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 “树倒猢狲散”(from 一报一馆一大学)
编者按: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报 (大公报)、一馆 (商务印书馆)、一大学 (北京大学) 值得重视,它们具有象征意义,以它们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出版业和民间报纸为中国引入了新的文明,培育了几代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风向标。本文选择傅国涌新书《一报一馆一大学》。作者和出版社授权刊发,禁止转载。
1949年1月8日早晨,还在印度的东方艺术史学者常任侠打开过期的《大公报》,看到“树倒胡孙之局势,已在眼前。胡谓胡适,孙则孙科也。”此时,北大校长胡适已离开北大,行政院长孙科则将行政院搬到了广州。
我没有看到这张报纸,只见到1948年12月20日的《大公报》香港版“国内一周”栏在《土崩瓦解》的大题目下,有一个“树倒猢狲散各自想前程”的小标题。
1月5日,北大在战火中决定将这个学期延长一周,原定17日开始的寒假,改为23日。
1月7日,《大公报》记者徐盈说,又有一批教授今天乘民航飞机去南京,他们都是南京政府特邀的。毛子水带去胡适,只带走了胡适从南方借来的半部《水经注》。他听说据说这一批教授走后,想走的已为数不多。
两天后,徐盈又说:
留在北平的文武百官们,真正能飞走的恐怕为数不多,他们从未听说过洋人要中国重演南北朝的局面。一切都已注定了,北平的上流人士又纷传着熊开元的那部《鱼山集》中的八首诗,说是像刘伯温的《推背图》(本书作者注:应为《烧饼歌》)一样,预测了未来局势。其中的“赤焰”,就是暗指红色的中国,又有人说:“到南方去做什么,怕只怕应了那句话,朝议未定,兵已渡河。把北方人往哪儿摆?”
1月12日,夏济安写信给夏志清说,“北大人逃出来的很少。朱光潜还在北平。”
1月21日,北大决定停止学期考试,所有在校学生集中到红楼,作为战时的紧急安排。下午忽然传出一阵谣言,说当夜11点共军要总攻北平,引起各个宿舍的不安,结果安然无事。
同一天,总统蒋介石宣告引退,当天下午离开南京前往杭州,由副总统李宗仁依法代行总统职权。
第二天,《大公报》重庆版发出社评《蒋总统引退了》,“蒋总统是全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当然不能诿卸内战的大责任……打了三年,旧的腐败崩溃,不可收拾,新的蓬勃而起,锐不可当。中国大势已注定了要新陈代谢,无法强阻。”同一天香港版的社评《蒋宣告引退》是王芸生执笔的:“引退的方式应该是下野,不是且战且退地转移阵地。”
浙江新昌中学的青年教师陈桥驿在《大公报》上海版副刊上发表一首小诗《风筝》,其实是讽刺挖苦“代总统”李宗仁的处境:
这是它上天的时候,在天空得意地摇尾摆头。
其实它也并不自由,东西南北得看风势,
上下高低要随牵线人的手。
这是他的《春野小唱》中的一首。
1月26日,当《大公园地》刊出张琴南半年前(1948年8月19日)在天津馆屋顶花园的演讲《大公报最初十年》时,天津版已于11天前(1月15日)停刊。
1月29日是旧历春节,爆竹声中夹杂着无数的冷枪冷炮,罗荣渠到了朱光潜教授家,正好冯至夫妇、贺麟夫妇来拜年,朱光潜很神奇地拿出半瓶英国威士忌酒,给他们每人一小杯,却没有菜,只有空口喝,就像小孩子办姑姑筵似的。
那天,北大学生联欢,吃的是红豆稀饭,也吃得心满意足,津津有味。物价狂涨,一天几个行市,面粉卖到了七八千元一袋,袁大头突破两千,花生米六60元一两,瓜子50元,一份报纸也要30元。一周以来,物价至少跳了3倍。
1月31日下午,解放军进城,北大学生也纷纷组队前往铁狮子胡同欢迎,在大街上大扭秧歌舞,罗荣渠心想,“这未免有点班门弄斧吧?”余传韬参加了这次列队欢迎,在满天风沙中伫立了数小时,当学生列队走向预定的街道时,遇见了北大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正坐在一辆吉普车的前座向北大学生队伍挥旗。
2月1日,一帮学生在北大的北楼顶上大扭秧歌。
用不了多久,就是远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也开始学习扭秧歌了。
1948年11月6日,商务印书馆工人又闹风潮,李伯嘉忙得不可开交。
商务馆的实权早已转入张元济等五董事手里。11月11日,朱经农正式提出辞职,在两天后举行的商务馆董事会第481次会议上通过。张元济提名远在美国的夏鹏为总经理,实际上夏鹏没有接任,由谢仁冰代理。谢是张元济的外甥,民进创始人之一,其子化名章汉夫,早就加入中共地下党(后来担任过17年的外交部副部长)。王云五说,张元济向来不让亲属在商务馆居要职,此时受左倾分子的影响,竟同意谢仁冰出任公司协理。商务馆董事会的左倾与投机分子渐渐抬头,82岁的张元济逐渐受到共产党同路人的包围,朱经农是国民党员,受他们的抑制,“致措施渐难如意”,对于商务馆的出版计划不免渐趋消极,越来越感到苦闷,多次与王云五说起辞职的事,这次恰好借着出席国际科教会的机会辞职。
王云五认为时局越来越危急,商务馆今后将面临比对日抗战时更为严重的局势,朱经农如想行使总经理的职权,挽将倒之狂澜,而不怕与异己者破裂,以维持商务馆一线之自由命脉,则此时不宜远行。但他与商务馆的关系不深,自认魄力不及王云五,无力与反对者抗衡,只能选择辞职。
他辞职以后,商务馆没有再出新书,就连坚持出版45年之久的《东方杂志》也作出了停刊的决定。
王云五在广州收到商务分馆转来张元济12月24日的来信,本年股东会12月19日举行,“乃与同人相酌,谓公此时正宜韬晦,不敢复以董事相溷,想蒙监詧。时事日艰,杞忧何极。” 一句话就把连任20年的老董事革除了,王云五说自己很能谅解,这并不是张元济的自由主张。所谓“与同人相酌”,就是听了陈叔通等人的意见。他认为张元济外惑于老友陈叔通,内操纵于外甥谢仁冰,致有这样的大转变。
1945年12月23日,张元济写给王云五的信中说:“再报载中共之事,再接再厉,且言延安重心已移张家口,咄咄逼人。奈何奈何!” 可见那时张元济的立场。但当国共谈判尚未全面破裂前,蒋介石对陈布雷指示宣传机要,其中提及:“共方的宣传方式是:运用对政治并无深刻了解而社会地位又相当高、受人钦佩的人出面,对政府作批评,使对现实不满之人,对政府更感不满。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就是。息影已久的人,最怕寂寞,有人奉承,说些风凉话,甚觉高兴,却不料中了计。”年过八旬的老人,在时局剧变之际的心态变化颇值得琢磨。
进入1949年,曾经积极介入新文化运动的48家著名出版社,还在营业的只剩下了12家。
1月19日下午,在张元济家举行的商务印书馆董事会第484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了聘陈夙之为总经理,陈自留美回国之后,曾任商务馆监察人、董事等重要职务。实际上,具体事务仍由谢仁冰主持。左翼文化人章靳以、董秋斯、李平心等被聘为特约编辑,有意以他们为新的编辑班底。
1月25日,温州《浙瓯日报》刊登一则消息《商务、中华书局运到大批新书》:
本埠府前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温州分庄,服务文化,素称努力。对于明春中小学各科用书,暨最新修订国定版本,闻已到齐,预为供应。其余文化生活社之各种参考书,开明书店之“文艺丛书”与“启明精装日记”,以及上海各项杂志,如《世界知识》《新闻天地》《现代妇女》等等,闻将按期配运到温。
2月17日,雷震收到王云五的来信,打算去英国剑桥大学讲学,对时局至感无奈。信中说起近年来竭智尽忠,对国事或议而未行,或功败垂成,而他本人更是遭毁名破家的厄遇……痛定思痛,他只是深悔自己此前热心过分与判断有误。字里行间充满沮丧。
这一天距他辞去总经理还不到三年,此时的商务馆已陷入越来越艰难的境地。
2月21日,商务馆职工、中共地下党石敏良被关押近一个月后,经工会和和馆方多方营救,获得保释。3月初,中共上海商务印书馆支部成立,开始安排护馆、护厂工作。
3月4日,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到上海河南路的商务总馆访李伯嘉,提及出书的事,李只是摇头叹息,说目前馆中的收入仅够支付馆中职员薪俸,万无余力出书,如果其他书店愿意承印,他愿将排成好的版廉价出让。差不多一个月前(2月6日),她在商务武汉分馆领到4笔版税,合计70多元,购书一册,找回7元。
3月28日,黄炎培到北平琉璃厂商务分馆,发现门市完全冷落。
4月3日,雷震与王世杰到溪口,第一次向蒋介石透露了他们和胡适等人正在筹办《自由中国》杂志的想法,得到蒋的赞许,并愿意赞助。4月6日,胡适离开大陆,前往美国,几天后(14日)在轮船上起草了起草了《 <自由中国>的宗旨》,此时他还承担着北大校长的名义,而北大已于2月28日起被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
4月16日下午,与《大公报》关系最深、时间最久的总经理胡政之在风雨飘摇中下葬,雷震出席了葬礼,他于两天前病故。政协会议前,当时57岁的他曾对《新民报》记者浦熙修说,再过3年就告老退休,最终却没等到这一天。病重之际,他对儿子胡济生说,“我一生是搞政治的,经营了危险的事业(新闻界),舆论的牛耳被我们抓住了,但是将来前途如何?很难说。我不愿子女们搞那一套,我从社会上取的,将来仍然还给社会。”
时局急剧变化,4月22日,张元济主持的商务馆董事会第487次会上,讨论股东的股息发放。因经济困难,最后议决:
本公司1947年并入1948、1949年度股息应即先行垫发,改发书券,每一万股按照本版杂书金圆券基价发给书券五角。本公司股份总数为十亿股,共计垫发股息金圆券基价书券五万元。
这是商务馆半个多世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4月23日晚上,南京易手。4月28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头子方治还在宣传指导会议上对《大公报》代总经理曹谷冰说:“《大公报》如不马上改正过来,我就枪毙你。”指的是香港版的舆论转向。
5月10日,离上海易手还有十几天,82岁高龄的张元济写信对朋友说:“惟仍甚望能将现有职务早日摆脱,重还故巢”。
此时,商务馆的中共地下党员已在准备“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横幅,印制上海解放的宣传标语。
5月26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社评《迎上海解放》,称许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之后,“鸡犬不惊,片物未扰,不进民房,不拉民伕,躺在路边休息,绝不随便接受人民慰劳……真令我们感激兴奋,我们欢呼万岁!”并说:“上海解放了。这里面包含的意义十分重大,意味着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大道,获得独立自主的地位。人民的血汗精力所灌溉培养起来的上海,从此复归于人民。中国新生!上海新生!”。
第二天,唯一还处于国统区的《大公报》重庆馆,被当地警备司令部包围,编辑主任顾建平以“泄露军事机密”“通共”的罪名被捕。(9月17日国民党劫收重庆版,赶走经理王文彬。)
5月28日,远在印度的使节罗家伦在日记中说:“上海全部为共军统治后,新闻、申报均接收,《大公报》将改名(天津的已改进步报),王芸生辈日日讨好,结果不过如此。”《大公报》天津版停刊不久,于2月27日改名为《进步日报》,重新出版,杨刚担任报社的中共党委书记。王芸生在香港听说此事,还将信将疑。因为几个月前杨刚在做他的工作时还承诺过《大公报》“四馆不变”。当夜,他登上“华中轮”,跟柳亚子等29人一起北上。
5月31日,商务馆经理伊见思对黄炎培说,5月的生意比4月回复了40%。但到了7月19日,举行商务馆董事会第488次会议时,由于一个月来米价从每担1万2千元跳到6万5千元,员工的工资要以米计,商务馆的经济濒于破产。
就在上海易手前一天,周恩来在北平忽然召见王芸生,告诉他《大公报》上海版不用改名了,要他随军南下。他和杨刚都是穿着军装进入报馆的。20天后,6月17日,他才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大公报新生宣言》,这篇草稿不仅经杨刚“审阅”,周恩来也不止一次看过,检讨了近50年来《大公报》的历史:
《大公报》虽然始终穿着“民间”“独立”的外衣,实际是与蒋政权发生着血肉因缘的。《大公报》始终维持着一种改良主义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层社会中曾有一定影响,即由于此。
……
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上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今后的《大公报》,将特别着重于照顾进步知识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并努力反映这两个阶级的意见。在毛泽东主席的旗帜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
6月20日,远在美国的夏志清看到《大公报》香港版,“已经全部赤化”。
从1902年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至此47年。古老的中国正在发生又一次政权转移,而且比任何一次都要剧烈。此时,夏瑞芳、英敛之、蔡元培乃至张季鸾、胡政之等都已离世,唯有与商务印书馆共命运达半个世纪的张元济还在世。胡适、傅斯年、王云五等则已离开大陆。
附:序言
2004年春天,谢泳兄那时还在太原编《黄河》杂志,他送我一册两年前出版的集子《没有安排好的道路》,用作书名的这篇文章,有一部分此前曾在《方法》1999年第3期上发表过,以《重写现代史》为题,我当时就看到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和西方接触时,我以为有三件事的转型是完成得非常成功的,一件是现代新闻制度,一件是现代出版制度,一件是现代大学制度。这三件事完成得好,重要的是那时办这些事的人首先接受了现代新闻、现代出版和现代大学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核心就是它的民间性,可说在这三件事情上国家是不能过多干预的。
受这一看法的启迪,2003年春天,我在《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一文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报 (大公报)、一馆 (商务印书馆)、一大学 (北京大学) 值得重视,它们具有象征意义,以它们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出版业和民间报纸为中国引入了新的文明,培育了几代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风向标。创办这些事业的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以外,与当权者保持距离,独立开创了历史新局面。其精神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永不磨灭的。我以为,要说跳出“周期率”,只有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希望的影子。
此文首发于河北的《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8期,收入东方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的小册子《历史深处的误会》,被北京一家出版社的一位年轻编辑看到了。她立即给我打电话,约我写一本《一报一馆一大学》,我被她的诚意感动,答应了。她很快寄来了出版合同,相约以三年为期,首印四万册。但我没有如期完稿,也可以说我遇到了一个高难度的题目,线索之多,内容之庞杂,千头万绪,远不是三年能理清楚的。从那一天起,直到今天为止,十六年来我心中一直徘徊着这个题目。仅仅收集三个机构的浩瀚史料,第一步就用了足足八年,2014年秋天,我在杭州给学生讲了五天,将整本书的脉络梳理了一遍。次年秋天,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我访台,在国史馆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又收集了不少珍贵的档案史料,有些还是我首次发现的。真正开始动笔整理、完成这部拖延已久的著作已是疫情管控期间,足不出户的生活给我了整块的时间,到2022年春天我终于将这本书的初稿写出来了。
今年秋天在东京闲居,我又改了一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一报一馆一大学”这个题目是对谢泳兄“重写现代史”这一呼吁的回应。转眼二十四年过去,我早就过了天命之年,谢泳兄也从厦门大学退休了。从1897年到1949年,以“一报一馆一大学”为代表的新闻业、出版业和大学教育曾经有过自己的创世记,取得了足以令今人惊羡的成绩,投身这些事业的知识人有过实现理想、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在跌宕起伏、水深浪阔的大时代,他们没有辜负匆匆来去的生命。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登上历史舞台的英敛之、张元济、蔡元培正好比我早生了一百来年,由他们奠定根基的一报一馆一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与战争、革命、动荡和一次次政权更替同在,但直到1949年的铁幕落下之前,他们都还能有所作为。张季鸾、胡政之等念兹在兹的文人论政理想,张元济的“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胡适在数十年间试图捍卫的办学独立、学术自由,其实都可归于王云五所说的“中国文明之再造”。
这五十多年电光火石,却正处于历史的大峡谷,中国由帝国转入民国,再转向党国,一次次峰回路转,还有强敌入境,从某种意义上,这五十多年的变化之大、之快几乎超过了以往的两千年,自嬴政灭六国、废封建、车同轨、书同文以来,这是一个终于可能重新立制的大时代。他们有幸赶上了千载难逢的际遇,并在全新的领域有了再造新文明的可能。不幸的是包括陈独秀、李大钊在内的北大教授,“五四”时代有影响的知识人,在现实的小小挫折面前竟抛弃了代议制的道路,打开了一扇通往深渊的门。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转型时代,我写的不光是三个机构的故事,而是这次转型的是非成毁,只是选择了三个机构的视角而已。然而,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已无比痛苦地看到此番文明转型之事业未竟,这个古老民族还在歧路彷徨,仍处于晦暗不明的历史时刻。此书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2023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