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军 | 独自在东京“种土豆”的中国出版人
編者按:这个春夏,老张常和别人提到的话题是: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觉得要行动,行动才有力量。” 本文為波士頓書評原創首發,禁止轉載。每天精彩閱讀,請訂閱波士頓書評: boshidunshuping@gmail.com
去年年底,有一个行迹特别的人出现在东京著名的书店街区——神保町,他拉着一个看起来像是买菜用的两轮小拖车,背一个黑色的双肩大背包,去书店推销两本书,傅国涌先生的《去留之间》和《一报一馆一大学》,其中一本厚得像两块砖。
这位男性身材清瘦,皮肤黝黑,马尾辫束在脑后,让人想起出道之初的“彝人制造”组合中的一位。我印象中的出版人,没有这一造型。
到了因鲁迅先生而闻名的内山书店,店主内山深(内山完造弟弟内山嘉吉的孙子)打开书认真翻看起来,然后肯定地表示,愿意售卖。
接下来就是与“销售员”谈价格的环节。内山先生表示,他愿意以定价的七五折进货。
七五折,没听错吧?在中国,五五折已经是天花板。
不如这样吧,您给七折就好。
“没听错吧”的疑问转换到内山那里,从未有人和他反向侃价。
好,七折,生意达成,两本书各留十本。很快,内山先生第二次、第三次进货。
还有几家中文书店,原本不是以卖书为主业,还是愿意代卖这套书,以表支持。局外人书店的店主赵国君先生告诉我,“销售员”做的事让他很惊讶,很佩服。
“销售员”此处不加引号才对,此情此景的这个人确实在沿街卖书,只不过他不止于销售,同时也是这套书的策划、编辑,几乎是“一人出版社”。两年前,他还是北京一家国有出版社的副总,全社一年的生产码洋可达到7个亿。
姑且称他为老张吧,这是朋友们更熟悉的。到了日本,他把自己的名字复杂化了。在个人公号上,他用“老张在东京”这个身份,旁观“我的朋友张适之”做个体出版的全过程。他说,自己来东京,最幸运的就是“认识”了“張适之”。
有时,老张直接说出“我的傻叉朋友张适之”,一副冷眼旁观看笑话的阴暗,嘲笑张适之的异想天开,不自量力——这个流落他乡的人,居然放出豪言,五年内在日本出版中文世界的100本好书。
第一次见到老张,是在池袋,他为了躲雨意外拐进一家华文书店,这家店以前是一家规模不小的书店,且发行东京最大的华人报纸《闻声报》,现在则大部分面积是饭店,身为文化人的店主老杨,倔强地为图书留出一个角落。这样的书店似乎在敲打老张,在日本卖中文书,你在发烧吗?
在我们见面的东北餐馆,同样的敲打前一天也发生过。在日本生活近40年、同样从事出版的一位老师,告诫老张,放弃幻想吧,在日华人很少有人看书。
在此之前,老张拜访了另一些久居日本的华裔文化人和出版从业者,得到的忠告都类似。给予他鼓励的,只有知名学者李长声一个人。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旁观,看我到底可以撑多久。”第二次面谈,老张提及自己的处境。那天他刚刚经历又一个小挫败。他去羽田机场的书店推销那套书。与店员解释了半天,翻译软件加手势,但毫无结果。“店主不在”是对方的托辞,即便店主在,也未必能理解这个独特的推销员想干什么。
老张的第一次“冒险”始于2001年,他裸辞湖南一所名校有编制的教师职位,开始“北漂”,一头扎进北京的出版圈。入职的第一家文化机构,出版了一套当时大受欢迎的书,“在北大听讲座”,老张(那时还是小张)参与其中,成就感爆棚,“一个图书编辑,你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就决定了你的品味。”老张后来也做一些他不钟爱的书,但“在北大讲座”这种泛学术的、带有普及性的书,一直是他做出版的命中之约。
他自己开过出版公司,也曾协助徐老师做过财新图书工作室,出了《乡关何处》《半生为人》等他乐于提及的书。
曾有一家外地出版社想进军北京市场,找老张所在的公司合作。和国有企业搭台唱戏,调子总也合不到一处。尤其是,出版行业面临各种各样的“规矩”,早些年让他钟意的那种作品,很难拿到准生证。
“公司好几亿的码洋,超过一半都是我分管的部门贡献的,我拿着高薪,而且我喜欢喝酒,爱交朋友,如果继续混体制,会很舒服。但那不是我想要的。”老张匆匆往嘴里扒拉着一份日式西餐,急于把话题继续。
不过,更深一层的困扰,老张觉得“没法拿到台面说”,反正就是一种不可抗力,到了2017年前后,圈内朋友见面,都觉得越来越没有价值感了。最终,有些更重要的东西,让老張放下对高薪、名头、舒适区的贪恋。
他有个亲戚在日本生活多年,全家人之前来过东京,它的一些属性让老张夫妇愿意做出决策。
老张夫人不关心其他形而上,她更在乎孩子的教育。他们爱北京,却爱得憋屈,他们在这里买了房,创了业,纳税20年,等孩子上学以后,却像这城市多余的人,更不敢想今后的高考。
2021年下半年,老张的两个孩子在东京板桥区入学,学校很贴心地给孩子安排了华裔同桌,这样既能帮忙翻译,又第一时间有了朋友,消除了初来的陌生感,适应得很快。听说,不同区的学校采取另一种办法,就是安排志愿者“陪读”60个课时以解决外籍入学学生的适应问题。到了考取公立的“都立中学”环节,对这类“新生”也提供了“归国生”录取名额。
“原本做好了心理准备,来别人的首都做二等公民,却没想到被优待了。”老张慨叹。
到东京的路不是平的。原本2018年年中就在办手续,中间走了冤枉路,花了冤枉钱。一年多以后,终于办妥经营管理签证,注册了出版公司“读道社”,作为主申请人的老张夫人也先登陆了日本,疫情和封控来了。老张滞留北京,妻子搁浅日本,有一年半的时间,东海隔开了母亲与两个年幼的孩子。
到了2021年下半年,终于可以去日本了。老张拖着7个行李箱,带着3个孩子(还有一个是朋友的),不敢回头地辞别北京。远离故乡做京漂,恰在20年前,他在公号文章里唏嘘不已。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老张觉得开启了人生的下半场,其苍茫感是20年前那次不能比的。
在机场填了一份表格,向日方表明,这次登陆是自愿的,然后就过关了。
按规定,到了东京要居家隔离14天,但和中国式的隔离不同,下楼活动没人限制。这期间还搬了一次家,向管理部门请示,人家说,没问题啊。
在东京,两个孩子像盐融入海水,只用了半年工夫,就基本能跟上教学进度了。
经常有华人朋友到家里做客,难免问孩子,你们这样的在学校会受歧视、会被霸凌吗?两个孩子异口同声,不可能。甚至调皮地说,日本男孩很“怂”的,不被我们欺负就不错了。
在社区里,总是听得到好多孩子一起玩耍的热闹,都不需要家长陪护。小孩子见到老张热情地打着招呼,他觉得全家人第一次回到真实的生活,尤其他自己。
不过,幸福是孩子的,老张的脚并没落地。身后的大陆,纷纷扰扰又一年,虽是“隔岸观火”,却难免心焦。骑车、登山、打篮球,老张打发着时间,注册的出版公司一纸空白。他不断咨询,想法得不到支持。
2023年6月,老张去东京大学听了几场讲座,秦晖等学者一开讲,发现教室里一下子冒出好几百听众,怎么能说在日华人不读书呢?他想起了“在北大听讲座”,突然就觉得,自己想做的事,还是有“土壤”的。
老张最先得到傅先生的支持,书稿版权优惠,用一些书抵做稿费就好。2023年秋天,老张对自己说,“开始干吧”,东京最小的出版公司,两个月就搞出两本书。老张自我评价说,嗯,效率很高。
老张告诉我,除了这两本,计划中还有四本他中意的书,还在流程中。公司里,“老板”负责设计,其他业务全部交给“吃软饭”(当事人自嘲语)的老张。
为一些高品质的、在大陆出版遇到麻烦的作品,保留原汁原味的简体中文版本,学术的、文学的都可以。这是老张说服作者时的表述,也是他真实的内驱力。
前一段时间老张去了台北,旁观了该地区领导人的产生,此外,他还见了龙应台,希望她无法在大陆出的书,可以留存一份简体中文版。他还在等回复。
老张目前的出版更强调文学价值。不能说,老张是一个多么笃定的人,他也常常怀疑自己能坚持多久。不过他血脉里确实有执拗的部分,比如他的公号就叫“一主义”,他解释,“践行一理,躬身一事,是为一主义”。此外,做出版二十多年,他坚持几个“不”字,不做编的书,不做攒的书,不做跟风的书。
别把我写成只按情怀做事的人,老张对我强调,他也为稻粱谋。比如,他以非常低的价格,承接了傅老师几位学生的习作出版。在大陆,一个书号通常值几万元,在日本,获取了出版资质之后,书号成本,无,事前审查,无。仅有一些设计费和印刷费。
语言是很大的障碍。前一段去印厂,老张与对方用手机Line(类似微信)的翻译功能你一言我一语地沟通。幸好这样的沟通关系里自己是“花钱方”,如果是反过来,肯定没戏了吧。现在,他发现用ChatGPT写商务往来邮件也能解决问题。
他清楚困难有多大,“最初来,带着在东京做出版的雄心壮志。但来了以后你就会发现,一个哑巴加聋子,连人家的边缘市场都进不去。”
他的创业在外人看来真是寒酸,傅老师的书起印1000册,印出来也是一大堆。因为没有库房,印厂送货有很多要求,需要专做纸箱,他不愿多付这些费用,自己租了车拉了两趟,搬运工也是自己。日常推销和书店送货,则是前面描述的肩背手提,他戏称这是“一个小书商的日常”。
带有农耕肤色的老张,这样说起他的满足:“这些书都是我种在土里的土豆。你给它浇水施肥,成熟了,挖出来,把泥巴洗干净,亲自拉到市场上去卖。每一本书都是自己亲手摸过的,每一步都是踏实的,可感的。不像我在国内做出版,面对的只是一个数字,我签个字,这书印10000➕册,都不知道它们的去向。”
老张喜欢一个人说了算的感觉,“在日本做出版,我有掌控感。”
在老张之前,还没有谁打过日本华人图书市场的主意。傅国涌的那套书出版三个月,出货300多套,远远超出那些前辈的预期。当然,也离不开朋友的支持,与老张合租办公室的朋友说,你做的是正事,我要支持,自掏腰包买了5套。另外一个熟悉的大哥,回国之前也买了5本,说要带回国送朋友。老张一再强调,不是为了情怀,他心里是有计算器的,理论上,他已经不会亏了,“再给我半年时间,相信可以运转起来”。
老张很确信地对我说,日本是有这个生态、有这个人群基础的,能否触达,是我能力的问题。这事虽然很小众,如果能有三五百个用户,也就够维持了。傅老师经常鼓励他说,“寻找千人中之一人”。
这个春夏,老张常和别人提到的话题是:我们的力量从哪里来?“我觉得要行动,行动才有力量。”
当然,做这类不被看好的出版之前,老张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大不了十年不挣一分钱,把北京的房子卖掉(可是,北京的房子也不好卖了吧?)。
他说,还有最坏打算之后的准备,就是在日本也待不下去了,就回湖南乡下去——出来之前,老张为妈妈重建了湖南乡下的老房子——实在不行,真的可以回乡种土豆。
老張的讀道社辦公室外景
辦公室一角
新书出炉,和朋友去印刷厂自己运输。
内山书店“新刊话题书”陈列
东方书店陈列,和领导人的书放在一起
东方书店大门上贴了海报
光和书房也贴了海报
肩背手提,小拖车,老張賣書