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求会 | 起始于肉身“流转”，终结于魂魄“永驻”：《馀生流转》导语
编者按：《馀生流转》，“陈寅恪四书”第一种。书名取自陈寅恪诗《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岭海移家春欲暮，清明上冢梦初回。馀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纸烬不飞鸦铩羽，眼枯无泪溅花开。”“己丑清明日”，值公元1949年4月5日，陈寅恪流寓岭南的第77天。既有史料足以证明：在1951年9月之前，陈寅恪、唐筼夫妇并没有完完全全将广州当作人生的最后落脚点。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串起的正是1948年后陈寅恪的“馀生流转史”。
本文为《陈寅恪四书》第一书《馀生流转》导语，标题为编者所加。出版社和作者授权刊发。
《馀生流转》，“陈寅恪四书”第一种。书名取自陈寅恪诗《己丑清明日作，用东坡韵》：“楼台七宝倏成灰，天堑长江安在哉。岭海移家春欲暮，清明上冢梦初回。馀生流转终何止，将死烦忧更沓来。纸烬不飞鸦铩羽，眼枯无泪溅花开。”“己丑清明日”，值公元1949年4月5日，陈寅恪流寓岭南的第77天。既有史料足以证明：在1951年9月之前，陈寅恪、唐筼夫妇并没有完完全全将广州当作人生的最后落脚点。本书所收十篇文章，串起的正是1948年后陈寅恪的“馀生流转史”。
十篇文章，恰巧是“十个一”，以时间为序，连缀起陈寅恪的生前与身后。
一批去向不明的图书。《陈寅恪托寄书籍之谜》涉及1937年、1938年、1948年三次托寄书籍，重点探讨的是留下悬疑的最后一次。悬疑来源于这样一个传说：“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随胡适由北平飞到南京之后，被傅斯年纠缠不过，出于应付，便先寄了一个木箱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说内有自己的重要手稿，而自己也随后就到。傅、陈二人先后弃世许久，史语所始把木箱打开，发现里面装的竟然是旧报纸和砖头。”为写此文，我采访过陈家的姻亲俞声恒君，初步判断恶作剧的作者另有其人。拙文又引用台湾学者郭长城披露的重要史料——流落在台的一批陈寅恪“私人文物”。这批“私人文物”以图书为主，一度庋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继而神秘地现身于台北某家旧书店，随后人间蒸发。这批极有可能依然存世的陈家“私人文物”，与那个被调包的“文稿箱”是否属于同一批托寄之物，同样令人百思难得其解。
一篇商榷文章。俞声恒君看到拙文后，写了一篇文章和我商榷——《也谈陈寅恪书籍的流散、失窃与调包》。征得声恒君同意，我将他的大作附在拙文后面，方便读者了解全貌。俞文澄清了拙文的误会之处，披露了源自家族内部的另一些说法，又引用多封陈寅恪友朋往来书信，对五次（多出1939年和1945年各一次）托寄书籍作了更全面的梳理。俞文对于陈寅恪及其友朋书札的使用，既令我感佩，也让我警觉。
一份电报稿。《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也许称得上本书的主打文章，至少是最切合“馀生流转”这个主题的。所谓“直接证据”，指的是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名义发给“台湾省警务处”的一份电报底稿。这篇文章首刊于《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录入本书时，有增补，有删改，力求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紧承上一文而来。通过对比两份文献，我发现了一个细节：陈家为办理赴港入境证提交的是“像片四张”，为办理赴台入境证提交的是“申请书四纸”，两次都只准备了四个人的材料，唯独缺少长女流求的那一份。我一直期盼着能够在《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的续编中获得答案，遗憾的是，回忆录续编没有等到，却传来流求女士病逝（2022年2月12日）的噩耗。
一次访谈。《关于唐筼赴港的新材料》也和那篇主打文章相关，材料来自2010年5月18日我对陈流求、陈美延女士所作的一次访谈。两位女士专门补正了一些细节，尤其是对她们的母亲唐筼最后一次赴港时间的回忆。文章的发表，事先征得了两位陈女士的同意。此次重刊，也是借以表达对流求女士的哀悼和纪念。
一封未刊信。《中央高层迎请陈寅恪居庐山讲学的原始证据》依然围绕着“馀生流转”展开论述，只不过“去”与“留”的纠缠变成了“出”与“处”的选择。1950年，中共中央高层曾经接受民主人士李一平的建议，准备将陈寅恪从广州迎请至庐山讲学、生活。此后多年，这件事一直作为小道消息在知识界传播。直到2006年，《吴宓日记续编》第5册面世，首次完整披露了陈寅恪本人1961年8月30日对此事的忆述。然而，李一平是否留有直接的文字材料，长期以来从未听闻。2019年7月，朱邈向我提供了一封其外祖李一平写给陈铭枢的未刊手札，信里明确谈及此事的进展情况。至此，中央高层有意迎请陈寅恪居庐山研究、讲学一事，总算出现了第一份最原始、最直接的文献证据。2021年12月，楚雄师范学院的朱和双老师指出了拙文的疏漏，我根据他的重要提示作了较大修订。2023年，我在陈隆恪的一封家信里又发现了与陈寅恪北返相关的信息，现将此信及其笺释附录于后，以为旁证。
一张老照片。《陈寅恪授史图》其实只是一幅陈寅恪给学生上课的照片，此前一直没有名称，我试着取了现在这个名字。这张照片广为流传，可是除了拍摄地点可以确定外，拍摄时间有不同说法，拍摄者的信息付诸阙如，听课者的身份也从未确认。2018年3月31日，洪光华君和我有幸采访了照片中的一位听课者——汪廷奎先生，这才初步弄清楚其中几位听课学生的大致情况。写作此文时，最打动我的是不同年代的师生情。这次修订再刊，最大的贡献则是在众多友朋的帮助下首次确认了高守真老师的去世时间。“流转”一生、一生“苦寒”的陈寅恪和高守真，或许都可以在后死者的追念中感受到一丝温情与敬意。
一本书里的隐身人。中山大学吴定宇教授写过两本陈寅恪传记，我这次重点讨论的是第二本《守望：陈寅恪往事》对历史当事人的“匿名”现象。康乐园是陈寅恪“馀生”栖止之所，二十年间，为何康乐少而悲苦多？客观而言，这些被后来者完全或部分隐匿身份的历史当事人，既是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我最想说的话全在文章结尾：当“选择性呈现”已然相伴而生，谁能保证“选择性遗忘”不会接踵而至？一旦“选择性呈现”和“选择性遗忘”成为群体性习惯，谁又能确保灾难只会“选择性重现”而非“必然性再临”？
一桩公案。陈寅恪、刘节相交43年，最能反映师生情谊之深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大概是“文革”时刘节代替老师挨斗这件事。这一最具传播价值的细节，在刘节日记里却没有直接记载，显隐起伏之间，最终成为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我一直没有和陆键东君探讨过这个问题，但我认可他的做法：《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初版本及修订本始终未采用这一传闻。在最有力的书证、人证依然未被完整呈现的前提下，对此事的存疑应该得到尊重。用刘节的话来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合情合理的怀疑有助于还原历史场景，而“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式的推论并非每次都能服众，也无益于争议的解决。
一个葬礼。陈寅恪的“馀生流转”延续到了身后，演变成“入土难安”。从1969年逝世，到2003年归葬庐山，其间经历了无数波折，几代人完成了一场特殊的接力赛。我有幸触碰过最后一根接力棒，又幸而在第一时间留存下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更庆幸的是无论同道抑或读者迄未发出任何质疑声。可见，“用材料说话”，“威权最怕材料”，这些朴素的话语依然坚强有力。
“十个一”，不知不觉数十年，起始于肉身“流转”，终结于魂魄“永驻”。
2022年3月14日写
2023年4月27日补
2024年2月13日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