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12月14日，是汉娜·阿伦特去世五十周年。书评推出阿伦特的几篇文章，非常可惜的是，当时因版权原因，没有刊发原文翻译版本。在新年开始，书评特别再刊发三篇阿伦特的文章，前面两篇为翻译家孟凡礼翻译的《人的条件》自序、《柏林沙龙》和《我们难民》，以纪念阿伦特去世五十周年。
《柏林沙龙》最初以德文发表于《1932年德意志年鉴》。为阿伦特离开德国之前最后发表的德文文章之一。
1932年，纳粹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夺权：7月大选成为国会第一大党，11月虽稍失票仍稳居龙头，魏玛共和国已病入膏肓。26岁的汉娜·阿伦特刚完成博士学位，尚未完全转向锡安主义，却已看穿德国犹太人“靠教养同化”的百年幻梦彻底破灭。她选择在这一刻回望1780–1806年的柏林犹太沙龙：拉赫尔·瓦恩哈根、亨丽埃特·赫茨等犹太女性曾凭教养与人格，在阁楼里创造出短暂却璀璨的「社会之外的社会」，最终仍被1806年普鲁士战败的民族浪潮重新排斥。1932年的德国犹太人连这最后一张入场券都被纳粹撕毁。阿伦特用18世纪末的兴衰，提前写下1933年即将来临的黑暗预言与魏玛犹太知识分子的悼词。这篇文章是她用德语在德国土地上公开发表的倒数第二篇文字；一年后，希特勒上台，她旋即逃亡巴黎，此文遂成“德国时期”的绝笔，带着无可挽回的告别意味。虽然当时阿伦特还没有公开加入锡安主义，但她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德国犹太人靠“教养同化”（Bildung）获得社会承认的道路彻底断了。拉赫尔·瓦恩哈根一辈子想成为“德国公民”，最后死前才说“我是犹太人”——阿伦特用这个18世纪的故事，提前写下了1933年以后德国犹太知识分子的命运。
汉娜·阿伦特笔下的「柏林沙龙」（约1780-1806）是启蒙晚期出现的短暂奇迹：以犹太女性亨丽埃特·赫茨与拉赫尔·莱文为核心，贵族、演员、学者、外交官、犹太知识分子在阁楼与客厅里跨越阶级、教养（Bildung）与人格（Persönlichkeit）成为唯一入场券。早期「美德会」追求善良人类平等，强制公开私人信件；拉赫尔的「阁楼沙龙」则以歌德为精神旗帜，将私生活历史化为「命运」，痛苦与欢乐皆须被见证与记录。1806年普鲁士战败后，私密与公共再度割裂，犹太沙龙失去社会土壤。后起的浪漫派沙龙转向排外、爱国、反犹、反法、反「反俗众」，以啤酒取代下午茶，以「基督教—德意志聚餐社」取代女性主持的开放圈子。拉赫尔晚年虽重开沙龙，已沦为上流社交，不复当年「置身社会之外、却创造真正社会」的辉光。她选择写1780-1806年的柏林犹太沙龙（尤其是拉赫尔·瓦恩哈根的故事），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对1930年代的德国犹太人极端迫切的问题：“当我们彻底被抛出社会、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时，犹太人能否、又如何在‘社会之外’创造出真正的社会与人性空间？”
Je serai cet après-diné entre six et sept heures chez vous, chère et aimable Mademoiselle Lévi, pour raisonner et déraisonner avec vous pendant deux heures[我将于今晚六点至七点间造访，亲爱又可爱的莱维小姐，与您共话两小时的理性与非理性之谈]。——我曾对根茨说，您是道德的助产士，让人们得以如此温柔无痛地分娩，纵使最折磨人的念头，亦能留下温柔的情愫。——在此之前，请保重。
——路易
莱维小姐即拉赫尔·莱文，生前被叫做“小莱维”，后来以拉赫尔·瓦恩哈根或简称拉赫尔闻名。路易则是普鲁士亲王路易·斐迪南。使这封私密便笺和许多信件成为可能的社交圈被称为“柏林沙龙”。
柏林的社交生活起源于启蒙运动时期的“学术柏林”，因而具有社会中立性，其形成过程短暂，存在时间亦短。就其有效和代表性的形式而言，它仅存续于法国大革命至不幸的战争爆发期间。这个社交圈其实更多的是腓特烈启蒙运动的产物，略显落后于时代，这解释了其特有的孤立性，进而造就了其私密性质。它涵盖了日常生活中具有一定公众性的两个阶层：演员和贵族。资产阶级位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某种意义上又被排斥在它们之外。但如今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开始将这两个阶级据为己有。这在威廉·迈斯特的形象塑造中显而易见——他正是通过这两大群体获得了教育[Bildung]与人生方向；贵族阶层将子女教育委托给资产阶级家庭教师的做法，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因此，并非巧合的是，柏林第一个由女性（亨丽埃特·赫茨）主持的社交圈——这个名副其实的沙龙——囊括了洪堡兄弟（他们曾受教于柏林启蒙教育家约阿希姆·海因里希·坎佩）；以及多纳伯爵（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曾在伯爵府邸担任过家庭教师）。
沙龙的社会中立性与柏林犹太社群的社会不确定性相呼应，后者能以惊人的速度适应环境。犹太人无需挣脱所有可能的社会羁绊，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完全置身于社会之外。尽管犹太男性在职业选择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但犹太女性——一旦获得解放——便摆脱了所有习俗的束缚，其自由程度在今天难以想象。这些既不觉得低三下四也不会感觉蓬荜生辉的犹太人住宅，逐渐成为知识界的聚会场所。
美德会（Tugendbund）是亨丽埃特·赫茨在1780年代创立的，它可以说完全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该组织成员包括洪堡兄弟、亚历山大·冯·多纳、卡尔·冯·拉罗彻，以及后来改名为多萝特娅·施莱格尔的布伦德尔·维特。除布伦德尔（亨丽埃特·赫茨青年时代的友人）外，其余成员皆为马库斯·赫茨的学生，定期前往他家听课。两位女性扮演着年长知己的角色。该组织以追求美德为宗旨，并以一切“善良”人类平等为前提。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于所有善良人类权利平等的理念，最初催生了我们如今视为典型浪漫主义特征的那种公开隐私的行为。例如，所有成员都有义务互相出示重要的信件，即使是来自其他成员不认识的人的信件也不例外。我们从卡罗琳·冯·达赫罗登那里得知，这条规则的理由在于：“那些向我们托付秘密的人，若对其他成员的了解如同对我们这般透彻，也会同样乐意将秘密托付给他们。”作为威廉·冯·洪堡的未婚妻，卡罗琳强烈反对这种拉平个人的倾向，这是对莱辛肤浅的崇拜，她说服威廉离开这个美德崇拜者的圈子。这个社交圈随即迅速瓦解。多萝特娅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去了耶拿；威廉·冯·洪堡因订婚而与团体断绝关系；多纳则作为亨丽埃特·赫茨的私人朋友留了下来。通过多纳，赫茨结识了施莱尔马赫。然而，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多年后对卡罗琳·施莱格尔说的一句话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个社团的精神气质：“施莱尔马赫与亨丽埃特·赫茨的交往正在毁掉他自己，也毁掉我和我们的友谊。……他们互相吹捧彼此的虚荣。没有真正的骄傲，唯有愚蠢的陶醉，仿佛饮了浓烈的潘趣酒。他们为每一次小小的美德之举而自我陶醉，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施莱尔马赫的心灵正在萎缩。他正在丧失对真正伟大的感知。总之，这种可恶的沉溺于琐碎情感的行为快把我弄疯了！”
美德会成立大约四五年后，拉赫尔·莱文的名声开始变大。她的圈子第一个从启蒙运动中分离出来，展现出新一代新兴的意识——他们通过对歌德的崇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拉赫尔在柏林掀起的歌德崇拜，与浪漫派的崇拜有着根本不同。如果说以施莱格尔兄弟与卡罗琳·施莱格尔为核心的耶拿社交圈，其成员皆自诩天才且视歌德为天才的典范，那么在柏林社交圈，歌德的作用仅在于表达众人的心声——他是大家的代言人。在歌德精神的感召下，来自不同阶层、性格迥异的人们聚集在拉赫尔周围。他们形成了一个社交圈，“王室亲王、外国大使、艺术家、学者、商人、伯爵夫人，乃至女演员，都以同样的热忱争相加入；而每个人在此获得的价值，恰恰取决于其自身教养所能彰显的人格”——瑞典驻柏林大使布林克曼在拉赫尔逝世后致函瓦恩哈根如是写道。因此，加入圈子的条件便是“有教养的人格（gebildete Persönlichkeit）”。这从一开始就排除了一个人可以凭借成就或社会地位成为沙龙成员的想法。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790年代经常出入拉赫尔“阁楼”的访客，便会发现其群体构成何其多元，而维系他们关系的纽带通常仅是拉赫尔个人的品味（goût）本身。除了犹太医生大卫·维特，还有勃兰登堡贵族冯·布格斯多夫，他以那种精致的业余爱好打发时光——这种爱好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贵族特权，如今却作为自我提升获得了新的价值。彼得·冯·瓜尔蒂耶里虽属宫廷圈子，却从未写过任何作品，仅凭个人魅力立足——这是一项备受欢迎的社交才能。拉赫尔将他归为“四个自负者”之一。他是如何进入她的圈子的？“他承受痛苦的能力远超我所认识的任何人，甚至简直到了连他也无法忍受的程度。”仅凭这一点卓越特质便已足够。还有汉斯·根内利，一位年轻的建筑师，身上带着难以言喻的羞怯、反讽与无可挑剔的洁净气质，却又散发着一种魅力，能让最严肃的事物显得轻盈而精致。还有广受喜爱的著名女演员温策尔曼；亨丽埃特·门德尔松——施莱格尔曾评价她“美丽的灵魂若非如此夸张和独特的美丽，定会更加动人”；波希米亚伯爵夫人约瑟芬·帕赫塔，她离开了丈夫，和一个平民生活了十八年；卡罗琳·冯·施拉布伦多夫伯爵夫人，她一度穿着男装和拉赫尔一起远赴巴黎旅行，因为她怀了一个私生子。还有弗里德里希·根茨；波琳·维塞尔，路易·斐迪南亲王的情人；克里斯蒂尔·艾根萨茨，女演员兼根茨的情人。此外，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洪堡、让·保尔，以及其他重要人物也会偶尔现身；但他们并不代表这个社交圈的调子与性质。
对于那些所属社会传统已然松动的群体来说，自我教育（Sich selbst bilden）是必须的。身陷这种瓦解进程的不仅是年轻贵族阶层——他们受过资产阶级家庭教师的启蒙，与自身阶级的理想产生疏离，却又无法认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还包括新近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群体，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一个新的传统。两者都因此被抛回自己的生活。这个沙龙中展现的对女性的推崇与敬重，源于对私人生活的严肃对待——这个领域似乎天生更适合女性而非男性，其在施莱格尔的《露辛德》中被以近乎毫无忌讳的方式展现在公众面前。
最初，这种公开隐私之举，在亨丽埃特·赫茨的美德会中是受一种看似理想的美德指导的——尽管在威廉·冯·洪堡看来，这个理想完全无法与对“有趣的人”的兴趣同日而语。到了1790年代，这种兴趣变得普遍起来。于是一切私人的事物都具有了公共性；一切公共的事物也带上了有私人性。（时至今日，我们仍以既公共又私人的叫法，即用名字来称呼那些在那时成名的女性：拉赫尔、贝蒂娜、卡罗琳。）一个人之所以会公开隐私，是因为私人生活丧失了私密性，是因为私人生活本身已具有了公共性与客观性。但是，由此从私密关系的范围中被强行拿走的，与其说是个人及其个性，不如说是他的生活。“但对我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使命，”拉赫尔写道，这与威廉·冯·洪堡不谋而合——他在自传中坦言自己的“真正领域是生活本身”。正是这种态度催生出个人历史性，将可被记录的生命内容转化为一系列客观事件，无论这些事件是什么。如果我们借用拉赫尔的说法，将个人的这种客观化称为“命运”，便能看出这一范畴具有相当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我们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命运就是个人生命的历史化过程，或者如拉赫尔所说，“如果人知晓自己命定是什么”。这种将自己生命历史化的至高典范是歌德，他的作品实为“伟大自白的断片”。“歌德与生活对我来说永远是一体的；我正朝着这两个方向努力。”
超越对生活的参与，超越对个人事件本身的参与，生命的承载者已被遗忘。因此，选择性完全缺失的事实便显现出来。我们由此得以窥见，例如拉赫尔与某位名叫丽贝卡·弗里德兰德的女子，大量包含无数私密细节的往来通信——拉赫尔本人曾形容对方“矫揉造作，且精神贫乏得反常”。但这位心灵贫瘠之人最终深陷不幸，而她的不幸，她的痛苦，仿佛比她自身还要真实得多。唯一的“安慰”在于：那些发生过的事，因通信交流而得以保存。“安慰是可怕的！”拉赫尔写信给弗里德兰德，“但你的任务是将痛苦传递给最富同情心的心灵。”如此，人便能为自己赢得一位见证者——当世人的敬重尽已失去之时，这位见证者仍能为你的真实存在作证。“让这成为你经历恐怖后的慰藉：世间存在着一个鲜活的生灵，充满爱意地见证着我们的存在。……”见证他人的生活，意味着对他人生命的真正同情。成为众多生命与事件的见证者，是这种公开私密的唯一正当理由所在，也是其真正根源所在，因此也是社团本身的社会性所在。
1806年的灾难对这个社团而言同样是场浩劫。这场公共事件，以及其普遍不幸的种种表现，已无法再被私人领域所承载。私密与公共再度割裂，而那些仍被“知晓”的私密之事，最终成为街谈巷议。一个人可以没有社会地位，但可以作为“一个想象中的浪漫的人，一个能被赋予真正品味的人！”，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就此湮灭了。拉赫尔再也无法成为代表性社交圈的核心人物，除非代表她自己。早在1808年，洪堡便从柏林写信给他的妻子，称拉赫尔已彻底陷入孤立。“我们曾共度的时光如今何在？”拉赫尔在1818年写给波琳·维塞尔的信中写道，“它于1806年沉没了，像一艘船一样沉入海底，载着生命中最璀璨的珍宝和最丰盛的欢乐。”
沙龙并未就此消亡，只是聚集起的是另外的人物——那些地位和声名皆显赫的人物。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枢密院议员施泰格曼、沃斯伯爵夫人以及拉齐维尔亲王的沙龙。亚当·米勒、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威廉·冯·洪堡、阿希姆·冯·阿尼姆、斐迪南·冯·席尔都曾频繁造访这些沙龙。这些聚会具有秘密爱国联盟的性质，因此非常排外。他们与土地贵族、高级文官以及老一辈人士再次一起走上前台，这正是他们一贯的作风。此前，文官阶层始终无法在社交层面与柏林的犹太沙龙竞争。亚当·米勒为老一辈人及其保守主义设定了思想基调。阿尼姆、米勒、克莱门斯·布伦塔诺——这批年轻一代浪漫主义者生于1780年前后，比拉赫尔的社交圈年轻十到十五岁——塑造了1809年后柏林社交圈的面貌。为契合新沙龙鲜明的政治属性，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作为沙龙存在。他们寻求能让圈内成员更为凝聚的全新形式。在这个方向上的第一次尝试是策尔特的歌唱圈，“在这个圈子里，来自柏林上流社会各阶层的人聚集在一起，培养歌唱艺术，推进国家理念”。这便是爱国主义与男子合唱团奇特结合的起源——这种现象仅存在于德国。然而最初，这种关联不过是掩饰真实政治俱乐部身份的幌子，以便逃避审查。威廉·冯·洪堡在1810年写道：“今日赴策尔特歌唱圈聚会，然事态过于严峻，根本无心歌唱。”
“基督教—德国聚餐社”是歌唱圈的直接继承者，其成员中不乏歌唱圈的旧识。该社团由阿尼姆创立。布伦塔诺、克莱斯特和亚当·米勒均名列其中，另有贵族成员及军官、官僚阶层的精英加入。由此形成一种奇特的过渡性组织，浪漫主义与普鲁士元素短暂联姻。聚餐社制定了章程，几乎像个俱乐部。浪漫主义元素通过一项特殊制度表现出来：规定每次聚会必须朗读一篇严肃故事，“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件，展示爱国的忠诚和勇气”。紧接着这个故事的是一个喜剧，它重复讲述同一个故事，但给它一个讽刺或怪诞的转折。这种以讽刺态度对待严肃事物的浪漫冲动，为社团所容忍。入会的主要条件是不能是“犹太人、法国人或俗人”。将犹太人、法国人与俗人混为一谈似乎很怪异。但除却贵族阶层可预见的反犹主义与爱国者对法国人的敌意，这表明这三个群体实是启蒙运动的代表。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因推行改革成为俗众的代表；而歌德则代表着非俗众的典范。该社团反俗众意识形态的全部内涵，都可从布伦塔诺的论文《历史之前、之中与之后的俗众》中找到。我们通过那篇文章得知，俗人大众“鄙夷古老的节日庆典与传说，鄙夷一切在现代风气肆虐中侥幸存留、历经岁月洗礼而斑驳苍老的事物”，“他们终日忙于摧毁一切赋予祖国独特个性与鲜明特征的事物”。“他们把视野所及的一切称为自然——或者更确切地说，视野所及的方寸之地，因为他们只能理解四边形的事物……他们说，美丽的风景无过于笔直大道！他们喜欢伏尔泰胜过莎士比亚，喜欢维兰德胜过歌德，喜欢拉姆勒胜过克洛普斯托克；沃斯则是他们最钟爱的作家。”法国被视为启蒙运动的典范国度，犹太人完全得益于启蒙运动及其对人人权利平等的信念，才获得了社会解放的论据以及要求犹太人享有公民平等地位的诉求。此外，女性也被排除在社团之外，这可以解读为是对早期沙龙的直接抗议。这些聚会的独特风格在于选择午餐时段举行，与沙龙惯常选择下午茶或晚间时段形成鲜明对比。喝啤酒还是喝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对普鲁士贵族来说，这种浪漫主义与普鲁士爱国主义的奇特结合，终将在解放战争中走向自然终结；而对浪漫主义者来说，终结则体现在他们对天主教的浪漫皈依中。
1820年代的瓦恩哈根沙龙已不再代表知识阶层。拉赫尔·莱文以瓦恩哈根·冯·恩塞夫人的身份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因此她的社交圈本质上已被限定。她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她仍维系着若干重要的友谊——海因里希·海涅便是其中之一——当时的一些重要人物依然对她着迷不已。但是她那些本质上千篇一律的邀请已不再具有任何特殊意义。当拉赫尔离世时，她的第一个沙龙已经消散了二十五年之久。其中一些成员已沉寂无名；有的去了聚餐社；有的皈依了宗教；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如路易亲王和亚历山大·冯·德·马尔维茨，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唯一陪伴她走过岁月长河的，是那位自始便游离于任何既定知识、政治或社会秩序之外的人：波琳·维塞尔。最初的社交圈已荡然无存——唯独那个始终置身社会之外的人依然屹立。
书评编者注：
主要团体
柏林沙龙（Berliner Salon）
约1780—1830年间柏林特有的知识—社交圈，以犹太富商或银行家之妻/女儿为主持人（Salonière），地点通常在阁楼（Dachstube）。特点是社会中立、阶层混杂、强调教养（Bildung）与人格（Persönlichkeit），而非出身或官阶。法国大革命至1806年耶拿战役前后达到巅峰，此后逐渐政治化、排外化，最终消失。美德会（Tugendbund，1780年代中期—约1795年）
由亨丽埃特·赫茨创立的最早的柏林读书—讨论沙龙之一，成员多为马库斯·赫茨医生的学生。追求启蒙式的“美德”、平等与理性，带有强烈的道德狂热，要求成员公开私人信件，堪称“公开隐私”的最早实验。因过于理想化且成员陆续离开（结婚、去耶拿、厌倦等）而解散。拉赫尔的第一阁楼沙龙（Erste Dachstube，约1790—1806）
拉赫尔·莱文在约特街（Jägerstraße）父母家阁楼主持的最著名沙龙，成员横跨贵族、军官、演员、犹太知识分子、外交官。核心标准是“有教养的人格”，崇拜歌德，以“生活本身”为最高价值。1806年普鲁士战败后瓦解。基督教—德国聚餐社（Christlich-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1811—约1815）
阿尼姆、布伦塔诺、克莱斯特、亚当·米勒等人创立的男性爱国秘密社团，明确排斥“犹太人、法国人、女性与“俗人”（Philister，即启蒙理性主义者）。午餐时聚会、喝啤酒、朗读爱国故事，被视为早期浪漫主义与普鲁士保守主义的短暂结合。
主要人物：
拉赫尔·莱文（Rahel Levin）
拉赫尔·莱文，后称拉赫尔·瓦恩哈根·冯·恩塞（Rahel Levin Varnhagen von Ense, 1771–1833）
柏林最重要沙龙女主人，富裕犹太银行家之女。一生主持两个时期截然不同的沙龙：1790–1806年的“第一阁楼”（纯粹以教养人格为标准的黄金时代）和1820年代已融入上流社会的瓦恩哈根沙龙。终身以书信和谈话闻名，被阿伦特视为“命运”与“生活历史化”观念的代表人物。1814年受洗、1819年嫁给小她14岁的瓦恩哈根。
路易（Louis）
普鲁士亲王路易·斐迪南（Prinz Louis Ferdinand von Preußen, 1772–1806）
普鲁士亲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之孙、腓特烈·威廉三世之侄，才华横溢的钢琴家与作曲家，浪漫主义眼中的“战争英雄”。拉赫尔沙龙最耀眼的贵族常客，曾称拉赫尔为“道德的助产士”。1806年萨尔费尔德战役率先阵亡，其死成为1806年普鲁士崩溃的象征。
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 1764–1832）
著名政治公共主义者、保守派思想家，早期曾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后成为梅特涅的秘书与反革命旗手。拉赫尔“阁楼”常客，与多位女演员有情史。
亨丽埃特·赫茨（Henriette Herz, geb. de Lemos, 1764–1847）
柏林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沙龙女主人，美貌惊人，犹太医生马库斯·赫茨之妻。1780年代中期创立“美德会”，是启蒙式公开隐私的最早实验者。晚年穷困，靠年金度日。
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
语言学家、教育改革家、普鲁士外交官。美德会早期成员，后因未婚妻卡罗琳反对“公开信件”规则而退出。对沙龙的道德狂热持批判态度，认为其远不及对“有趣之人”的兴趣。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
威廉之弟，著名自然科学家、探险家。美德会早期成员，后与拉赫尔沙龙仍有往来，但并非核心人物。
亚历山大·祖·多纳-施洛比滕伯爵（Alexander Graf zu Dohna-Schlobitten, 1771–1832）
普鲁士贵族，曾雇施莱尔马赫做家庭教师。通过他，亨丽埃特·赫茨结识施莱尔马赫，也是拉赫尔沙龙常客。多萝特娅·施莱格尔（Dorothea Schlegel, geb. Brendel Veit, 1764–1839）
摩西·门德尔松长女，先嫁银行家西蒙·法伊特，生二子，后离婚随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去耶拿并改宗基督教。美德会最早成员之一。卡罗琳·冯·达赫罗登，后洪堡夫人（Caroline von Dacheröden, verh. von Humboldt, 1766–1829）
威廉·冯·洪堡的未婚妻及后来的妻子。强烈反对美德会“公开私人信件”的规则，认为那是“对个人的拉平”，是促使洪堡退会的主因。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
早期浪漫派理论家，《露辛德》作者。对美德会与亨丽埃特·赫茨极尽嘲讽，认为他们“沉溺于琐碎情感”而丧失伟大感。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神学家、浪漫主义重要人物，曾在多纳伯爵家做家庭教师。与亨丽埃特·赫茨关系极密切，被施莱格尔指责因这种交往而“心灵萎缩”。大卫·维特（David Veit, 1771–1814）
犹太医生、学者，多萝特娅·施莱格尔之弟，拉赫尔“第一阁楼”常客，以幽默风趣著称。彼得·冯·瓜尔蒂耶里（Peter von Gualtieri, 生卒年不详，活跃1790–1810s）
宫廷圈子人物，终身未发表任何作品，完全凭个人魅力与“承受痛苦的能力”在拉赫尔沙龙占有一席之地，被拉赫尔列为“四大自负者”之一。汉斯·克里斯蒂安·根内利（Johann Christian Genelli, 1763–1823）
建筑师，以极度羞怯、精致反讽和“让严肃事物显得轻盈”的气质闻名。奥古斯特·温策尔曼（Auguste Wenzelmann, 活跃1790–1810s）
当时柏林最受欢迎的女演员之一，拉赫尔沙龙常客。亨丽埃特·门德尔松（Henriette Mendelssohn, 1775？–1831）
门德尔松家族成员，被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评价为“美丽的灵魂若非如此夸张会更动人”。约瑟芬·冯·帕赫塔伯爵夫人（Josephine Gräfin von Pachta, 生卒年不详）
波希米亚贵族，离夫后与一名平民同居18年，仍被拉赫尔沙龙接纳。卡罗琳·冯·施拉布伦多夫伯爵夫人（Caroline von Schlabrendorff, 生卒年不详）
曾因怀私生子而穿男装与拉赫尔一同远赴巴黎，体现沙龙对传统道德的突破。波琳·维塞尔（Pauline Wiesel, Fürstin von Reichenstein-Löwenstein, 1778–1848）
出身贵族的女冒险家，路易亲王的情人，一生情史丰富。唯一从1790年代一直陪伴拉赫尔到1833年去世的人，被视为“始终置身社会之外”的典型。
克里斯蒂尔·艾根萨茨（Christel Eigensatz, 生卒年不详）
女演员，根茨的情人，拉赫尔沙龙常客。让·保尔（Jean Paul, 本名 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
著名小说家，偶尔造访拉赫尔沙龙。丽贝卡·弗里德兰德，后雷吉娜·弗罗贝格（Rebecca Friedländer, später Regina Frohberg, 1783–1850）
拉赫尔大量通信对象，拉赫尔私下认为她“矫揉造作、精神贫乏”，但因其深重苦难而持续通信，成为阿伦特所谓“见证他人痛苦”的典型例子。卡尔·古斯塔夫·冯·布林克曼（Karl Gustav von Brinckmann, 1764–1847）
瑞典外交官、诗人，拉赫尔去世后写下著名悼词：“每个人在此获得的价值，恰恰取决于其自身教养所能彰显的人格。”卡尔·弗里德里希·冯·施泰格曼（Karl Friedrich von Stägemann, 1764–1840）
普鲁士枢密官员，1806年后著名沙龙主人。埃莉斯·冯·沃斯伯爵夫人（Elise Gräfin von Voss, geb. von Gaudy, 1772–1828）
1806年后柏林最重要沙龙之一的女主人。安东·海因里希·拉齐维乌亲王（Anton Heinrich Fürst Radziwiłł, 1775–1833）
波兰—普鲁士贵族、作曲家，其妻路易丝公主（Prinzessin Luise）实际主持著名沙龙，歌德好友。亚当·海因里希·米勒（Adam Heinrich Müller, 1779–1829）
浪漫派政治理论家，反启蒙、反犹，基督教—德国聚餐社核心成员。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
伟大剧作家，聚餐社成员，1811年与友人双双自杀。路德维希·阿希姆·冯·阿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 1781–1831）
浪漫派作家，与布伦塔诺编《少年魔角》，1811年创立排犹、排外的“基督教—德国聚餐社”。斐迪南·冯·席尔（Ferdinand von Schill, 1776–1809）
普鲁士少校，1809年发动反拿破仑起义失败被处决，成为早期民族主义英雄，常出入1806年后沙龙。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Carl Friedrich Zelter, 1758–1832）
作曲家、合唱指挥，歌德密友，创立带有政治掩护性质的爱国歌唱社团。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 1778–1842）
浪漫派诗人，聚餐社成员，反犹与反启蒙立场极端激烈。卡尔·奥古斯特·冯·哈登贝格（Karl August Fürst von Hardenberg, 1750–1822）
普鲁士首相、改革家，被聚餐社视为“俗人”（Philister）的代表而遭排斥。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
诗人，1821年起常去瓦恩哈根沙龙，与年长他26岁的拉赫尔关系极亲密。卡尔·奥古斯特·瓦恩哈根·冯·恩塞（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 1785–1858）
外交官、作家、传记作者，1819年与拉赫尔结婚，文中仅以“瓦恩哈根”作为通信收信人出现。
简要时间线
1780年代中期：亨丽埃特·赫茨的美德会
1790—1806：拉赫尔“第一阁楼”沙龙最辉煌时期
1806：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普鲁士崩溃，第一沙龙瓦解
1811—1815：基督教—德国聚餐社（排犹、爱国、男性）
1819：拉赫尔嫁瓦恩哈根
1820年代：瓦恩哈根沙龙（已属上流社会，不再是知识中心）
1833：拉赫尔去世，柏林犹太—浪漫沙龙时代彻底结束
以上人物与团体几乎囊括了从启蒙晚期到浪漫主义，再到普鲁士保守主义转型的全部关键节点，阿伦特正是通过他们讲述了“教养人格”如何兴起又如何在民族—政治浪潮中衰亡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