子在大腦中乾了什麼，不會示人。」然而，「沉默可能讓朋友產生誤解的 地方，我需要說話，說話將我推向歧途之時，我必須沉默。」經驗與詞語無法兼容，因為現實會嘲諷她寫下的字詞，不同的人裁剪成不同的形狀。 最終，「沉默使我們令人不快，說話讓我們變得可笑」。

在逃離到德國之前，赫塔·米勒也曾生活在另一個內循環社會之中，她曾如此描述那種半身不遂的癱瘓生活：「對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的厭倦，變成一種病態 的希望，希望透過冒險在陌生的地方創造全新的生活。」人們所體驗到的生活覺悟的最高形式是逃跑，一種在病態絕望下伴隨日常生活的本能衝動。 在潤學成風的年代裡，她也曾「挑釁赤身迎面而來的無常，卻無力找到可以勉強自己順應世俗的尺度」。 說到底，對於常人所認為正常的事物，她無法看見它們的正常之處。

閱讀也好，寫作也罷，赫塔·米勒刺穿一切關於讀書之用的雞湯論，她並不指望一本書能帶給大家甚麼““書並不能改變什麼，它只是告訴我們，如果無法 為自己創造幸福是一種什麼狀態。 這就足夠了。 」言下之意，在所謂的歷史垃圾事件，“躲進小樓成一統”只是自欺欺人而已，“他們腦子裡裝滿了書”，卻“沒有一本讓他們對非自由有點滴的領悟” ；在閱讀帶來的想像與對照下，閱讀更應該讓我們自己深知：一個人無法擁抱幸福是怎樣的生活？（蕭軼，媒體人、書評人）

劉波：《利潤悖論》

《利潤悖論》，[比]簡·埃克豪特著，中信出版社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川普在美國的崛起和右翼民粹主義在歐洲的抬頭，人們日漸發現經濟的運作出現了根本性問題。 表面上科技革命如火如荼，經濟活動創造了大量的社會財富，但勞工階級收入成長停滯，同時物價上漲，中下層的生活壓力日益增大。 比利時經濟學家埃克豪特開創性地提出了「利潤悖論」概念，即少數公司利用自身強大的市場支配力，破壞了本應正常運作的競爭性市場。 這種非良性的壟斷力量會扼殺社會的經濟活力，加劇不平等和階級固化，甚至會導致災難性的市場崩潰。 本書提醒我們注意「贏家通吃」邏輯下科技等產業的大型壟斷企業可能導致的社會問題，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中國社會曾熱議的「困在演算法裡」現象。 但當然，解決出路並不是否定市場機制的作用，而是透過法治軌道上的反壟斷來在相關產業建立良性競爭機制，遏制大企業市場支配力，以競爭管理機構這隻「看得見的手 ”，確保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正常運作。 作者提醒，必須區分「親企業」的資本主義和「親競爭」的資本主義，避免大企業市場支配力和政治影響力之間形成惡性循環，以確保社會財富公平分配，並捍衛民主制度。（劉波，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言論及公共政策主編）

李思磐：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作者: Wang Zheng

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出版年: 1999-7-5

關於中國女權，有一個流傳甚廣的說法：「中國的婦女解放是政府/中國共產黨賜予的。」如果要在這神話般的成見之外尋找中國女性的故事，王政教授這本書是一個很 好的入口。

這本書討論的是，婦女自身，而非空洞的“黨和政府”，在婦女解放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此書主要內容由五位五四女性的口述構成，這群出生於20世紀之初，受到新文化運動影響的五四知識女性，在二、三十年代成為現代中國第一批職業婦女。 有別於主流婦女史中的女英雄和受害者，或作為剝削階級附屬品的“太太小姐”，她們的形象長期在歷史中被遮蔽。

對於普通的讀者，這是一本非常生動可讀的書，可以一氣呵成地去了解一群世紀老人作為律師、革命家、教師和女權雜誌主編的生活，我們能夠看到女性是如何作為一個主體，塑造了 中國人的現代生活，包括公共和私人的。 她們不是歷史的被動的受惠者，她們是改變的參與者。 而她們的故事之所以在二十世紀後半葉急轉直下，並變得不可見，是因為民間較為多元的女權運動已經失去了發展空間；作者說，「與五四新女性相比，毛澤東時代受過 教育的城市婦女享有較為制度化的性別平等，但卻享有較少的政治自治」。

作者強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對於女權運動的重要性，她認為「男女平等」作為對sexual equality 的一個譯詞在清末民初的女權運動以及稍後的新文化五四女權運動的推動 下，已經進入中國現代性的主流論述中，為此後的政黨競爭與國家建設提供了合法性而非相反。 也因為如此，作者的分析，與西方學院左派的敘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作者強調，人權、平等與獨立這些西方自由主義概念是二十世紀初中國婦女解放的主要驅動力，而這些 西方意識形態「並非由殖民者強加於中國人，而是被追求自身利益與民族利益的不同的中國社會群體所積極採納與挪用」。

張豐：《記憶雨打風吹過：一個成都家族的民國史》

《記憶雨打風吹過：一個成都家族的民國史》，由紐約博登書屋出版，封面上有在美國的胡平和在成都的東夫寫了推薦語。

此前我在成都從來沒有聽過作者雷宣這個人，這多少有點驚訝。 研究大饑荒和鎮反的東夫老師為這本書寫推薦語，顯示出在成都還真的有一個“地下史學圈”，他們有著嚴謹的治學態度，關注真正的問題，但是早已放棄在大陸學術圈 「進取」的機會。

《記憶雨打風吹去》是上下兩冊，聚焦於一個家族的民國史，圍繞著家族週邊構建、還原一個“生活系統”，非常細緻，在相當程度上還原了民國時期的成都人生活。

這個生活是豐富多彩的，某種程度上也是「發達」的。 例如，每一個行業，都有袍哥性質的行會，這個「行會」不是現在同業工會那樣流於形式，而是具備真正的社團性質，組織抗爭活動。 這說明，民國時社會轉型期的成都，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社會”，由於晚清到民國政治權力控制度有限，社會自組織得到發育。

但是，就如同王笛對成都茶館的研究所所展示的那樣，1949後所有的袍哥組織、行會，都會被摧毀了。 「新中國」對都市社會進行了一次格式化。 王笛的《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復興》研究的是1949年後的成都茶館，在香港出版5年後試圖在大陸推出簡體字版，遭遇“出版失敗”，說明現代史已經是一個越 來越敏感的領域。 這可能是《記憶雨打風吹去》沒能在大陸出版的原因。 （張豐，作家）

Cashew Chen：The Greek Buddha: Pyrrho and Early Buddhism's Encounter in Central Asia

The Greek Buddha: Pyrrho and Early Buddhism's Encounter in Central Asia is a new work by Prof. Christopher L. Beckwith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USA. It was published in 2017. Although the author claims to be a historian, the scope of the book in fact includes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s the author says in the book, his aim is to cross fields and break down barriers. The main thesis of The Greek Buddha is that the original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have many similarities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 Pyrrho (c. 360 – c. 270 BC), the originator of the skeptical school. Examining its origin,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the similarities are not accidental, but have historical roots. According to Greek historical records, Pyrrho came to India with Alexander's expeditionary force, and during his wandering in foreign lands, he had extensive exchanges and discussions with Indian philosophers. At that time, the Buddha's teachings had also become widespread in India. Therefore, it can be argued that Pyrrho ca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in India, and that some of the philosophers he interacted with there were followers of Buddhist teachings. From this Beckwith in turn argues that that the main doctrines of Pyrrhonian Skepticism originated from the Buddha in the East. Prof. Beckwith’s conclusions have impactfully overturned many stereotypes and established opinions in related fields. But he understands there will be critical challenges from the specialists. Thus in the book Beckwith points out that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ose who teach Greek philosophy never speak about Buddhism, while those who teach Buddhism never care about Greek philosophy, so that the two groups never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This situation did not occur overnight but was caused by long-standing specialization. Beckwith hopes that the approach of this book can correct this situation and encourage more scholars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Asian culture on Greek culture. It cannot be denied, however, that the arguments of The Greek Buddha show signs of far-fetched conjecture. Although Beckwith cites sources extensively for each argument, there are still points that are quite doubtful. For example, the author's assertions about the origin and content of "primitive Buddhism” rest on shaky evidence.  Nonetheless the merits of the book far outweigh its flaws. If readers put aside their preconceptions and examine the arguments of The Greek Buddha on their own terms, they will gain deep insights into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wise thinker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 Moreover, the fact that Prof. Beckwith dares to cross fields and bring together different modes of research is very commendable and sets a worthy example to aspiring scholars. (Kaishuo Chen/PHD Candidate in political theory at Boston Colle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